鲍曼论现代性与大屠杀的选择性亲和

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文明化脉络中对大屠杀事件的分析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对鲍曼而言 ,大屠杀事件是对现代社会的潜在可能性进行的一次罕见而又重要的检测。通过分析大屠杀事件与现代性的选择性亲和关系 ,鲍曼在有力地批驳了西方文明的病因学神话 (etiologicalmyth)的基础上 ,重构了关于现代性自身是一个充满矛盾情感、一个解构与建构相互交织的观点。本文试图从社会学层面上凸显鲍曼关于现代性与大屠杀之间的选择性亲和机制 ,并分析这一机制所开启的思维路径及带来的非意图后果。     

企业责任的道德追问——企业道德责任及建设

企业道德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企业是与＂利益相关者＂携手的经济组织,也是因社会契约缔结而成的法人组织,又是自由意志和行为选择的伦理主体。要进行企业道德责任建设,首先要完善企业责任机制,强化基本道德责任,建立义利共生的伦理决策机制,制定制度化的道德责任规范,强化全方位的责任监督机制。其次要提升企业道德人格,践行积极道德责任,以提升管理者的道德责任感,培养以责任为核心的企业文化。     

"人的自我中心"与"理性"--兼评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

人的自我中心与理性是现代性的两个主要推动力和特征,也是后现代着力批判的对象."人的自我中心"与现代"理性"具有种种复杂关系,这种关系造成了现代理性的种种问题和矛盾.理性只有重新获得德性维度和反省能力,才能在促使人的自我中心的发展之后,与感性和信仰一道,超越人的自我中心.而个人生活的重新社会化同时也是新的生活共同体的建立,则是现代性问题的化解之道.     

道德传统与现代性——中国现代语境中的道德文化问题(英文)

基于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文化语境,本文重新反省了近代百余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道德文化传统的蝉脱与嬗变,以及隐含在这一脱变过程中的中国现代性与中国道德文化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推导并论证了这样一个基本学术判断:即近世中国企图脱出传统道德文化的自由与保守之两分,表明了"传统之后"的中国道德文化陷入了摆脱传统与持守传统的两难纠结,而最终的结果看似已然超乎"传统之外",实则仍然在"传统之中",只不过社会主义新道德以革命性变革的方式,在近代百年的"诸神论战"中脱颖而出,成为现代中国的主流道德文化。然而,她并非超脱于"传统之外"的纯粹异物,而是且只能是中国道德文化传统和中国现代性的新的延展,仍然是漫长、深厚、连贯的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的"变体链"。     

人伦教育:现代性视阈与传统道德资源

现代性的道德后果使人成为了社会关系中的"陌生人或被放逐者",这并非是一种道德进步.人伦缺失的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是教育本质的遗忘.儒家的人伦观给今天的人伦教育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但也具有本身无法克服的理论限度.     

现代性视野中的现代都市文学

现代都市文学的发展与现代性诉求的嬗变具有密切的逻辑关联。以群体意识为核心的前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共同"在场"营造了多元对抗的文化 审美格局,三者的不同矛盾形式与消长的规律,内在地决定了现代都市文学由萌生到分化再到成熟的演变轨迹。     

司马迁与现代性

从现代性的基本内涵出发，以现代人文精神的内在框架为结构，讨论了司马迁与现代人道观、司马迁与现代个人平等观、司马迁与现代自由观、司马迁与现代理性观的异同，从而得出司马迁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结论。即司马迁并不具有现代意识，更不是现代人的先行者，因此在探讨其思想观念的创新性时，应将其与现代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严格区分，并在肯定的前提下看到其历史局限性。     

理性主义与西方现代性危机

理性主义是现代性的最基本原则,由理性主义衍生出现代社会的基本架构,即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的分离;现代人内在的知识冲动和精神冲动,即对本真性的追求;社会实践中的政治冲动,即追求人类的解放、自由和平等.理性主义及其衍生出的这些内容在构建西方现代社会中造成了现代性的危机,最本质的表现为道德和文化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理性主义存在的三种状况是问题产生的最深层原因,这三种状况分别为理性的有限性、理性发展的偏差、理性的僭越.     

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性的总体构成

现代性有感性、理性和反思—超越等三个层面。感性现代性是被解放的享乐欲望 ,理性现代性是理性精神 ,包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反思—超越层面的现代性包括艺术、哲学以及宗教等 ,是对感性现代性和理性现代性的批判。中国现代性的历史 ,存在着感性现代性没有充分发育、理性现代性缺乏科学精神和对个体价值的肯定 ,以及反思—超越的现代性即哲学、审美以及宗教的缺失等根本性的缺陷。这些问题 ,在当前的改革开放中必须解决     

道德:公民的责任

随着自由主义理论被公民资格理论所取代,今天的西方伦理学界关注的热点,也转移到公民的责任方面。其中,公民道德责任是公民资格理论的主要内容。公民道德责任和包含在其中的“公共精神”将是新一轮社会进步和变革的动力,它可能会领跑21世纪的文明重建。本文认为公民道德责任的本质是道德契约。在道德契约中,才能真正建立和实现公民的责任。公民的最重要的道德责任就是通过行善和义务付出来服务社会。     

论公民的道德责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公民的道德责任在构建社会和谐中具有四个方面的重要作用,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基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是增强和谐社会能力的关键;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健康发展的保障.公民的道德责任教育实质就是一种使社会成员成为具有高度责任心的公民价值观教育.为此,在公民的道德责任教育的实践中,应注重发挥主体性、体现自主性、注意层次性,以保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     

现代生产: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现代性根源

研究现代性的生成发展,首先需要探究现代性的根源问题。不同于西方现代性思想家主要从观念、文化和心理层面理解现代性根源的做法,马克思主要是通过现代生产来理解现代性的根源的。因而,"现代生产"便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审视现代性根源问题的一个基本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中,对现代社会的起源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现代生产的形成和确立,现代生产的起源史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的起源史。现代生产不但构成了现代历史的发源地,而且还继续作为主导性因素制约着整个现代社会生活的实际运行过程。当代社会是以消费为中心组织社会生活的,已经步入消费社会阶段;消费社会虽然更为凸显消费逻辑,但仍然是以生产逻辑为根源和基础的。     

纪律与现代性--从韦伯与迪尔凯姆的观点看

自由和纪律是现代性的关键特征,但长期以来有关现代性的讨论,偏向于解放的话语,对纪律化维度重视不够.福柯对纪律社会的谱系学分析,无疑极大地推动了对现代性的纪律化层面的关注.本文以两位经典社会学家即韦伯和迪尔凯姆有关纪律的论述为焦点,分别探讨了他们在纪律与自由关系上的不同观点.韦伯认为,随着以纪律为基础的科层组织在社会生活领域的渗透,现代人将越来越失去自由,成为铁笼中的奴隶;而迪尔凯姆则从人的双重性和有限性出发,强调纪律是解放和自由的工具.其间的差异,既体现了他们理论取向的不同,也是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使然.     

道德教化与职业团体的集体表象——迪尔凯姆对现代性问题的解决方式论析

道德教化是迪尔凯姆对社会分化问题的具体解决方式.他的主要关注点不仅放在了包括社会控制在内的社会整合问题上,而且还放在了职业团体对个人社会化特别是道德教化的重要影响方面.迪尔凯姆非常关注职业团体中那些不成文的并以惯例、习俗和道德信仰等形式存在的感性制度规范在潜移默化中所发挥的制度教化的功能,由于这些感性制度规范是作为社会意识存在的,因此职业团体的道德规范主要是以集体意识的形式出现的.为了达到以道德规范整合社会的目的,就一定要深入研究这种集体意识和与之相关的社会意识.集体意识概念和后来取代它的集体表象概念也由此成为迪尔凯姆现代性问题解决方案中至关重要的核心概念.     

传统道德榜样与现代道德榜样特点之比较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代背景下,传统道德榜样的价值受到了社会的质疑.在摈除了传统道德高标准、轻人格、个人化、主观化、单向性、有限性的弱点,承启了大众化、人格化、实效性、科学化、双向性、无限性的特点后,道德榜样在当代必能体现出它的重要作用.     

贫乏的道德性——现代性道德的症结与出路

在现代人普遍的"疏离感"和"焦虑感"背后,是一种对道德性本身的隐忧.正有感于此,在无序的道德世界表象前,普适伦理和底线道德的呼声不绝于耳,而法则化的道德认知,却愈加使道德背叛生活本身,导致愈趋贫乏的道德和碎片式的道德自我.而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要重新发现道德与生命、生活的内在关联.     

韦伯与现代性问题——新神与旧知的纠缠

现代人直接面对现代性问题:价值统一的失落.马克斯·韦伯在逝世前的两次演讲中重提现代性.现代性问题是启蒙运动以来人的理智化过度发达的结果.理智化发展出了现代科学,科学不关涉人的内在信仰,导致价值领域的"诸神之争";理智化使欲望在政治领域得以正当化,导致人的欲望放纵.最终,两者都指向了现代性的本质--虚无.韦伯以"责任伦理"来应对现代性,把命运交到每个个体手里,让每个人自己承担价值分裂的痛苦.     

现代性与他者

现代性的他者是人为理性秩序的他者;作为人为理性秩序的对立面,他者既呈现出否定性的价值,也蕴涵着一种肯定性的意义和积极的潜能;在现代社会思想、社会理论中,在将"现代性"于总体倾向上当作一种可欲的价值目标和将它首先看作是一种值得反思的经验性"问题"之间,曾有过几度变奏,与此相应,对他者意义的认识也几经变化;对现代性危机的当代反思或将导致"虚假现代性"的终结,带来"真正的解放现代性"的扬帆起航,而解放的现代性则将带来他者的解放.     

现代性视域中的汉语言转向

汉语言言说与“存在”脱节由来已久，它使汉语言说无法触及真正的“存在”。“五·四”白话文运动实现了汉语言由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转变， 并由此拉开了汉语言在本世纪的现代化进程。其中胡适、周氏兄弟对汉语言现代性的提倡最为自觉。然而由于汉语语境中根深蒂固的语言工具论、知识论和主流意识形态对语言品质的侵蚀等原因， 汉语言在二十世纪的现代性进程举步维艰，现代性依然是个未竟的话题     

现代性问题与原创文化研究

“现代化”至今仍然是我们民族的追求和梦想。现代化“一方面仿佛是我们未来命运的宣示 ,另一方面也是我们百年未了的悲情刻写。”① 但是我们对我们自己所追求的东西长久以来都不是很明白的。现代化追求的就是“现代性”(modernity)。虽然西方社会比我们更早地开始了现代化进程 ,更早地意识到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差异 ,但系统地反思什么是“现代性” ,也是晚近才开始的。现代性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综合概念 ,它可以从经济、政治、宗教、艺术、哲学多方面来理解。一般说来 ,“现代化”就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进程 ,而“现代性”这个概念用来标志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及其与传统社会的本质差别。本文并非对于现代性和现代性问题的专门研究 ,而仅是从学界已经做出的研究出发 ,对这一概念择要描述 ,②以资说明原创文化研究为解决现代性问题提供的可能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