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朝贵是桂平瑶族

太平天国官书《天情道理书》中,对太平天国首义诸王的籍贯均有明确记述,唯独对西王萧朝贵的籍贯记载很笼统,说:“西王僻处山隅。”似难下断语。萧朝贵的籍贯,向来有说武宣人,有说桂平人。《李秀成自述》说他“武宜卢陆峒人氏”,《武宣县志》也说“邑(武宣)之东乡花雷人,传说或云桐岭人”,“后移居(桂平)紫荆平隘山与杨秀清比邻。”《桂平县志》也说:“萧朝贵原籍武宣,移居邑(桂平)之宣二里平隘山”。县志说法基本一致。清方的《平定粤匪纪略》也说:“萧朝贵,武宣人,亦家于桂平。”以上记载,均说明萧朝贵祖     

清初巴蜀土著孑遗数量补证——从四个县志的“族姓”资料所见

对于明末清初80余年战乱之后巴蜀（包括今四川省和重庆市）土著孑遗数量学者们多有研究,人口数在50-80万之间是迄今为止该项研究的基本看法。本文依据《云阳县志》、《宣汉县志》、《简阳县志》、《合川县志》“族姓”资料作个案研究,推算出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巴蜀土著孑遗与移民分别占当时巴蜀总人口的58％和42％。但是,对巴蜀土著居民与移民数量的估计仍然绕不开其他研究者所依据的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1723年（雍正元年）巴蜀户口数。     

民国《西昌县志》的编纂及其学术价值

民国时期的《西昌县志》是凉山地区重要的地方旧志,在体例和内容上对清末的几部志书《西昌县志》既有传承又有创新, 该志在地理、食货、产业、政制、教育等志下均有新类目出现,志书体裁和门类设置更加科学合理,体现实用性。此外,民国《西 昌县志》更设“武备志”“兵寇志”“夷族志”,这与西昌所处地理与政治环境相关,也与修志者对于战争、少数民族的重视程度有 关。由此反映出民国《西昌县志》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真实地展现了清末至民国年间的西昌社会经济 状况和社会历史变迁,是研究西昌以及凉山彝族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章学诚档案学思想初探

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祖籍会稽(今绍兴)人,生于乾隆三年(1738年),卒于嘉庆六年(1801年).其祖父章如田璋“望于乡党,尤嗜史学”父章镳,乾隆七年进士,先后主讲天门、应城等书院.章学诚自幼有志于史学,自以为:“丈夫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他一生没有固定职业,先学文于朱筠,后事梁国治,又事华沅,终生为人幕僚.四十一岁时即乾隆四十二年成进士,又“自以迂疏,不敢入仕”.乾隆五十二年清庭吏部授其知县,时年五十岁,他又怕荒废史业而未就职.章学诚为史志之业,耗尽毕生精力,但生活穷困不堪,颠倒狼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三十年来,苦饥谋食,辄籍笔墨为生,往往为人撰述状志谱牒,辄叹寒女代人作嫁衣裳.而自身不获一试时服”.困顿动荡的生活并没有改变他崇尚史志事业的信心,虽“江湖疲于奔走”,却“能撰著于车尘马足之间”.他二十七岁时就随父参修《天门县志》.此后,陆续主修或参修的志书有《和州志》、《永清县志》、《大名县志》、《毫州志》、《麻城县志》、《石首县志》、《常德县志》、《荆州府志》、《广济县志》和《湖北通志》,并著有《方志辨体》、《方志立三书议》、《修志十议》、《记与戴东原论修志》、《州县请立志科议     

道光《重修金县志》研究

道光《重修金县志》是甘肃榆中县现存第一部纲目体地方志。纂修始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成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纂修者恩福时任金县知县,满洲镶黄旗举人,对康熙《金县志》纂修上的问题,认识深刻、直切要害。为革除《金县志》“因陋就简,粗略残缺殊多”的弊病,纂修出了一部有裨于治理、教化、存文的优质志书。体例方面,《重修金县志》沿袭道光十三年《兰州府志》纲目体,扩充条目,细化类别,增强志书结构的逻辑性、系统性;内容方面,《重修金县志》以《金县志》《兰州府志》“金县”条资料为基底,大量增补新资料,包括实地搜采的一手资料和辑录自他书文献的金县资料。     

明嘉靖版《宁德县志》随劄

今日所能见到最早的《宁德县志》刊本为嘉靖十七年(1538)版.明嘉靖时有54个县,早于嘉靖十七年的县志只有13种.自嘉靖丙辰(1556)迄癸亥(1563)八年间,“倭寇”四次以上攻陷宁德县城,县志板毁书亡,万历版《宁德县志序》已称“迨遭辛酉之变而是刻悉付祝融氏矣”.实际上,整个闽东包括古田、福安、连江、罗源以至福清、永泰、闽清诸县都没有留下嘉靖版县志,明版宁德志居然能被宁波天一阁保存至今,实在非常难得.但此志椠刻比较粗糙,漫漶缺损之处颇多,幸有同年刊刻的《福宁州志》残本可以取校.     

史定何时任南越国揭阳县令

清《揭阳县志》载 :“史定 ,秦时人 ,仕南越 ,为揭阳令。元鼎六年 ,汉兵下番禺 ,定决计属汉 ,武帝嘉之 ,封安道侯 ,邑六百户 ,子当时袭侯爵 ,子孙遂家于揭阳 ,祀名宦。”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第五十三》载 :“苍梧王赵光者 ,越王同姓 ,闻汉兵至 ,及越揭阳令定属汉。”从《揭阳县志》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 ,史定在元鼎六年 (公元前 1 1 1年 )以前 ,已经是揭阳县令了 ,但具体的时间不明 ;而据《史记》的记载 ,也能知道史定在“楼船将军杨仆进入南越地时 (元鼎六年即公元前 1 1 1年冬 )已是揭阳令”了。那么 ,史定到底何时任南越国的揭阳县令 ?…     

明清成都府县志的编纂群体简

自魏晋南北朝至清,成都地方志的发展经历了地记、图经到方志的演变过程。宋代成都的修志活动日趋频繁,六修成都志。及至明清,成都府县志保存下来的有四部：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康熙《四川成都府志》、嘉庆《成都县志》和同治《重修成都县志》。本文利用四部成都方志所载“纂修姓名”对明清成都府县志修志人员的职责和分工及其修志经费来源进行了分析考证。     

孙子里籍考

清代乾嘉年间的著名考据家孙星衍在《孙子兵法·序》中说:“吾家出乐安,真孙子之后。”孙星衍自称是孙子的后代,照孙星衍的说法,孙子故里在今山东省广饶县,因为孙星衍原籍乐安,就是现在的广饶。 对于孙子的里籍,民国七年(1918)修的《乐安县志·人物志》也说:“孙子,各书谓武,齐人,而田氏祖属,祖书以功赐姓,食采乐安。此地以乐安名而见于载籍之最古者,事尤前于汉之以乐安名国名郡,则元(应为金)之用以名今县(按:当时“乐安”县已改“广饶”县,但《县志》内容,下限仍在未改之前)所属或亦有因。推是,则武或邑人。”这里说:“武或邑人”,虽然比较谨慎,但在整个民国时期,对此问题,除“广饶说”之外,别无他论。     

浅析清末民初东台县礼俗变迁

民国时期,东台县的礼俗内容产生了诸多变化,这种变化被东台县的地方士人袁承业记述在民国十年所编纂的《东台县志》中。从嘉庆二十二年周右所编纂的《东台县志》到民国十年袁承业撰写的《东台县志》,两部县志相隔百年,国家也从清朝进入民国,“袁志”中礼俗的内容在形式上发生新变化,但却与“旧志”所蕴含的秩序意识一脉相承,而作为参与县志修纂的地方士人,仍然寄希望利用这种传承百年的秩序意识去维护地方社会的稳定。而这种“新旧交融”的现象亦是民国初年社会变革的缩影。     

从民俗文化看水族的源流

水族是我们伟大祖国的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根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共有二十八万六千四百八十七人,分布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的三都水族自治县和荔波、都匀、独山三县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境内的榕江、麻江、黎平、凯里等县,以及广西境内的南丹、环江、河池、宜山等县。关于水族的源流,说法较多,有“1、由江西、湖南、湖北等迁来之说;2、由广东、广西等省迁来之说。”有“1、江南迁来之说;2、殷人后裔之说;3、西南番龙氏后裔之说;4、土著民族之说。”有“夜郎僚人的一支”之说等等。     

杨芳

杨芳,字城村,土家族,系四川省秀山县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生于清朝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卒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据《清史稿》、《秀山县志》及《松桃厅志》记载,杨芳幼时天智过人,勤奋好学,“读书通大义”、“为文浩养充沛”、“有干略”。他十六岁从军,奋勇果敢,在军中“鸡鸣起舞,夜读深思”,善长文墨,爱好诗、对、散文等,他一生著作不少,著名的代表作有《平平录》十卷,《征西笔记》二卷,《果勇候年     

《冬日归旧山》确为李白所作

《冬日归旧山》一诗,最早被搜录在《文苑英华》(以下简称“英华”)中,《彰明县志》也有记载。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却认为“英华”所录李白“五言《雨后望月》一首,《对雨》一首,《望夫石》一首,《冬日归旧山》一首,皆晚唐之语。”对前三首,笔者不打算涉及,这里仅就《冬日归旧山》为李白一辩。     

铁锁何处沉江底?——黄石地区名胜古迹考辩之三(兼谈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为鄂西作)

黄石市郊临江有座峭耸壁立的西塞山,长期以来,人们多以之为西晋伐吴、使吴国“千寻铁锁”沉江一役之地,又以为唐朝刘禹锡《西塞山怀古》诗所咏即此。如《湖北通志》(1921年刊本)在《舆地志·山川》之“大冶西塞山”条下,即引刘禹锡诗,又明清两代修撰之《大冶县志》,亦引刘禹锡诗,并将山列为“大冶八景”之一,名曰     

对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优良传统之管见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尤其是在我国古代几千年自然经济状态下,家庭不仅是一个生活单位,也是一个生产单位,它同整个社会有密切的联系。我们的古人深深懂得这个道理,并严肃地指出治国必先齐家,重视家庭教育,调整家庭内部的关系,从而推及到调整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关系。 《周易·家人》说:“家人,利女贞。”《易辞》解释说:“……正家而天下定矣。”     

乾隆时漕粮宽免的原因及其作用

本人已经撰文叙述了乾隆时漕粮的宽免情况,那么,此宽免是何原因引起的呢?在当时有什么作用呢?本文试粗略地谈谈这两个问题。一大家知道,清代社会进入乾隆时期,米价腾贵渐至成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光绪《武昌县志》卷二十一《人物·义行》周世荣传载:“(武昌)乾隆八年以后,米谷数腾贵”。杨锡钹《遵旨陈米贵之由疏》中有曰:“臣生长乡村,世勤耕作,见康熙年间稻谷登场之时,每石不过二、三钱。今(按指乾隆十三年)则必须五、六钱,无复三、四钱之价”,杨氏所言应是指其老     

阿英与盐阜地方志

上海沦陷后,阿英率领全家来苏北,在艰苦的环境中,写《敌后日记》(下称“日记”),《盐阜民族英雄传》。这两种历史资料对我们编写地方志启示颇多。现结合本人修志实践,谈点看法。一、治学严谨,刻苦钻研。阿老博学多才,笔法颇佳,仍治学严谨,勤学好问,多次走访编纂《阜宁新县志》的庞友兰、续修《盐城县志》的胡启东等知名人士,并为总纂清·光绪《盐城县志》的陈玉澍立     

费密《任瀚传》辨误二则

近来笔者在袁凤孙《嘉靖南充县志》中,发现清代著名学者蜀人费密为“嘉靖八才子”、“西蜀四大家”之一的任瀚所作传,但传中错误有二,详见下:其一,费密《任瀚传》称:“癸巳(嘉靖十二年),天子遴才,改春坊司直,兼检讨。”而《明史·任瀚传》则为:“十八年,简宫僚,改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检讨。”孰是孰非?按,嘉靖十二年,任瀚确同唐顺之等同被吏部推翰林编修,但被“报罢”。《明世宗实录》卷一五二记此事甚详,“先是,上以翰林侍从人少,诏吏部博采方正有学术,为众望所归者充其选,于是部臣疏顺之等十人名上。诏七人改补如拟,其报罢三人者,任瀚、…     

“骊山徒人奴产子”断句辨析

《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有这样一段资料:“秦令少府章邯免郦山徒人奴产子,悉发以击楚。”《汉书》卷三一《陈胜传》也有这一段资料,文字基本相同,只是“郦”作“骊”,“楚”字后多一个“军”字。在这一段文字中,“骊山徒人奴产子”的“人”字,究竟应该上读还是下读,是读作“骊山徒人、奴产子”,还是读作“骊山徒,人奴产子”,历来意见不一。《汉书·陈胜传》在“骊山徒人奴产子”下,注引服虔曰:“家人之产奴也。”师古曰:“奴产子犹今人云家生奴也。”《史记·陈涉世家》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订误(十四则)

1.万历《定襄县志》八卷《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以下简称《联目》)著录:“(明)安嘉士修,刘绍先纂;王立爱增修,刘国治增纂。明万历七年(1579)修,四十四年(1616)增修刻本。”按:此著录有二误: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