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亚儒学的创造性诠释

东亚儒学与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密切相关。东亚儒学因经典诠释而存在、发展,并基于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的诠释而逐步得以建构,形成一种跨时代、跨区域的儒学新形态。与中国传统经学不同,东亚儒学对儒家经典采取了一种区别于“解经学”注疏传统的创造性诠释态度,东亚儒者解经的关注点不是儒家经典的注解疏证、字句训诂、语义解读,而是对经典意义的阐扬发挥,即在诠释的视域融合中开显经典的时代意义,让经典对着现在言说。就此而言,东亚儒者的经典解读具有鲜明的创造性诠释特点。东亚儒学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通过辩证调适东亚儒者对经典诠释所遭遇到的两种张力——存在于儒家价值理念的普遍性与在地化诠释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存在于东亚儒者的“政治身份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实现,其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的可能性,则系于东亚儒者对哲学诠释学“视域融合”原则的具体实践。     

儒学的反思与吸收西方文化

<正>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而儒学与现代化问题,只不过是这个大问题的一部分;但是由于这一部分的极其重要性,而在时代课题中占有特殊的位置罢了.人们关心,在现代化过程中,儒学是否发挥、又如何发挥作用?它能否顺应潮流,在现代化进程中求得自身的发展,以至在未来世界文化的总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一种意见予以肯定的回答,不仅断言儒学自身存在着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能顺应并促进现代化:而且展望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预料未来将建立起一种"以儒学为根的哲学的人学."在多元化的背景下,     

现代儒商及其仁义之道

“现代儒商”的管理精神,可以从传统儒学和古代儒商的文化资源中挖掘,但必须加以现代化的诠释,使之更加适应现代管理者的实际需要.众所周知,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仁义之道”.对此,以往人们只是从安身立命、待人处世的伦理层面去理解.其实,我们从现代管理的角度去诠释,就会发现,“仁义之道”不仅是伦理之道,而且也是管理之道;它不仅有助于一般人士安身立命,而且有助于工商界人士驰骋商场.笔者认为,“仁义之道”作为一种管理之道,一种管理精神,包含着“仁之道”——“正己安人” 的管理思想、“义之道”——“义以生利” 的经营理念、“义(宜)之道”———“执经达权”的领导方法.     

在社会、文化、人领域定位——哲学的意义与哲学家的使命

当前,在我国恐怕很难有比哲学理论和哲学界更尴尬的学科和领域。哲学理论倍受冷落,哲学研究无人问津。于是有了一种几成定论的舆论:哲学无用。 事实果真如此吗? 放眼世界,回顾历史,与此恰成鲜明对照。 每四年举行一届的世界哲学大会都在世界上产生着广泛的影响。而之所以产生广泛的影响,就是因为每次哲学大会的主题都关涉到我们时代人类面临的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人与技术”、“人与环境”、“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人类的困境与前景”、“全球性问题及其解决”。哲学不再以黑格尔晦涩的概念隐含着时代问题,而是直接关注着时代最迫切的问题,是20世纪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     

寻求合理性的时代——兼论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

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时代精神”,因而也必然会有不同形态的哲学,这就是哲学的时代化,而对于我们所处的这个现时代来说,哲学的时代化也就是哲学的现代化。 “哲学的现代化”是时代的呼唤。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都将导致哲学理论体系的更新,这是一种作为必然性发生的过程。当哲学家们走出传统哲学的书斋时,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完全变化了的世界。这个世界用自己特有的头脑进行思维,它     

孔子的方法学——从本体诠释学模式研究孔子哲学

探索“建构性的后现代哲学”,必先摆脱从前哲学所构作的一些基本框架,以新的方法、新的思路来思考。从中国哲学的思维特质看,本体论与方法学却是可以同时并存,而成为一体的两面。孔子所论的仁,本身是人性的本体,但也是一自动自发地实现自身价值的方法,仁之“方”有方法的意思,是“由本体衍生方法”,再“由方法去揭示本体,诠释本体”,寻求诠释学和方法学的汇合。一切德行,都是“实然”世界的实践,要求将实然带向“应然”。而仁则是一切应然的潜能,为应然价值的本体,我们可称之为“本然”的价值。这本体是一切德行的整体,也是其所以可能的条件。仁作为“一个像样的人”之要求,是需要“使人化为人”的“过程”,使仁体得以全幅实现,达至理想的人格。从对方法的描述,到方法论的反省,是两层的反省,这方法首先是一反省自己的方法,进而对这反省本身再加以反省,为方法论的反省,这是中国哲学最早的诠释学思维。儒学这方法和方法论的特色,是一相关互动的方法,一是由反省自己之仁以诠释他人,另一是反省他人之仁以启发和诠释自己。总结仁的概念,一面是作为潜质的本体,另一面是将之实现的过程,要求用各种修养的方法和德行的实践,去使仁体显露。这构成“仁”哲学之三方面:作为潜质的本体,将之实现的过程和方法,及作为全     

经世关怀下的晚清学术危机——何如璋《管子析疑》的思想史意义

《管子析疑》应对的是晚清一个根本性的时代焦虑：新的时局要求学术与现实有更密切的联系,作为学术核心的经学却无法引领整个传统学术来应对。何如璋通过重新诠释管子,意在援入其学来补充以儒学为主体的治术;而在此过程中,他却无意间建筑了一种脱离儒学正统的意义架构,在应对现实时局和整合思想资源上,管子都获得了比经和儒家更加优越的地位。尽管何氏表面上仍以儒学为诠释管子的参照标准,实际上却已暗含着将儒学拉下中心地位的义理倾向,这种倾向在“君学”、“专制”等受西学影响的观念大规模冲击中国之前便已萌发。张之洞感觉到“光绪以来,学人尤喜治周秦诸子”的兴趣有脱离经义的危险,以至于需要疾呼“宗经”。《管子析疑》或即这方面的一个微妙个案。     

现代化的实现与价值观的转变

纵观各国现代化进程 ,可见一种“相伴现象” :现代化的实现 ,伴随着价值观的转变。也就是说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崛起、繁荣和发达 ,伴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 ,思想的解放 ,观念的更新 ,价值观的转变。伴随现代化过程价值观要实现“五个转变” :一、从“尊神”价值观转向“尊人”价值观　　人的问题一直是各国现代化哲学的重要课题之一。为了把日本建设成现代资产阶级国家 ,明治时代的哲学家们一方面研究和介绍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政治理论 ,借助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论”和“自由、平等、博爱”的学说 ,批判封建的“人神合一”的天皇制 ,强…     

儒家思想现代诠释的路径选择与当代中国哲学的重建

儒家思想现代诠释的路径选择,应当充分考虑儒家思想自身的发展历史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戴震关于宋明新儒学所实现的儒学哲理化进程及其反社会效应的批判表明,儒家思想的哲学化诠释路径不利于作为修己治人学问的儒家思想的健康发展及其社会功能的实现和确证.现代新儒学对于宋明新儒学的路径依赖,使得儒家思想与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渐行渐远.儒家思想现代诠释的另一种路径选择,就是学问化.学问化路径较之哲学化路径更能有效地实现和确证儒家思想的特质.在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者间良性互动、综合创新诠释范式指导下的学问化路径,有利于儒学的思想特质和元典精神的呈现,有利于作为修己治人学问的儒家思想作用于当代中国社会,有利于当代形态的中国哲学的重建.     

论儒家哲学的“外在超越”

当代新儒家把儒家哲学与基督教加以比较后认定，宗教精神是一种“外在的超越”传统，而儒学只是一个“内在的超越”传统。如果从儒学与宗教之异同的大致区分来看，这种说法基本上是可取的。但是如果我们就此承认儒家哲学只是内在超越而否认它的外在超越，即儒学所发散着的浓烈的宗教意志和信仰意识，那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儒家哲学作为民族精神的生生不息的永恒价值。就儒家哲学的实质即核心内容看，它仍然分成两个层次，即以合性为主体的自我超越和由心推物、及世的世俗的超越。前一种超越由它的必胜之学昭示出来，后一种超越则由其天命观和社…     

续牟宗三时代:新儒学的继承与开展——第四届当代新儒学学术会议侧记

一、“牟宗三”在继续1995年4月12日.当代新儒学大宗师牟宗三先生鹤驾西归.在当代新儒家前二代中.牟宗三先生是最后去世的一位代表人物,无疑还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牟先生之后,当代新儒学的发展,究竟是“后牟宗三时代”.还是“续牟宗三时代”?1996年底,我应邀赴台北所参加的第四届当代新儒学学术会议,为之提供了一个哲学史和社会学的答案.会议展示了一个新儒学的继承和开展的总面相、总特征,它表明“Mou Zougsan(哲学)”并没有“Past”,而在“Continuing”;新儒学发展所进入的阶段.是“续牟宗三时代”.     

当代中国的儒学现代化所面临的困境

<正> 本文之所以在“儒学现代化”之前加上“当代中国”作为前置定语,是想表明:我们并不排除儒学文化传统在充分商品化(或现代化)了的文化体系中,会具有诱人的魅力.但是,在当代正在走向现代化而又尚未现代化的中国,儒学现代化必然面临比其他深受儒学文化传统影响的国家在进行现代化时所面临的、更加难以克服的困境. 人们不难理解,中国固有的儒学文化传统是一个异常坚固的“文化硬核”.这个“文化硬核”的形成,是经过了充分的宗法化和封建化的.虽然,今天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使我们不敢苟同于马克思·韦伯把儒学传统看作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     

也论儒学的现代价值

作为一个拥有深远传统并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东亚世界之文化性格的思想理论体系,儒学理所当然地内涵着普适性的人类价值,包含着有助于新型文明建设的原理和法则,然而这些原理和法则只有进入现实世界之中,接受时代精神的灌注,在对民主和法治建设这些民族时代课题的积极应答中,在与世界不同文化的对话和融通中,才能获得生机从而实现其潜在可能性,否则就只能是一些空洞的信条和有待生发的文化“种子”而已。无论如何“弘扬”,儒学都不会作为一个曾经的知识和信仰体系而复活,也不会作为一个既在的文化传统被零打碎敲地“去糟取精”。儒学不需要拯救,需要拯救的只是我们作为历史与权利主体的热忱和良知！     

东方各国的儒学现代化

<正> 一、儒学的时代课题和现代命运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也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对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儒学文化圈①国家共同的文化意识。但儒学从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不断面临着时代课题,正如蔡仁厚所说:“儒家‘时中’之义,正要随时变应;故儒家之学,亦永远有时代之问题必须面对,是即所谓‘时代性’之考量,或‘现代化’、之因应。”②各时代的儒学大师们不断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调整着儒学的内容,所以在中国,就有所谓儒学三期发展问题,国际社会中也有当代新儒学与中国大陆及港台的第三期儒学相呼应,由此而引发了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学的现代化,正说明现代人与儒学之间的动态的关系。     

张申府和张岱年的价值哲学及其差异——从“中和”转为“兼和”的时代精神

张申府和张岱年都以“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理念作为自己的哲学背景.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精神,只有了解它,抓住它,才能真正了解时代精神是什么,及其在哲学体系中的具体体现.张申府将其作为时代的权衡,命名为“中和”.张岱年将其称为“兼和”.本文意在通过分析时代精神的变化,诠释两人哲学的异同及其“价值哲学体系”的转化.     

机遇和挑战:百年先秦儒学研究及其前景

近百年的先秦儒学研究 ,只不过是中国 2 0 0 0多年漫长学术史中短暂的一个片段。然而 ,就是这短短的一百年 ,却浓缩了中国文化精神之源泉————先秦儒家由盛而衰、荣辱交替的历史。当今世界性的儒学热既为先秦儒学研究创造了机遇 ,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挑战。1　　滥觞于先秦孔、孟、荀之儒家学派 ,我们若将其称作原始儒家或与其它诸子并行的“子学时代” ,那么 ,从两汉经学到宋明理学 (道学 ) ,再到清代朴学 ,我们大致可以把这一漫长的儒学历程视为“经学时代”。“经学时代”的最后一批大师却成了本篇近百年先秦儒学研究的先驱人物。无疑 ,…     

论儒学的现代性

目前学界、包括儒学界充斥着对儒学的种种误读，其中之一就是将儒学与现代性对立起来，以至用所谓“儒家传统”来抗拒现代文明价值。其实，儒学本然地蕴涵着现代性。儒学的现代性不仅源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而且基于儒学自身的基本原理，即“仁→义→礼”的理论建构。这个原理要求根据正义原则（义），包括超越差等之爱而追求一体之仁的正当性原则、顺应特定时代的基本生活方式的适宜性原则，来“损益”即变革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礼）。因此，在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下，儒学原理要求儒学自身现代化。儒学的现代化进程，就是儒学的现代性的展开过程。儒学的现代化已经不仅是一种理论设想，而是一种历史事实；但同时，这个历史进程尚未结束，而且往往误入迷途而陷入原教旨主义，这是值得高度警惕的。     

论恩格斯关于唯物辩证法科学体系的一些构想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热潮中,作为科学的哲学也面临着现代化的问题。马克思早就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之日起,它就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化并不是离开自己的理论基础,不是抛弃业已达到的真理性认识。恰恰相反,是要把自己的理论基础推向前进,要使对真理的认识更加完善。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列宁选集》第2卷,第398页)。回顾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恩格斯是如何适应社会政治斗争和理论斗争的需要,依据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新经验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果,把唯物辩证法的理论系统化、完善化的,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哲学的现代化是有教益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二重化刍议

近期学术界有人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二重化”的新论点。认为过去人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存在着一种理论“误区”,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一块整钢”一般地一体化的哲学,早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他们的哲学理论已经“内在地二重化”了,并且有一个“二重化”的历程。其具体表现是: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命名为“实践唯物主义”,恩格斯则把自己的哲学命名为“现代唯物主义”。确认这两种不同命名,     

阿尔都塞的“根本问题”及其启示

尽管阿尔都塞前后期的思想有一个断裂,但“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却一直是他前后期都关注的根本问题.尽管他前后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截然不同,但这两个不同的回答却都对我们有所启示:哲学应该以“理论的方式”关注现实;哲学是有自己的“立场”的,也应该有自己的“立场”;马克思主义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不应把精力过多投注在体系的建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