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印太”愿景的演变、特点及制约因素

印度对“印太”概念的讨论和实践经历了初步接受、积极融入、回调构建和主动塑造等四个阶段的变化,以发展更贴合印度利益的“印太”愿景。当前莫迪政府对外政策的本质特征在于强调印度已成为世界大国,外交重点是与其他大国之间外交互动以及保持大国竞争的平衡等三个方面,其外交实践具备强调与中国战略竞争、加强印美战略合作、推动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化和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等四个主要特点。莫迪政府在发展和实践“印太”愿景方面的举措颇多并取得一定成果,不过莫迪政府外交政策仍受到国内国际因素的制约。国内因素方面,国民志愿服务团等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制约印度改善国内投资和经商环境;印度自身实力不足,制造业经过多年发展却呈现萎缩态势,这些因素限制了印度参与“印太”地缘合作的成效。国际因素方面,拜登政府持续的“美国优先”实践和“印太”复杂地缘政治态势限制了印度的策略选择,使得印度在总体战略向美国靠拢的情况下,与美国的关系发展仍然存在竞争与合作的两面性。当前印度是区域内主要国家中唯一同时参与多个有竞争关系的重要多边平台,中印之间发展理性务实合作将帮助域内国家在塑造地区秩序的进程中形成更大的合力。     

解读印度经济的崛起

20 0 3年第三和第四季度 ,印度国内总产值增长率分别达到 8.4%和 8.9% ,引起世界广泛的瞩目。始于 90年代初的改革 ,为印度经济的蓄势待发奠定了基础。印度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崛起 ,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详尽分析了印度经济目前强劲的发展态势 ,并就印度经济仍然存在的问题、印度经济何时崛起及意义、印度经济崛起对中国与世界的影响等提出了独到的看法。     

从新工业政策看印度90年代经济政策走势

印度独立45年来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印度工业政策是印度经济政策的核心,印度经济政策的调整主要体现在工业政策的调整上,而工业政策的调整则是印度经济政策调整、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标志。因此,研究拉奥政府1991年7月24日出台的新工业政策声明,可以探索印度90年代经济政策的走势,至少可为研究印度90年代经济政策的发展趋势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     

“欲抑先扬”——“欧洲复兴计划”与战后美国外交战略的嬗变

“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也称“马歇尔计划”）是冷战初期美国实施对苏遏制战略的重要一环。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援助达到恢复西欧各国经济、确立日后美国在欧洲事务中主导话语权的目的。战后初期的美国政府决意实施先行扶植欧洲,再遏制苏联的外交大战略,即采用“欧洲优先”的外交思路完善冷战初期大国竞争之战略储备。美国政府颁布《对外援助法案》（Foreign Assistance Act）,即“欧洲复兴计划”正式实施75周年（1948—2023）之际,对于战后初期美国对欧政策的深入探讨,可以准确地勾勒出杜鲁门政府外交决策者们的思维轨迹,更好地理解美国冷战政策形成之深层原因,以及美国当代“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的政策取向。     

关于印度在“阿鲁纳恰尔邦”推行新边境政策的个案研究

印度自1988年开始推行新边境政策，出于对国家安全和地区经济融合的考虑，印度政府于1999年将该政策推行至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该政策的实施重点是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设施的建设及优先发展贸易和旅游业。由于各种原因，新边境政策在该地区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     

海外移民与母国的经济联系：以印度为例

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海外移民一直就与母国保持着紧密的经济联系,而印度拥有2500万海外印度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海外移民与印度的经济联系尤为突出.海外印度人是印度崛起的重要海外力量,是印度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外印度人之所以与印度能保持紧密的经济联系,既有印度政府的政策因素也有非政策因素的积极推动.     

我国新一轮经济周期态势与宏观调控取向

我国经济从2003年开始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周期。本轮经济周期具有“软扩张”的基本特征,经济增长“软着陆”后形成和积累的增长持续性和稳定性将继续得以保持和加强。经济周期波动模式将由“软着陆”周期中的“峰前谷后”转变为“软扩张”周期中的“谷前峰后”,从而出现两个非对称性对应和匹配的经济周期模式。在我国新一轮经济周期中,宏观经济调控既要注重全局稳定性和长期平稳性,保持持续快速稳定的经济增长,又要强调经济局部调控的平衡性和短期有效性,防止经济出现“过热”或者“刹车”现象,此时应该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应用,并注重总需求管理和总供给管理政策的有机结合。     

构建政府主导型海外投资模式的策略思考

构建我国海外投资模式是适应国内和世界经济形式变化的需要。我国现已具备了较强的竞争优势,具有了发展海外直接投资的可行性。依据“公共经济理论”和“公共政策理论”构建政府主导型海外投资模式已成为促进我国海外投资的必然选择。具体策略是:确立政府扶持性政策取向,为企业开拓“走出去”的广阔空间;确立政府服务性政策体系,挖掘企业海外投资的比较优势;综合运用政策工具,引导海外投资企业实现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     

大国身份叙事重塑与印度的新“全球南方”外交

俄乌冲突爆发后,开拓“全球南方”新议程成为印度外交的新抓手。莫迪政府之所以会“重新找回全球南方”,不是要回到“动员南方对抗西方”的旧模式,而是为了服务其大国战略转型。在历史化的“全球南方”中,印度作为地缘中心、文明中心的历史地位不仅形塑了其“全球南方”身份,也建构了印度独立以来的不结盟外交传统。但莫迪上台后打破这一传统外交框架,将“领导型大国”“西南大国”和“全球南方领导者”打造为新的身份叙事,加速推进印度大国战略。“全球南方”的作用因此被重新定位。政策取向上,印度的新“全球南方”外交主要表现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强化以印度教文化为基础的软实力外交,倡导改革多边主义,以及联合西方对华进行“全球南方领导者”的地位竞争。尽管现有的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印度,但莫迪政府过分追求大国地位而虚化“全球南方”身份,将“全球南方”工具化,使之服务于自身的短期收益和地缘政治博弈,势必会受到多方制约。当前,需警惕西方利用印度追求大国地位的急切心理,操弄“全球南方”议程,激化中印竞争,加剧“全球南方”陷入集团政治困境的风险。     

角色适配与莫迪政府“多向结盟”外交的行为逻辑

自莫迪担任总理以来，印度明确以“领导大国”的角色定位推行“多向结盟”的外交实践：一方面作为新兴大国倡导“改革的多边主义”，另一方面作为“民主大国”与美西方国家开展价值观外交。莫迪政府的“多向结盟”外交体现了印度在外交中呈现的多重角色及行为取向。本文构建了基于角色适配的分析框架，即国家的内部角色定位与国际角色规范之间的相符程度，将决定国家外交行为的具体取向和策略。通过对印度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和“四方安全对话”中的角色适配进行案例分析，发现现阶段印度与所扮演的角色都具有一定的适配性，能在多个机制中保持有限度的参与，寻求合作的同时又持有犹疑的立场。因此，莫迪政府“多向结盟”外交的实质是通过扮演不同的角色穿梭于不同力量之间，采取平衡和灵活的参与策略来实现印度大国崛起的最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