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体验的诗化形态 ——杜甫夔州诗的生存论美学意蕴

生命体验的诗化形态──杜甫夔州诗的生存论美学意蕴程地宇写于杜甫去世之前不久的夔州诗，是杜甫生命旅程最后阶段的挽歌。关注现实，心忧民生的政治诗情，仍是其创作主旨，是杜甫主体生命的社会价值的延伸。面对死亡，杜甫以特有的敏感，展示了他从生存状态上向终结存在...     

杜甫的夔州七律与盛唐气象

杜甫的夔州七律是其生命创作高峰期间的代表作 ,虽然此期已跨入中唐 ,但诗人的夔州七律仍然体现了盛唐气象的特点 ,这也说明盛唐气象不仅是时代的特征 ,而且还是一个美学的范畴     

深浑苍郁 訏谟壮采——读杜甫的《诸将五首》

杜甫一生备受朝政腐败和安史之乱之苦.使他旅食京华,十年悲辛;战乱流离,身陷贼中,以至弃官西走,飘泊西南.大历元年(公元七六六年)春夏之交,他携家带口由云安飘泊到夔州(今四川奉节),由于身多疾病,在这里住了一年零九个月.这时,安史之乱虽已在代宗宝应元年(公元七六二年)勉强平定,却把唐朝大好河山弄得四分五裂、疮痍满目,边患未除,内祸时有.杜甫身在夔州,心忧天下.他翘首北望,朝政腐败,宦官专政.将相不得其人,吐蕃贵族势力日益膨胀,不断内侵,长安曾再度沦陷,河北一带藩镇跋扈,拥兵     

对杜甫夔州诗的再认识

本文从审视夔州诗人手,对杜甫后期创作进行重新评价和定位。杜甫生平以人蜀为界为前后两期,各体现一次跨越。前期主要表现为从功利关怀转到伦理关怀,其跨越以安史之乱为契机;后期突出表现为从伦理关怀进到生命关怀,其跨越以迁居夔州为标志。再把夔州诗放在唐诗初盛中晚的演进和诗史发展长河中考察,进而充分认识杜甫在盛唐涛向中唐过渡中的桥梁作用和唐诗向宋诗转变中的先导地位。     

杜甫对劳动人民感情发展历程谫论*

作为人民诗人,杜甫对待劳动人民感情之深厚是世所公认的,但他的感情有一个逐步发展、加深的历程。这其中,天宝末期至乾元时期、成都草堂居住时期、夔州时期是三个最重要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中,他创作出了《兵车行》、《北径》、“三吏”、“三别”等杰作;第二阶段中,他创作出了《为农》、《春日江村五首》、《寒食》、《草堂》等佳什;第三阶段,他又创作出《峡中览物》、《最能行》、《负薪行》等名篇。三个阶段中,当以成都草堂时期为最高潮,它奠定了杜甫与劳动人民感情的基础。     

补白八阵图在哪里?

旅游揽胜的人们,来到四川。总要问一问、找一找“名垂宇宙”的诸葛亮当年在四川所布的“八阵图”;总要想看一看这个“神奇诡幻、变化无端”的阵图遗迹。又听说还有所谓水八阵、旱八阵之分,究竟这些遗迹的真实情况如何?它又在哪里才能找得到、看得到呢? 原来相传,诸葛亮入川以后,为了行军布阵,推演兵法,在四川布下的“八阵图”,共有三处:其中水八阵一处,在夔州;旱八阵二处,一在弥牟镇(现属清白江区),一在棋盘市(现属双流县)。这就是《成都图经》上所记载的:“武侯八阵有三:在夔者六十有四,方阵法也。在弥牟镇者,一百二十有八,当头阵法也。在棋盘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营阵法也。”现在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夔州“八阵图”的情况吧!这就应该从诗圣杜甫的诗和戏圣康芷林的川戏说起: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这是唐代诗人杜甫在大历元年(公元767年)初至夔州,看见江边垒垒石堆,追怀当年诸葛造制练兵用的“八阵图”发出的感叹!     

杜甫《偶题》“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释证

《偶题》创作于夔州,是杜甫暮年对人生和诗歌创作历程、创作经验的反思与总结,具有很强的诗论性质。"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乃此诗之核心,是杜甫对自己诗歌的综合评价,反映了杜甫夔州时期自谦与自信的复杂甚至纠结心态,也突破了"文人相轻"传统,体现了杜甫自信与自谦的圆融平衡;是杜甫独特的个体经验,也透露了时代精神和创作风气的变化。杜甫此论也是对魏晋以来有关文学理论命题的回应,是对文学个性化特征的确认,同时也强调了创作经验的古今传承与相互借鉴。     

论陆游夔州诗对早期诗风的沿袭与新变

陆游在夔州创作的60首诗,包含着两种不同的风格特征:一方面是对自己早期诗风的沿袭,另一方面又有对早期诗风的新变。陆游夔州诗的新变主要表现在诗歌的情感厚度增强、散文句法和用典大为减少,形成了阔大豪壮的诗风。正是夔州之行促进了陆游诗歌的新变。陆游夔州诗在陆游诗风的转变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山之灵与诗之魂——杜甫夔州诗研读札记

1 杜甫夔州诗凡467首,约占杜诗总数的1/3,是老杜诗歌创作中“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个高潮”。夔州诗以其博大精微、千姿百态的意象构建了一个宏伟而绚丽的艺术世界。这个艺术世界所蕴藉的人文精神不仅是老杜人格诗品的充分体现,同时还卓绝地概括了夔州山川之灵,把自然风物与时代风云、人生际遇与历史忧患、生命本体与宇宙意识融合成—个艺术系统,同夔州山川本身一起,成为三峡人文精神的载体。在这里,山川的诗化和诗情的物化是文化整合的动态结构的两个方面,而夔州诗所体现的人文意蕴则是物我共生化、异质化的文化产物。     

杜诗讲稿

一 秦州詩風格 杜甫在秦洲寫的詩,集中在五言律,給人以一种新的風格之感。这种風格,应該是关塞詩所特有的。杜甫后來到夔州后曾有著名的詩句道:“庾信生平最蕭瑟,暮年詩赋动江关。”杜甫的秦州律詩确乎就是杜甫生平最蕭瑟的詩,应該是受了庾信的影响。杜甫一生最后的一首詩又會說他“哀伤同庾信”;(“風疾伏枕书怀”)     

黄庭坚诗歌的章法、句法和字法

<正> 众所周知,黄庭坚在诗歌创作中是以杜甫为效法的榜样的。尽管人们对他的“宗杜”有不同看法,但他在对杜甫诗歌的学习中,孜孜进行艺术方面的探求,对宋诗的发展起了重要影响,这是不能否认的。他的诗歌讲求“章法”、“句法”、“字法”。在这方面,他有理论阐述,并在作品中鲜明地表现出来。在章法方面,他认为“文章必谨布置”,在句法上,他说“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以后诗歌,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与王观复书》)在     

试论陆游的巴渝诗

陆游中年入巴蜀,任夔州通判,后离川经夔,在巴渝地区共创作了一百多首诗。或记游抒怀,或凭吊怀古,或写民情风俗,或记梦寄志。由于受巴渝雄伟山川的激发,屈原、杜甫精神和诗风的影响以及壮志难酬的压抑,故虽然处于人生低落时期,仍不忘抗金复国之志,始终跳动着一颗拳拳爱国之心,这也正是其中年诗风转变的发韧。     

樊晃、戎昱：杜甫接受史上的桥梁——浅论杜甫在大历至贞元前期的接受

学术界论及杜甫的接受与影响,很少人论及大历至贞元这一段接受情况.但其实这段时期杜诗仍在传播,其中樊晃与戎昱表现最为突出,樊晃对杜诗进行了收集,戎昱则仿效杜诗进行了创作,受到了杜诗忧国忧民之心的深刻影响,能关注现实.两人构成了杜甫及杜诗传播及接受史上的桥梁.     

论唐大历初至贞元中的文学思想

唐肃宗上元二年(761),王维卒于长安。代宗宝应元年(762),李白卒于当涂。永泰元年(765),高适卒于长安。大历四年(769),岑参卒于成都官舍。大历五年(770),杜甫卒于耒阳。至此,盛唐诗坛上的伟大诗人们相继从文坛上消失了。大历七年(772),连曾为杜甫所赞赏、代表着《箧中集》这样一个诗派的诗歌理论家元结也去世了。而可与盛唐诗坛的巨匠们相匹敌的另一批巨匠,还没有登上文坛。元结死的这一年,自居易和刘禹锡才诞生,     

韦柳诗歌与中唐诗变

在唐诗发展史上,开元、天宝与元和、长庆是两个创作高峰。从开、天以后至大历初,盛唐诗坛上的巨星如孟浩然、王维、李白、高适、杜甫、岑参等相继殒落,而中唐元白、韩孟等尚未成熟,因而在大历、贞元的40年间(766—805),诗坛相对黯淡、沉寂,形成一个明显的低潮。一般认为,活动于此期的大历十才子是这诗歌盛衰之际的过渡人物,诗风在他们手中完成了从盛唐到中唐的转变。这种观点早已为人们所接受,然而,这里却忽略了一个     

杜甫《无家别》浅说

<正> “曾为椽吏趋三辅,忆在潼关诗兴多。”这是杜甫晚年写于夔州的七律《峡中览物》的一联,大意是说他当年在华州司功参军任上,特别是在行经潼关一带时,创作冲动来得特别频繁,诗写得格外顺手。熟悉杜甫生平和创作的人都知道,他是在乾元元年(758)六月到次年六月担任华州“椽吏”的。其时,杜甫被肃宗赶出了朝廷,他的从政治活动遭受到大失败,但却从此得以离开宫廷,在走向社会、走向人民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杜甫脱离了香烟缭绕。(黹弗)黻炳焕,曾一度有点陶醉的廊庙氛围,深入到征尘蔽天、呻吟呼号、浸泡在泪血之中的人民生活时,他就能够更直接地、真切地、勇敢地观察体验现实生活,从     

李白《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新考

近代学者在考探中多认为李白《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作于乾元二年春天。我认为李白此诗不作于乾元二年 ,而是作于开元十三年岁末。开元十二年秋 ,李白作《峨眉山月歌》出蜀 ,作《初下荆门》寓居金陵。然后返回白帝城打点生意 ,与“饶贾客”交往 ,开元十三年春 ,从白帝城返回江陵 ,作《早发白帝城》。开元十三年秋他又前往巴东一带打点生意 ,由于冬季三峡不通航 ,他一直延误至开元十四年春才又回到江陵。李白的父亲为什么在巴东夔州有生意呢 ?除了夔州紧靠长江外 ,他还有个族兄在夔州当官。《新唐书·宗室世系表上·郇王…     

诗人戎昱在桂林逸事一则

唐大历年间,诗人戎昱流落桂州。当时的桂州刺史李昌夔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发现了他,延请他当幕府。入桂前,戎昱寄寓湖南潭州。潭州刺史崔瓘介绍京兆尹李銮的女儿给他做妻子。李銮提出一个条件:戎昱的姓太生僻了,要改个姓氏。戎昱写了一首诗作答,中有“千金未必能移性,一诺从来许杀身”之句,坚决拒绝高攀这门亲事。故戎在桂林时,仍是孑然一身。一天,李昌夔在家中宴请戎昱,席间唤出一个婢女侍酒,酒酣之中,戎昱流露出对这个婢女     

刘禹锡咏史诗生成因素探析

刘禹锡在中唐文学史上于元白、韩孟两大诗派之外独辟蹊径,被誉为"诗豪"、"国手"。其原因之一在于他咏史诗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刘禹锡身处"安史之乱"后的社会背景、其所参加的"永贞革新"及失败后的被贬经历、唐代的文化环境等是他创作咏史诗的政治原因。20余年被贬之地郎州、连州、夔州、和州,为刘禹锡咏史诗的创作提供了地理上的条件。而咏史诗所具有的特性及其在中唐时期的成熟进一步促使他进行咏史诗的创作。     

杜甫与潭州臧Jie之乱

唐代诗人杜甫晚年饱经藩镇叛乱战争之苦 ,在他自安史之乱后长达 16年之久的逃难生涯中 ,大历五年潭州发生的臧之乱 ,是诗人最后经历的一次军事叛乱。这次叛乱只是一次小规模的地方武勇兵变 ,它与杜甫后半生经历的多次大型战争灾祸相比 ,并无惊人之处。但因此次兵变发生在杜甫的垂暮之年 ,且直接导致了诗人生存条件的最终恶化 ,因而在其生命绝唱中留下了创深痛巨的记忆。杜甫暮年讨伐臧之乱的诗作 ,即聚焦着安史之乱后长期的战争灾祸 ,在诗人心中层层积压的国难、民忧、家仇与友恨 ,也集中反映了杜甫的爱国襟怀、民本意识、善良人性和嫉恶如仇的刚强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