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舆论导向

近代中国人在什么条件下对西方的立宪制度产生了兴趣呢?尤其是对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大国来说,能主动走出国门,考察东西洋的宪政制度,是一件大事。"五大臣出洋"正式拉开了清末预备立宪的序幕,当时的舆论是如何看待这一轰动事件的呢?体认其时代背景,明察时人、时论对宪政的认识,详细探究时评的舆论导向,自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清末的立宪活动。     

清末五大臣政治考察的积极成果

清末五大臣对欧美、日本的政治考察是晚清政局中的大事。在晚清十年的“新政”和立宪运动中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它在近代中国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应变历程中是一个重要步骤。五大臣出国政治考察,既不是“走马观花”,也不是“徒览异国风光”,而是富有积极成果的。     

20世纪初期关于立宪期限的论辩——侧重对五大臣出洋考察时期朝野立宪期限诉求的考察

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即表达了对西方政治文明的艳羡.经过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首的维新志士对西方宪政制度的进一步介绍,再加上报刊舆论对宪政制度的宣扬,到20世纪初期,宪政思潮逐步发展成为一股颇具影响力的政治潮流,其中一个重要标志是朝野上下掀起了立宪期限讨论的高潮,尤其是五大臣出洋考察时期政府官员关于立先期限的论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清政府推行宪政改革的规划,使得颁布立宪期限成为宪政改革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历史作用

<正> 1905年7月16日,清政府决定派遣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后又加派商部左丞绍英。9月24日,载泽等五大臣首途。载泽、绍英在北京火车站被吴樾炸伤。清政府改派李盛铎、尚其亨代替绍英、徐世昌。12月2日,载泽、李盛铎、尚其亨启程赴日、英、法、比诸国,12月11日,戴鸿慈、端方启程赴英、德、意、奥诸国,分头考察各国政治。1906年夏,除李盛铎赴比利时任外交官未回国外,其余四大臣先后归国。这一历史事件的意义和作用如     

康乾之际的民人出洋及回籍政策考察

清朝统治者出于对汉人的猜忌、防范心理及维护满洲贵族统治的狭隘目的,对汉人与任何外来势力的交往保持高度戒备,康乾之际的民人出洋及回籍政策为此提供了最好的证明。清廷基于这种心理制定的民人出洋及回籍政策,必定是周密、严谨而又严厉的。     

从中德关系看考察政治大臣出洋——以德国考察和德国的对清政策为中心

对1905到1906年清政府派遣到欧美各国和日本的考察政治大臣,历来的研究多从清末立宪改革的观点进行分析,因而其关于国家统治制度和宪法的考察引人关注。然而,在这些讨论中,除了日本之外,还没探讨过受访国对考察团的接待情形。本文以考察政治大臣考察德国为例,通过分析德国对考察团的态度及其政治意图,阐明其在中德关系中的意义。考察团对德国考察的重点置于教育、科技、产业、基础建设等方面,对政治方面的考察反而很少,这与当时德国的对清文化政策有关。因缺少对政治方面的考察,德国政府以各部厅所作备忘录送交考察团,聊为弥补。德国产业界也期待通过与考察团的交流,扩大和发展德国的对中贸易。考察政治大臣在报告书中指出德国教育水准高、科技先进等,可见考察团透过此次考察对德国留下了好印象。     

艺术真实的存在论阐释——兼论王元骧对艺术真实的系统考察

在对艺术真实的系统考察中,王元骧通过把审美反映论引入到一个动态的系统和活动层面,达到了一种存在论的深度。这使得他对艺术真实的理解与从存在论产生的对艺术真实的理解能够互相阐释。     

汉文帝与代臣——兼论昌邑王刘贺与昌邑臣

在西汉初期及中期发生的激烈政局变动中,代王刘恒与昌邑王刘贺,均以诸侯王身份入承大统,由于缺乏皇位法定继承人的权威性,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依靠王国旧臣以维系统治。由于文帝较为妥善地处理了代臣与汉大臣之间的关系,迅速稳定了其统治,亦为开启“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反观昌邑王刘贺,既不能审时度势,又缺乏处理复杂政治局势之能力,虽然力图效法文帝故事,不仅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反而促使权臣霍光迅速采取行动,加速了被废黜的过程。     

清末学生的革命与不革命——兼论清末印象与历史在场

清末时期,随着政府变革动力的加剧,作为新政重大成果之一的学生群体,成为社会最新兴力量并崛起于时代.但年龄因素与时代冲动促使学生恃宠而骄并在思想与行为上不断背叛政府学为己用、大力笼络的战略意图.学生群体的叛逆可分为革命与不革命两种.革命体现了时代的激情,是清末时代冲动与狂飙年龄特点共生的产物.不革命则表现了群体中少有的冷静与睿智,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持重在新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理性回归.不革命体现个别学生对于社会远景举一望三的深层次理解.由于传媒扩张效应所造成的思想裹挟现象、学生个体认知及政权维护之需要,清末印象在被溯求于学生革命意志与行为方面变得扑朔迷离而渐成假象,历史在场被有意无意的大肆毁掉,第一历史与第二、第三等次生历史在相形见绌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形成了今天在清末历史认识上的困惑.     

概念史与语法考察——伽达默尔和维特根斯坦的概念考察比较

但凡述及某个概念,伽达默尔必回到历史,或引柏拉图说法,或引康德、黑格尔等论述,听取前人讲法的道理。这基本上代表了大陆哲学从事概念考察的典型做法——概念史研究(Begriffsgeschichte)。与之相对,作为分析哲学代表的维特根斯坦则采取了另一种概念考察进路——他几乎从不引任何大哲学家讲法,而是回到自然语言,探寻概念中的自然理解,即语法考察(Grammatische Untersuchung)。让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两种做法如何各行其道、并行不悖,两种进路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晚清中国与西班牙关系的一部罕见史料——蔡钧著《出洋琐记》韩国藏本及其内容评介

笔者在韩国发现的蔡钧著《出洋琐记》,是1885年由王韬在上海手校并刊印,早在19世纪末就被朝鲜国王收藏并成为了解欧美社会的参考资料。蔡钧属于近代中国最早一代的外交官,《出洋琐记》是他有关1881-1884年间先后在美国与西班牙担任外交官并环球旅行的个人记录,是有关1882-1884年间中国与西班牙关系几乎唯一的中文记载,而且可能也是整个晚清时期中国人有关西班牙最详细的见闻记录,在晚清中国与西班牙关系史以及晚清中外关系史方面无疑是一部罕见的珍贵史料。     

榷场的历史考察——兼论西夏榷场使的制度来源

榷场虽然明确出现于宋辽金时期,但其历史可追溯到互市,二者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榷场是互市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形态。宋初与南唐之间设立的榷署（或榷务）则是它的直接源头。榷场名称虽然在唐代已经出现,但当时为征榷专卖机构,但这种禁榷制度为榷场所沿袭,为传统互市注入了新的内容。这也是榷场不同于一般互市之处。宋代史籍中的榷易使并非榷场使,从现有记载来看,宋、辽两代均无榷场使。金代虽然出现了榷场使,但从时间上看,金代的榷场使可能来源于西夏,而不是相反。西夏之榷场使很可能远承于唐代。     

清末赴日考察官绅的教育思想述略——以“东游日记”为中心

甲午战败后,清朝大批官绅为“救亡图存”赴日考察教育.在日本考察期间,他们积极地吸收西方和日本的教育思想,促进了自身教育观念的更新,主张建立完整新式教育体系,推广国民教育和提倡实业教育.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其教育思想仍带有急功近利和保守的色彩.     

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典型性格观——兼论其理论与实践来源

典型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艺术哲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三十年代以来,我国文艺学界对马、恩典型观的研究,产生了诸多不一的解说,其中许多并未真正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典型观的精神实质和理论全貌。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典型观的实质所在是其有机整体观念,整体性是艺术典型的基本特性。艺术典型的整体性包含了三重规定性:典型人物作为个性存在的整体性;典型人物作为社会存在的整体性;典型人物作为艺术存在的整体性。正是这三重规定的内在统一有机交融,才使得艺术形象能够成为蕴含丰富魅力的艺术典型。而所谓个性存在的整体性,就是从人物个性与共性的辩证统一角度看艺术典型;所谓社会存在的整体性,就是     

邻接权问题及其他——对邻接权性质与相关问题的重新考察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深度与广度的扩展,法律文明的昌盛于对知识的重视与尊重,中国的著作权制度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滞后性与知识经济的本土意识的若干因素,造成了中国知识产权特别是版权保护的严重不足与历史缺陷。本质上在长期实践中,筑成了一道难以克服的民族心理定势与法律障碍的阻抗防线。然而更令人堪忧的是,中国知识产权法律界的焦急或漠视心态与立法界基于短期民族利益和认识局限而造成的两者之间的对立;加之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中国立法、司法、执法水平的世界标准日益拉大(当然,不得不承认笔者所提及的世界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是偏高的,发展中国家短期内难以接受),使中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患上了先天的忧郁症与历史性的恐慌症。因此,理论界有必要对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中基本问题、基本框架、学术分歧与新问题进行再一次整理。     

台湾与祖国离合的历史考察

本文从倭寇盘踞,沈有容挥师入台拔点;荷兰侵占,郑成功大军收复失土;郑氏割据,康熙剿抚兼施统一台湾;日本强占,抗战胜利光复台湾等四个历史事实出发,考察了台湾与祖国离合的历史过程,得出了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台湾必将回归祖国。     

濮族的来源和迁徙——兼论楚并濮地

濮族是我国古老的部族,他是黄帝族系中的一个分支,在古代时,人数众多,分布很广,被称为“百濮”。濮族和他的亲族夏族,都起源于甘川交界的岷山山地,为了寻找物质丰富的肥沃平原,和夏族同时逐渐东迁。当夏、商时代,已分布于河南郑州至山东曹县一带的古濮水流域。因遭东夷族所建立的商朝的压迫,又往西退避,后来加入亲族周国的联盟,参加了灭商的战争。西周以后,由于濮人强悍,过着游牧渔猎生活,尚未形成巩固的国家,因而被黄河中游请侯所排挤,向南迁到汉水中游,又被楚国所并。但大部分濮族又南迁到长江以南,再逐渐向西南迁徙,广泛分布于川东、黔、滇等地。     

非农化与农村妇女家庭地位变迁的性别考察——以浙江省为例

农村妇女家庭地位的变化是经济、政治、文化三者合力作用的结果。因此，作为一种更多地属于政治加经济的动力，中国非农化的展开虽然能促进农村妇女家庭地位的提高，但文化价值转型的缺乏却使得这一提高明显不足。事实上，在四十余年的非农化中，男性是较之女性获利更多的，男性也并未在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中有更多的付出。两性不平等状况的依然存在表明，要使妇女家庭地位发生质的变化，在关注政治、经济的作用的同时，扩展文化价值的转型已势在必行。     

评黑格尔的历史观——兼论马克思历史观的思想来源

恩格斯指出,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于科学史册的许多重大发现中,有两点特别重要,而第一点就是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即创立了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创立有其社会阶级根源和实践基础,也有其理论的思想来源。探讨马克思历史现的思想来源,是一项有重要意义的理论研究工作。本文通过分析评价黑格尔的历史观,在批判其唯心主义基础和反动因素的同时,着重揭示其中有价值的合理成分,主要是关于人类历史具有地理环境及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的物质基础的思想;关于普通群众和英雄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思想;关于社会生活中法、经济、国家、道德的作用以及关于历史是发展的和历史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的思想等。文章分析了黑格尔历史观中这些有价值的思想和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联系,以此说明黑格尔的历史观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思想来源。     

建国以来我国党政关系的历史考察与反思

党政关系是我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一直实践和探索的问题,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热点和难点,也是始终困扰我党开展各项工作的一个重大难题。其本质上是执政党如何领导国家政权,以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和治理的问题。在我国,党政关系发展经历了严重的曲折。对党政关系问题,我国许多学者给予了充分关注并进行了深刻论述。而本文将在简述我国党政关系基本含义的基础上来考察建国以来我国的党政关系问题,并对其进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