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再探

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其有效实施对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当性、促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从2014年全国值班律师制度的试点开始,到2018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总结司法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将值班律师制度作为我国刑事诉讼的一项基础制度予以确认,由此拉开了值班律师制度在全国范围普遍推广的改革序幕。原试点地区结合当地社会需求分别开展不同程度的实践探索,积累了有益经验,学界亦对值班律师内涵和价值、值班律师的职能定位及工作机制等问题展开了诸多讨论。值班律师制度写入刑事诉讼法具有"一锤定音"的效果,但法律尚未界定的内容和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还需要持续深入的研究,而这有助于法律援助制度的长远发展和司法改革的有效推进。     

刑事诉讼中的“有权获得法律帮助”

《法律援助法》的颁布强化了法律援助的权利属性。伴随着《法律援助法》的出台,刑事司法领域人权保障意识不断提高,在刑事辩护全覆盖的背景下,有必要将公民有权获得法律援助确立为刑事司法领域的一项基本原则。目前《刑事诉讼法》关于法律援助的规定与《法律援助法》并不匹配。经过对辩护制度历史发展的考察,刑事诉讼法规重在健全与完善辩护权利的运行规范体系,“有权获得辩护”原则便立基于此。虽然法律援助内容也在扩展,但范围覆盖仍然狭窄,至多是实现辩护权利的配套保障。在现有法律规范体系内,可以将“有权获得辩护”原则发展为“有权获得法律帮助”原则,为法律援助与刑事辩护提供统一理论证成。与此同时,通过明确法律援助内容的类型化与法律援助质量的标准化,保障被追诉人法律援助权利的有效实现。     

美国死刑案件中的律师帮助权和有效辩护的互动

美国律师帮助制度是刑事有效辩护制度的前提,有效辩护制度有助于律师帮助制度的实质化.律师帮助有缺陷是无效辩护的判定指针.在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中,美国死刑犯不享有宪法上的律师帮助权及其衍生的律师有效辩护权,联邦法院可以本着“法律和正义要求”自由裁量指定律师.死刑犯人身保护令程序中,联邦最高法院未采用“无效辩护”标准作为更换律师的标准,而采综合性的“司法利益”标准.我国死刑案件审判监督程序和死刑复核程序中的律师帮助权尚需完善,有效辩护制度尚且阙如.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证据开示制度的构建

我国现有的辩护律师阅卷制度可以保障有辩护律师的被追诉人的证据知悉权,从而保障其认罪认罚的明智性。但是,对于没有辩护律师的被追诉人来说,其认罪认罚的明智性便无从保障。从域外经验看,凡是建立“协商程序”的国家和地区,无不实行证据开示制度,例如美国和日本,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通常赋予被追诉人阅卷权以及理论和实务上均承认律师与被追诉人谈论证据,例如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以此保障被追诉人认罪前对指控证据的知悉权。开示范围作为证据开示制度的关键,当前应特别注意“不一致陈述”、“污点证人”证言、讯问录音录像资料、技侦证据和无罪、罪轻证据的开示。对于没有保障被追诉人证据开示权的,其签署的认罪认罚具结书无效。由于证据开示设置在审查起诉阶段,缺乏中立裁判者监督、维持开示秩序,因此需要规定控辩双方违反开示义务严密的制裁措施,尤其是赋予法院命令开示的权力。配套措施的完善至少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改革检警关系,实现检察官对警察的指挥;二是加强对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和被害人的保护;三是加强法院对控辩双方违反开示规则的审查,以更好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明智性。     

主体性回归:刑事被害人的律师帮助权探析

刑事被害人与被告人同为刑事诉讼主体,应当具备对等的律师帮助权。从立法现状来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处于主体性缺失的状态,并不享有充分的律师帮助权,具体存在着法律援助的限制、阅卷权与调查取证权的不足以及在场权的缺失。作为诉讼主体的重要权利,律师帮助权的完善是被害人主体性回归的重要因素。以此为目的,律师帮助权视野下的权利重构需要扩大法律援助权、强化阅卷权与调查取证权以及赋予相应的在场权。     

“捕诉一体”改革会影响审前辩护权吗?——基于定性访谈的实证研究

律师在审前程序中的充分参与和有效辩护,有助于打破审前程序的封闭性,防止追诉机关恣意侵犯被追诉人。虽然我国审前辩护制度取得了较多的进步,但不均衡的控辩关系使得律师的审前辩护空间仍非常有限。2019年检察机关全面推开的“捕诉一体”改革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律师的审前辩护权,理论上存在影响深远和影响有限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通过对47名检察官和律师的深度访谈可以发现,针对“捕诉一体”的改革影响,检律之间以及律师内部的意见分歧主要源于不同的业务立场和侧重角度。检察官和多数律师虽然表面上均“忽视”改革的影响,但前者更多源于办案自信和业务审慎的立场,后者则主要基于对审前辩护一直难有作为的现实无奈。律师群体均承认“捕诉一体”和认罪认罚从宽改革的负面影响,但多数律师侧重强调审前辩护的基本现状,因而“捕诉一体”改革对辩护空间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大;少数律师则侧重对改革影响本身表达异议,认为检察机关“纠错”机制变弱对辩护空间影响较大。未来为了改善检律关系、提升辩护效果,应进一步发挥辩护律师的合作型辩护策略,拓展值班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审前辩护功能,以及贯彻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的客观公正属性。     

我国值班律师制度“师徒型”社会公益援助模式新探

按照刑事法律援助全覆盖目标的实质要求,进一步实现值班律师法律援助的实效化、专业化成为重中之重。在值班律师法律援助方式方面,应积极探索“师徒型”社会公益法律援助的新模式,通过吸纳高校中已获得法律职业资格的硕士研究生这一强大专业人才储备,在“双师型”导师指导下,对在审查起诉阶段适用速裁程序的认罪认罚案件,通过免费提供“一对一”公益性法律援助的方式,对具体个案提供全程跟进的法律援助,为完善值班律师制度提供可行的实施方案。     

试论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法律帮助功能

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行使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功能,是我国刑事辩护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和巨大进步,它标志着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正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对于推进诉讼民主、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将发挥积极的作用。然而考察我国刑事诉论法关于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有关法律规定,不难发现其中依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制约着律师作用的充分发挥。本文拟对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法律帮助功能及其法律完善问题谈一些粗浅的意见。一、律师法律帮助功能的理论及诉　　　　讼价值律师的法律帮助功能是律师进行法律帮助所发挥…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反思与完善思路——审判中心改革的视角

审判中心改革对律师介入刑事案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确保每一个案件当中的每一个当事人在诉讼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得到律师的有效帮助,以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益,防范冤假错案。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作为落实审判中心改革的重要内容,同样面临改革难题。当前,法律援助机构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提供刑事法律服务:援助律师辩护和值班律师帮助。提高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法治化水平,应立足于我国司法实践现状,回应审判中心改革的需求。首先,继续扩大法律援助适用范围,推进刑事辩护全覆盖;其次,完善值班律师法律帮助职能及工作机制,确保当事人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帮助;再次,基于经费保障、质量控制等因素,完善法律援助质量保障体系;最后,建立一体化的刑事法律援助信息管理系统,确保法律援助服务工作运转有力、有序、有效。     

宪政视野下的美国法人犯罪审前协议制度——以Stein案为中心

审前协议,最初是对少年轻微犯罪的一种转处措施。后安然时代,审前协议成为美国司法部处理上市公司严重犯罪的一种基本模式。审前协议规定的支付罚金等义务,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惩罚"。这种惩罚既不需要以定罪为前提,也不需要贴上"刑罚"的标签,因而是一种"无需定罪的惩罚"。在Stein案中,联邦法院首次对审前协议内容的合宪性进行了司法审查,认为检察署施压毕马威致其停止支付雇员律师费的行为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此外,由于审前协议在制度设计上存在根本缺陷,因而还存在违反平等适用法律原则的问题。     

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的理论分析

城市房屋拆迁是一个敏感而又普遍的社会问题,广为社会各界瞩目。本文介绍了我国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并简要分析拆迁制度的法律特征属性,然后着重剖析具有强制力的城市房屋拆迁的理论依据,即社会公共利益,这也是从法律上判断一项具体的拆迁行为是否合法的唯一标准。为规范拆迁,保证政府拆迁主管部门在拆迁活动中正确履行相关职责,应当借鉴有关国家在城市改建中的公共开发制度和广州市的城市房屋拆迁模式,以期建立一套更科学、公正、有效的房屋拆迁法律制度。     

民事诉讼代理视野下的“草根律师”制度——以成都地区为例

民事诉讼代理制度作为现代民事诉讼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重要体现和保障。但是在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劳动纠纷增多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民事诉讼代理制度日益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课题组通过大量的实证调研,拟从民事诉讼代理制度的基础理论出发,结合我国目前农民工维权的实际,在理论上初步构建“来自于农民工,服务于农民工”的“草根律师”制度,解决有关农民工劳动纠纷案件中的诉讼代理难的相关问题。     

我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内容的变迁——以三对概念的对比为线索

立足国内法律方法论研究的已有成果,总结国内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发展状况,具有一定的理论反思价值.方法与方法论的界分从模糊到逐渐清晰,可以看到法律方法论研究中跨学科、跨区域借鉴理论成果的不足与成长;从较多关注理论研究的法学方法逐步转向较多关注司法实践的法律方法,折射了法学研究中对法的实践作用的更多关注;从早期单一关注法律解释学的研究到现今法律方法论体系的日益完善,可以看到国内法律方法论研究中学科独立意识的不断增强.     

证券业务律师对第三者的民事责任之法律基础——以比较法实证研究为进路

律师在从事证券业务的过程中,未能勤勉尽责,应对第三者主要是投资者承担民事责任。但是对这种责任的法律基础问题,一直以来讨论得不够深入,本文将以纯粹经济损失理论为出发点,结合各国立法和司法审判实践,以比较法实证研究为进路,回答上述责任的法律基础问题。     

对中国律师职业信任问题的分析与解决思路——以法律职业社会学为考察视角

当前我国律师职业界存在公共形象低以及公众不信任的问题,从职业社会学理论来看,公众对律师职业的信任是现代律师职业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性要素,公众对律师职业的不信任的存在将会给我国法律职业化目标的实现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该问题的产生有着文化传统、职业化发展道路、律师业结构等多方面的背景,要解决该问题,必须立足于职业信任所产生的理论基础,通过加强律师职业的职业责任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