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数字普惠金融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2018年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探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经过实证研究,发现了数字普惠金融及其三个维度(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技术的支持度)对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促进作用。通过作用机制的分析,得出了数字普惠金融从拓宽资金来源、促进技术创新、促进消费这三方面达到了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此外,若要拓展数字普惠金融对安徽省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程度,应从完善基础设施、弥合数字鸿沟和服务小微企业来入手。最后用经验数据模型为数字普惠金融的优化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基于2010—2021年福建省九设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共同富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且主要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效应发挥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各维度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影响较大,而数字化程度促进共同富裕的红利尚未充分释放;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效应因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一般区域和较低区域的影响效应大于较高区域,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其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越小。据此,提出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优化数字金融服务、实施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政策等对策,以共享数字发展红利,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与就业质量

本文采用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构建就业质量指标体系,并基于熵权法测度就业质量,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劳动力就业质量的影响。实证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提高了就业质量,并且该影响存在持续性。分维度看,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促进劳动合同签订与保险覆盖等劳动市场规范性因素提高就业质量;分区域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和城镇地区。中介效应分析显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就业质量提高的有效传导路径。因此,应继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提供更广泛的数字普惠金融相关培训和咨询服务,使更多小微企业和劳动者享受数字普惠金融产品与服务,激发劳动市场活力,实现高质量就业。     

数字普惠金融、居民消费与产业结构升级 ——基于广东省地级面板数据的PVAR动态分析

本文基于2011—2018年广东省内21个地级市数据,通过构建PVAR模型深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居民消费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动态关系及其区域异质性.结果显示:在短期内,数字普惠金融会抑制产业结构升级,居民消费对数字普惠金融和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推动作用;在长期内,数字普惠金融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居民消费的提升存在正向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和居民消费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短期内在粤东西北地区呈现抑制作用,而在珠三角地区表现为促进作用;居民消费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互促进关系在粤东西北地区比在珠三角地区表现更为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以中国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呈显著的负向关系,即数字普惠金融具有碳减排效应。中介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区域技术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碳排放强度的过程中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而产业结构升级表现为遮掩效应;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一级指标中的覆盖广度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最强,且在东部地区及传统金融欠发达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均表现为较强的碳减排效应。为助力数字普惠金融赋能碳减排,应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区域技术创新水平,同时考虑区域发展差距,实施异质性治理策略。     

县长数字金融知识对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研究

基于对县长个人的问卷调查,测度了县长数字金融知识水平,并分析其对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及影响渠道。结果表明,县长高水平的数字金融知识,可以积极促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拓展覆盖广度、增加使用深度。这是通过提高县长数字金融信任水平和降低数字金融认知偏误发挥作用的,即数字金融知识水平高的县长对数字金融的技术信任和市场信任度更高,且对县域数字金融发展现状的认知偏误更低。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在经济发达的县域,县长数字金融知识对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更显著。以上发现意味着在官员选任或提升其治理能力时,需重视对其金融知识的考查和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

针对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有效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和幸福感的问题,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第二期)2011—2018年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以省级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及其中介效应。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且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效果大于城镇居民,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经济发展和促进就业间接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地区发展差异、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其中发挥着异质性作用。因此,需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利用效率; 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提供支持和服务,运用互联网平台带动创业、增加就业; 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居民金融知识、金融素养的培训,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提升效应; 进一步创新和健全金融监管体制机制,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制度保障。     

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优化与农村经济增长

选取我国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优化、农村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构建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下产业结构优化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1)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能够通过产业结构优化间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2)在不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下,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农村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而增大,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农村经济增长呈“U”型关系。(3)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增长,且区域差异显著,即东部地区的促进效果最明显,中部次之,西部较弱。     

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2019年的黄河流域家庭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机制作用与异质性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明显的改善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的互联网使用意愿、金融素养与增加家庭财富来改善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数字普惠金融对中上游家庭金融资产配置都有正向促进作用；相比于城镇家庭，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农村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有更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数字金融、产业结构升级与包容性增长——基于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的视角

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省级宏观数据相结合,从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角度,探究了数字金融对我国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及其机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促进居民收入的提高,并且对中西部居民收入的提升作用大于东部,有利于缩小东部和中西部的收入差距,促进我国包容性增长。就传导机制而言,数字金融发展有利于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升级,提升第三产业占比,并且在中西部的效用更强。进一步分析发现,就中西部内部而言,数字金融对经济和教育水平较低省份的居民收入有着更强的拉动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普惠金融走上了数字化发展之路.因此尝试从实证方面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这对促进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长三角2011-2018年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效应,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于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呈正向影响作用,且对于长三角农村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长三角地区城镇居民消费升级;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促进长三角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降低.最后,基于相关研究分析,针对发展策略,提出相关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地资本化收益的影响检验

在“三权分置”背景下,农地资源的资本属性被激活,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断改善着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无形之中逐步融入农地流转的交易过程,进而影响农地资本化收益。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将农地细分为三类,并结合当期年份“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PKU-DFIIC)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地资本化收益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可知,增强农地保障依赖性和增加农村劳动力收入是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农地资本化收益的重要路径。因此,应提高数字金融与乡村的适配度,深化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劳动力就业、农地资源碎片化整治的融合,进而巩固农民增收与农地的多重关系。     

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有效性研究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进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稳定脱贫、防止返贫成为我国贫困治理、实现共同富裕中亟须攻克的难题.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分析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缓解家庭贫困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缓解家庭的贫困状况,但减贫效应随着区域、受教育程度和城乡差异而存在显著差异.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这三个分指标均显著降低家庭的贫困发生率.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部地区的减贫作用显著大于对西部地区的作用,需要重点关注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在高学历群体中的减贫作用显著大于对低学历群体的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在微观层面,通过增强居民主观选择金融服务意愿缓解居民融资约束;在宏观层面,通过促进经济发展进而提升减贫效果.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创业效应研究

为了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和2011～2018年的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数据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从宏观视角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创业活动的发生;从区域发展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创业的促进作用显著,而对东部地区的创业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从创业类型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机会型创业的促进作用大于生存型创业;此外,分位数回归显示随着创业户数的增长,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逐步减弱。基于以上发现,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提升创业效率等角度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服务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理论基础与经验证据

现实表明,互联网的发展和数字化趋势是推动金融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推动解决"最后一公里"难题的重要途径。本文采用2006-2017年的数据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了增加数字金融服务对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分析表明,以移动电话和互联网为载体的数字金融服务是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有效手段。提供数字金融服务能够将普惠金融拓展到以前与银行没有接触的人群,特别是贫困人群。研究还表明,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程度和受教育水平等因素对普惠金融的发展都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同时,本文还将这些因素对普惠金融产生影响的原因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中国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 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北京大学发布的2011-2018年中国城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与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分维度指数,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法分别考察了其分布动态与地区差异状况,之后利用构建的空间自相关模型和MLE估计法实证考察了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主要成因。研究发现：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总水平以及覆盖广度、使用深度的发展均主要呈现单极化现象,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则存在微弱多极分化现象,不同区域具有一定异质性。同时,数字普惠金融总水平以及各维度发展的总体差异、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均呈下降态势,其中,造成其总体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都是区域间差异。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及各维度发展均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东部地区表现更显著。另外,财政分权、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变迁、外商直接投资、贸易开放、人口密度、传统金融规模、城镇化率、经济增长目标和创新水平等一系列考察因素对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及各维度发展的影响各有不同,同时因地区不同,其影响效应也具有明显差异性。     

资源配置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创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 2011-2019 年 31 个省（区、市）面板数据,通过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创业的影响,并检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人力资本在该过程中的传导作用和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区域创新创业,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将通过遮掩效应在其中产生传导作用。人力资本弱化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创业的影响,可围绕数字普惠金融的生态构建、金融资源配置、外部条件改善等方面提升区域创新创业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