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市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分析

根据新型城镇化的具体内涵,从经济、社会、人口和土地4个方面出发,利用熵值法,构建对1990-2012年合肥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测度评价体系。综合测度的分析表明合肥市的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与官方公布的人口城市化有高度的正相关性;合肥市的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且以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为主要特征。同时发现第三产业、公共交通和城市环境水平对合肥市城镇化的带动作用较小。合肥市应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着力保持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     

浙江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分析

构建新型城镇化及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05年到2015年的浙江省相关数据对两系统的综合水平进行测度;借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浙江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程度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浙江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处于高度耦合,其协调度近11年来已从低度协调耦合转向中度协调的耦合;（2）浙江省内各地级市的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区域差异较大,且演化趋势较为稳定。     

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耦合协调研究

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2—2016年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定量测度及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发展和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总体呈递增趋势,但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整体要低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耦合度在0.4—0.5之间,大多位于拮抗水平耦合阶段,呈现向逐步磨合方向发展的态势;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协调度整体趋于上升态势,并呈现稳步向好趋势,但实现新型城镇化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优质协调的任务还很艰巨。提出全面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坚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双轮驱动;深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进一步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创新规划编制和管理机制,促进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均衡发展等政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技术进步的时空耦合关系

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技术进步的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1993—2013年间,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技术进步的耦合度变化平稳,一直处于颉颃阶段;两者的耦合协调度逐年增大,由低度耦合协调演化为高度耦合协调;（2）各地区间新型城镇化与农业技术进步的耦合度均处于颉颃阶段,但耦合协调度则存在一定差异,贵州、西藏、甘肃三省属于低度耦合协调类型,北京、上海、江苏、福建处于高度耦合协调,其余省份则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继续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同时,应考虑不同地区新型城镇化和农业技术进步发展条件的差异,采取因地制宜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     

中国城镇化与土地财政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通过建立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系统的多指标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5—2015年我国31个省市的城镇化与土地财政耦合协调发展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探究其时空分异规律。研究表明:从全国层面看,我国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的耦合协调关系经历了由失调衰退—过渡—协调发展三个阶段;从区域层面看,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的耦合协调关系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最高,区域内部协调度差异较小,土地财政相对于城镇化发展表现为"滞后—超前—同步"的演变特征;中部地区协调度及其内部均衡性次于东部,土地财政主要由超前型向滞后型或同步型发展;西部地区协调度最低,内部非均衡性也最显著,土地财政主要由超前型向滞后型转变。因此,我国应实行差别化的供地策略,提升城镇化水平和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减轻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以促进城镇化与土地财政协调发展。     

新型城镇化与物流业耦合互动发展实证分析——以长沙市为例

从新型城镇化和物流业的互动演进耦合发展关系出发,建立耦合度模型,并以长沙市为例,实证分析两者之间的耦合发展关系。建立长沙市物流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进程 的耦合综合评价体系,运用熵值赋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并利用所建立的耦合度模型,对长沙市2008—2014年新型城镇化和物流业的耦合发展关系进行评价及相关性分析。研究结果 表明：两者存在非常强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但目前仍处于颉颃耦合与中度协调阶段,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鉴于此,提出应从战略上、根本上解决物流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进程 不同步的问题。     

甘肃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研究

以分析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相互关系为基础,依据相关统计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甘肃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关系程度.结果表明:甘肃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两者间的综合发展水平逐年提高,耦合度从低水平耦合阶段逐渐过度到颉颃阶段,耦合协调度从严重衰退失调发展演变为初级协调发展.甘肃省农业现代化低水平一直是制约两者耦合协调度向更高层次发展的主要因素.政府应继续加大对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投资力度;注重社会保障服务质量的均等化,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注重二者的协调发展作用,不能偏重于一方的发展或是交替的阶段性发展.     

青岛市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耦合协调发展研究——基于沿黄地区中心城市的比较

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耦合协调推进可以助推青岛市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构建反映“以人为本”特征的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及反映“压力-状态-响应”的链式城市生态韧性评价体系,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协调影响力模型对青岛市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的时空格局及二者的耦合协调类型与关键阻滞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青岛的新型城镇化水平保持在0.35～0.53之间,在沿黄地区中心城市中一直处于领先态势,但社会城镇化水平较低;(2)青岛的生态韧性整体水平在0.40～0.50之间,与沿黄地区中心城市间呈阶梯性差异,新型城镇化和生态韧性的耦合协调度呈现由低级向高级演化的态势,在沿黄地区中心城市中处于引领地位;(3)青岛的新型城镇化子系统中的空间城镇化起反向制约作用,经济城镇化起积极推动作用,生态压力起负向约束作用,生态响应起正向推动作用,而生态状态的作用呈现由负向阻滞向正向推动的转化;(4)财政实力、创新水平、产业结构优化等因素对青岛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     

煤矿城市经济发展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分析——以安徽省淮南市为例

在我国提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远景目标下,分析煤矿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与土地生态安全的耦合协调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据淮南市的特点,建立经济发展和DPSIR模型的土地生态安全评估指标体系,选取2010-2019年相关数据,基于熵权法计算二者的综合评价值,并通过耦合协调模型测算分析二者的耦合协调程度.结果 表明淮南市2010-2...     

论总部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发展的机制与模式

发展总部经济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新型城镇化是总部经济转型发展的主要方向,两者之间存在产城融合、城乡统筹和生态宜居等多个内生耦合机制。建立和维护这种耦合机制形成和运行的实现模式包括城市商业游憩区模式(RBD)、城市中央活动区模式(CAZ)以及城郊总部基地模式(ABP)。通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空间配置和企业办公区位思想的转变,促进总部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长期可持续耦合发展。     

韶山旅游产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研究

韶山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基于韶山旅游产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作用机理,文章构建韶山旅游产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两个子系统的指标体系以及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模型,对韶山2004-2013年旅游产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性和协调度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两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稳步提高,逐渐达到良好协调;2011年之前,旅游产业发展滞后韶山新型城镇化发展;2011年之后,新型城镇化滞后韶山旅游产业发展发展,韶山旅游产业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滞后新型城镇化对旅游产业的推动。     

新型城镇化与工业绿色化耦合协调分析——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将长江经济带分为长江上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和长三角地区进行对比研究.并从新型城镇化和工业绿色化两个维度建立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对新型城镇化与工业绿色化发展以及二者的互动耦合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时间维度层面,新型城镇化发展较快,但是在工业绿色化发展方面,总体发展缓慢,长江上游与中游地区甚至出现了倒退的情况,进而导致新型城镇化与工业绿色化两大系统在区域间的耦合协调情况差异显著;在空间维度方面,无论是新型城镇化、工业绿色化,还是二者的协调状况,在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同时存在明显的差距,并且落后省市与领先省市的差距逐年扩大.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耦合及协同推进路径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耦合已经成为国家顶层设计和理论关注的重点主题。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内在逻辑的关联性,包含部分和整体维度、时间和空间维度以及功能和价值维度的统一。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耦合的实践误区体现在政策制定中的偏向化和分散化、政策执行中的非连续性和强制性以及政策目标设置中的非均衡性和人本性缺失。实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耦合的"最优解"必须从政策制定协同、执行协同和目标协同三个层面联合发力,以系统化的协同路径推进新发展阶段城乡融合发展。     

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碳排放效率的耦合协调关系

在厘清30个省份新型城镇化水平与农业碳排放效率的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和空间马尔科夫链等方法探究二者的耦合协调水平并分析其时空分异与趋势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2020年新型城镇化水平以北京居首广西最末,相比2005年所有省份都得到了不同程度提升且以贵州增幅最大;2020年农业碳排放效率以天津居首山西最末,相比2005年除上海外的余下29个省份效率值都得到了不同程度提升且以青海增幅最大。（2）2020年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碳排放效率耦合协调度以北京最高新疆最末;相比2005年,除上海外的29个省份耦合协调度都有显著提升,且其中27个省份实现了层级跨越。总体看,截至2020年,绝大多数省份的耦合协调等级达到了中级及以上水平。（3）在整个考察期内,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碳排放效率的耦合协调度表现出了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即高值省份通常与一个或多个高值省份相邻,而低值省份周边一般伴有一个或多个低值省份。同时,当前全国仍以低-低集聚为主,中西部省份的耦合协调度明显处于落后态势。（4）各省份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碳排放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在短时期内较难实现层级跨越;而在引入空间地理因素后,耦合协调等级的稳定性已有动摇趋势,且极易导致“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出现。     

广东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水平分析与预测

协调快速城镇化过程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关系是我国下一阶段城镇化工作中的重点。基于广东省2005-2013年所构建的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城镇化水平呈现快速上升趋势,而生态环境水平则存在区域间的发展差异。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表明,广东省及各研究对象于2009年进入基本协调区间;结合灰色预测模型对2014-2018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预测,结果显示广东省将率先进入高度协调区间,但粤西地区则呈现明显的落后趋势。该地区需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加大资金投入与政策倾斜,使城镇化进程与环境建设相协调,防止逐渐恶化的生态环境成为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及驱动机制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背景下,推动数字经济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是保障黄河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通过阐释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机制,构建数字经济测度指标体系、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度评价2012-2021年黄河流域数字经济、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利用耦合协调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从时序演变和空间特征两方面分析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度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和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呈上升趋势;(2)从时序演变看,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度、协调度及耦合协调度均有所提升,其中耦合协调度呈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演变,由衰退失调型转向过渡磨合型,整体未达到协调发展;从空间特征看,耦合协调度呈“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3)不同驱动因子对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具有显著时间异质性和空间异质性。据此,提出推动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与旅游效率的耦合协调研究——以张家界为例

以旅游驱动型城市张家界为案例地,构建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空间城镇化、生态城镇化、社会城镇化与旅游效率的耦合协调指标体系,综合采用熵值法、Super-SBM模型、耦合协调模型、HP滤波法和Tobit模型等研究方法分析新型城镇化与旅游效率耦合协调发展的总体趋势、阶段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整体呈现出波动上升的发展趋势,其中空间城镇化增速最大,其次分别为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生态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旅游效率整体呈现出U型发展趋势,其中纯技术效率整体优于综合效率,是影响旅游综合效率提升的主要驱动因素;新型城镇化与旅游效率复合巨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整体呈现出波动上升的发展趋势,经历了低速发展、调整优化和共生发展等3个阶段;新型城镇化与旅游效率的耦合协调发展受多重因素影响,其中交通条件、政府调控和科技创新对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资源禀赋和基础设施则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据此提出,应进一步推动城镇建设以营造绿色和谐的旅游环境,促进技术进步以强化旅游的辐射带动效应,把握优势要素以助力旅游城镇的深度融合等,以期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有序协调发展。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土生态文化传承问题研究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乡土生态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在追求城乡一体化的快速进程中,由于人们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乡土生态文化的内在价值,致使乡土生态文化在传承中出现了断层。深入研究乡土生态文化传承问题,对乡村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