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日贸易与海上丝绸之路

两宋时期,我国对日贸易不仅肩负着商品流通的使命,也进行着文化传递,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宋朝商船将搭乘船只的中国商人、僧侣、工匠、医者等送入日本,更有部分人士定居当地,为日本的社会文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整个宋代319年的历史中,北方、西面少数民族势力突起,常年战事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迫中断。但是,造船术的改进、航海术的提高、手工业的发达带动了海上贸易渠道的发展,成就了海上丝绸之路。     

比较视野下的鲁粤商人与近代东亚贸易圈

在近代东亚地区的俄罗斯、朝鲜和日本,鲁商和粤商是侨商中极为活跃的两大商帮。两大商帮的海外经营与华人的海外移民互为表里,在地缘、乡缘关系的基础上,其跨国商贸经营活动构筑起一南一北两大区域贸易网络。鲁粤商人在东亚三国商贸活动中的角色和功能有所不同,其经营方式既有若干共性,又因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随着资本和经验的积累,鲁粤商人在异国市场具备了一定的竞争实力,他们经营活动所形成的商业网络,在若干商贸领域取得了优势,并对近代东亚贸易圈的构筑起了重要的作用。     

朱纨事件与东亚海上贸易体系的形成

明代中后期东亚海上贸易有四种主导势力:明朝政府、中国私人海商、日本人和葡萄牙人,彼此之间的激烈竞争,其实质乃是新旧贸易体制之间的斗争。朱纨事件的发生,与此一历史背景紧密相连,对当时东亚海域各种势力的消长及其活动,对葡萄牙人占据澳门以及早期东亚海上贸易体系的形成,都发挥了较大的历史影响。     

浅析清政府对塔城火烧贸易圈事件的处理

18 5 5年七月十四日夜 (按 :为行文方便 ,本文日期一律使用农历 ) ,位处中国西北边疆的新疆塔尔巴哈台人民放火焚烧了俄国贸易圈 ,这就是震惊西北的塔城火烧贸易圈事件。事发后 ,清政府采取息事宁人的方针 ,最终于 185 8年同沙俄签订《塔尔巴哈台议定补贴条约》,答应重修被焚的俄国贸易圈 ,并以“补贴”名义赔偿俄商损失 135 6 82两 (以武彝茶5 5 0 0箱折抵 )。对于这一事件 ,在诸多有关中俄关系史的论著中都有所叙述 ,但专门的论著尚不多见 ,当中仍有不少细节有待进一步考证。而且一般的论著都是从沙俄怎样侵略、欺凌中国这一角度来描述的 …     

论十至十四世纪中韩海上丝绸之路与东亚海域交涉网络的形成

十到十四世纪的高丽时代,是中韩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演变的重要时期,中韩海上丝绸之路大体经历了形成、发展和演变等阶段,中韩海上航线先后经过北部渤海湾山东半岛的登州(今山东蓬莱)至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航线和由明州(今浙江宁波)至高丽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航线的变迁。中韩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演变,促进了中日韩三国一系列港口群的出现和区域贸易网络的形成,并成为东亚中日韩三国与东南亚乃至西亚、非洲、欧洲海洋交涉网络形成的基础。     

联系福建与拉美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

1565年,西班牙殖民者开辟了自菲律宾马尼拉至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贸易航线,把墨西哥银元载运到马尼拉,换取由福建商船载运到马尼拉的中国丝绸等商品。这条航线人们普遍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它前后维持长达两个半世纪,为世界航海史上持续时间最长且经历最多艰难险阻的航线之一,它促进了拉美社会的繁荣与发展。     

上海、帝国交易与市场秩序：“亚洲交易圈”理论的新实证——评古田和子《上海网络与近代东亚——19世纪后半期东亚的贸易与交流》

历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使得近代史的面貌被表述为一系列民族国家的不同形成过程。在此期间,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被视为“冲击者”,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社会被看作因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而被迫现代化的“反应者”。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香料贸易的合伙制经营考察

宋代海商在从事海上丝绸之路香料贸易过程中,出于抵御和分担海外贸易风险、筹集贸易资本或合作经营的需要,实行贸易合伙制经营,大体上分为合本经营、委托经营、结伴经营等经营方式。其中,合本经营可以实现贸易资本合作,激发民间资本活力,筹集巨额贸易资本,促进贸易规模不断壮大;委托经营使贸易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实现分离,经营者自主决策经营,参与利润分配,从而形成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极大提高贸易效益;结伴经营即诸多小海商租赁舱位,结伴同行经营,但作为一个庞大商人群体,也极大拓展了贸易规模。合伙制经营这一有效的制度安排,成为宋代海上丝绸之路香料贸易能够繁荣发展的关键性内在制度因素之一。宋代海商在合伙制经营上虽与阿拉伯商人有着相似性,但并非是受其影响,主要还是自身发展逻辑所致。     

东亚生产网络内分工格局的稳定性——基于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分析

东亚生产网络是一个包含众多经济体和跨国公司,涉及大量价值链和充分体现区域内差异性的国际分工体系,而将这一网络内各个节点联结起来的是迅速增长的零部件贸易。以产品内分工为基础的东亚生产网络的发展,使得区域内的分工格局更加稳定,并且增强了网络内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稳定的国际分工格局为我国进一步发展制造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内需对外需的替代,否则就极易生产出既没有外需又没有内需的产品。     

"后雁形模式"与东亚贸易结构的变化

东亚贸易在雁行模式的带领下取得了飞速的发展,然而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贸易增长模式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东亚区域内贸易的快速发展。本文在考察东亚区域内贸易发展概况的基础上,从产业的角度分析了东亚发展的新模式——后雁行模式。同时,对后雁行模式发展存在的问题加以分析,并提出了应对策略。     

中国在东亚经济中地位的提升:基于贸易动向的考察

本文考察近20多年来东亚贸易发展后指出,中国经济崛起尤其是对外贸易的强劲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东亚原有的贸易格局,东亚地区正在形成一个以中国为枢纽的新“三角贸易”模式。未来发展,中国有可能逐步取代日本成为东亚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推动者。     

日本钓鱼岛“国有化”危机对中日双边贸易的冲击——基于贸易二元边际的实证研究

中日经贸关系在日本钓鱼岛"国有化"事件后受到严重影响。按照全部产品、消费品和中间产品的分类,利用月度数据分解测度中日两国贸易变化的贸易深度边际和广度边际,可以发现,"钓鱼岛"事件在日本对华出口方面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中国对日出口影响较小,中国对日的消费品出口所受到的负面影响要小于日本对华消费品出口,日本对华中间产品出口受到的影响要小于其消费品出口,而中国对日中间产品出口受到的影响要超过其消费品出口。日本对华出口下降主要来自贸易深度边际,消费品出口急剧下降影响最大的是贸易深度边际的数量效应,产品退出效应也很显著。研究显示,如果双边政治关系不改善,那么日本对华出口贸易将很难恢复,此外,中日两国通过东亚生产网络的贸易往来受到冲击相对较小,具有相当的稳定性。     

京商郑世泰与李朝贡使的会同馆贸易——兼论17至18世纪中叶东亚三国的贸易

前近代东亚地区存在着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封贡体制,这种体制下不仅在政治、文化上有共同性,在经贸上也有着密切关联性。文章以京商郑世泰与李朝贡使在京城会同馆贸易盛衰实态为个案,探讨了17世纪初至18世纪中叶,中朝日三国形成的东亚贸易网络中,北京会同馆中朝贸易和东莱倭馆日朝贸易互为前提,相互关联性,进而揭示17世纪至18世纪中叶以降东亚三国贸易的变迁。     

清末民初直隶中部的“市镇交易圈”——以晋商的多地赶会为视角的考察

清末民初时期,包括二三月份举行庙会的位伯镇、三四月份举行庙会的鄚州镇、五六月份举行庙会的辛集镇在内,直隶中部的同层次、同类型的若干市镇之间存在着商业联系。本文以晋商万聚恒等夏布庄为代表的专业商人,多地赶会的销售方式进行考察,发现其间的商业联系影响到了直隶若干市镇之间“交易圈”的形成。这种横向的联系表现为市镇庙会的交易时间相继、交易空间相近、交易主体相似,以及在大宗商品的流通、购销资金的调拨、商业信用的结算等方面的整体性。这种协同性和整体性反映出直隶商业的地方特色——“市镇交易圈”。并且在政治因素的干扰下,“市镇交易圈”及其庙会市场的交易习惯也凸显了其自身的稳定性。     

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再评郭克莎先生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关于我国外贸如何转型发展,郭克莎等学者认为我国外贸应该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并以大量案例来作为佐证。然而,我国外贸到底何去何从,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否一定适应我国外贸发展实际,笔者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约束条件、实施效果及政治经济学视角对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了重新评价,得出结论:战略性贸易政策不应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主要理论依据。我国的外贸发展战略应该是:以比较优势战略为主,以战略性贸易政策为辅,关键在于技术创新,重点在于产业创新。     

垂直专业化分工、外部需求与东亚区域内贸易扩张——基于中国数据的面板协整分析

近20年来东亚区域内贸易扩张的速度超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由于东亚至今仍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一体化组织,所以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理论不能够解释其内部贸易的扩张.垂直专业化分工理论为解释东亚非制度性的区域内贸易扩张提供了依据,而外部需求的增加是东亚区域内贸易扩张的最终动力.本文以1995-2006年中国从东亚各国/地区的进口贸易为考察对象,将生产非一体化指数(VDI)代替垂直专业化指数,用美国来自东亚各国/地区进口份额的变化代表外部需求,采用联合国统计司的BEC数据,运用面板协整的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东亚区域内贸易扩张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验证了东亚区域内贸易的扩张来自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外部需求的增加.     

试析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勃兴的内在经济动因——兼论两宋经济结构变迁与三大文明竞争格局形成

宋代海上丝路贸易勃兴和社会经济结构变迁是双向互动的历史过程。宋代"南重北轻"的经济格局、雄厚的制造实力以及领先世界的造船与航海技术为海上丝路的繁盛提供了物质支撑和内在动力。与海上丝路联系紧密的工商业文明在江南及东南地区茁壮成长,改变了10-13世纪中国不同文明的竞争格局:原来中原农耕文明与周边游牧文明之间的两强之争变为工商业文明、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的三足鼎立。不同文明间的诸种竞争张力显示历史演进处于一个分叉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