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进程、问题与前景

大规模制度变迁改变了传统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法治国家、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成为转型国家重构国家治理模式的目标.受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制约,转型国家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制度与治理危机,进而影响了转型期的秩序治理与社会经济绩效.转型国家的制度结构与治理形态已大致分化为三种典型模式,但强化政府能力建设,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间的关系依然是转型国家治理模式构建的关键.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的视角来研究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发展,可以拓宽转型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同时也对未来的转型战略选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动态治理在中国:何以可能与如何可为

相对于静态治理,动态治理是指公共管理的权威结构尤其是政府秉持开放理念与创新精神,动态、系统地革新公共政策的决策与执行过程,以回应社会公共需求,逐渐促进公共事务由善政向善治的嬗变。从制度文化的底蕴发掘与心智支撑方面看,新加坡的治理实践是一种尊重特定政治生态的持续发展和整合模式,能够依托于既定的制度构架而显著提升其治理能力。基于文化的亲缘性,中国可以从新加坡的动态治理中获取治理改革的活力因子,通过优化政策过程,以嵌入式学习与制度创新方式,循序提升和释放管理行动者的能动性与创造力,从而助益于转型期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关于国家治理中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国最为核心的软实力。提高软实力首先在于观念变革与制度创新,有什么样的国家治理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也反映出什么样的国家治理理念。计划经济对应着一种制度设计理念,而市场经济对应着另外一种设计理念,各自都有内在的整体性与一致性。     

权力、偏好与结构:演化经济学视角下治理制度变迁研究

本文以权力维度、集体偏好为切入点,整合治理的内涵,构建治理制度变迁的内生演化分析框架,并以此框架为基础,分析随着权利维度、集体偏好的协同演化所伴生的治理结构的变迁,进而为研究治理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提供解释性框架。最后,通过对中西方治理制度变迁的比较阐述中国治理制度变迁的趋向,为演化理论在治理理论中应用及治理理论本土研究进行些许的尝试。     

农村制度建设与社区治理调查及思考--以莱西市"三村"为例

制度建设是实现农村治理与善治的关键。本调查表明农村在村规民约制订与执行、村务公开、纠纷调节、选举、习俗等方面虽有成绩,但还存在不少问题。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大力发展生产,注意引导农民的观念变革等是完善制度建设的必由之路。     

西方民主治理与宪政改革

西方民主治理模式下存在着民主决策规则、公民经济社会权利平等、政府权力之限制及多元组织运作等诸多问题。为克服这民主治理模式内在的缺陷 ,西方学界从宪政制度设计的高度进行了思索。这对于中国当前转型期的治理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我们需要从立宪的高度进行制度建设。     

非正式制度与农村社会治理:一个尝试性的分析框架

非正式制度是影响制度绩效的关键性因素。本文通过厘清非正式制度的概念,指出其核心就是"地方性知识";结合"炉灶改造工程"、"母亲水窖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三个典型案例,分析了非正式制度与制度绩效;指出非正式制度是制度绩效的关键影响因素,在农村地方治理实践中要充分考虑地方性治知识、地方性文化和非正式制度的作用。     

西方民主治理与宪政改革

西方民主治理模式下存在着民主决策规则、公民经济社会权利平等、政府权力之限制及多元组织运作等诸多问题。为克服这民主治理模式内在的缺陷,西方学界从宪政制度设计的高度进行了思索。这对于中国当前转型期的治理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我们需要从立宪的高度进行制度建设。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党的建设制度发展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由政党、国家与社会三个主体性要素构成,其中政党具有领导功能,社会主义原则与"党建国家"的路径使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构中更是起到了核心推动作用。这就意味着党的建设决定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反过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也对党的建设提出新的要求。随着国家治理体系逐步走向定型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提出,法治与制度建设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由此决定了党的建设也必须在制度化以及根据新的要求进行制度改革上同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党的建设制度发展应该从政治结构空间和要素结构空间两个维度入手,推动党的领导制度、党的执政制度、党的治理制度以及党内管理制度等四方面的改革与发展。     

我国现代政府制度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政府制度在制约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就需要现代化的政府制度。我国政府制度建设取得了很大进展,现代政府制度体系已基本形成,但和现代政府的要求相比,还有不少问题,需在"十三五"期间加以解决。当前,可采取改革公共预算与公共财政制度、改进信息公开制度、健全政府问责制度、发展政府购买服务制度等措施,进一步改进完善我国的现代政府制度。     

浅议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的组织结构是治理机制的基本框架,治理制度、原则是保障治理机制正常有效运转的有力手段,两者的有机结合是公司治理的基本要求.目前,我国国有改制企业在公司治理结构和制度方面仍有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公司治理主要应围绕公司有效运行这一主线来进行.本文从我国公司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入手进行分析,提出加强公司治理的见解.     

攻坚期基础教育改革阻滞与突围

21世纪以来，中国基础教育进入综合改革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在教育体制、课程教学、考试评价等方面开展了诸多改革，然而教育均衡改革未能促进教育实质公平、育人方式改革遭遇瓶颈、管理制度改革尚待转型，呈现诸多“有改革无实质改进”的阻滞现象。攻坚期基础教育改革阻滞的原因在于，教育制度创设的有限理性、教育改革方式的外围渐进模式、教育治理机制滞后以及社会深层结构的锁定效应。走出改革阻滞困境必须突破既有的主体单一化、方法简单化、外围渐进式教育改革模式，凸显行动者的能动视角，在价值目标、审议过程和主体行动三方面进行重构，将教育改革嵌入社会网络之中。教育制度在价值取向上，应该从筛选精英转变到所有人共有共享的全民教育；教育改革审议过程应建立专业人员、市场和公众等多元参与的合法性机制；教育改革行动主体方面，应建构鼓励基层创新和边缘创新的多中心动力机制。     

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境遇、问题与旨向

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是“边疆”“民族”“基层”三要素叠加形成的立体化时空场域，具有地缘特殊性、事务复杂性、问题敏感性、安全脆弱性等主要特征。进入新时代以后，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价值更为凸显、形势挑战更为严峻、治理任务更为艰巨。为推进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现代化，一要明确价值目标，二要立足现实境遇，三要聚焦突出问题，四要在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效能上提质，更好发挥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复合功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增效。     

论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的听证制度——治理与善治的视角

听证制度是实现治理和善治目标的一项重要程序和制度保障,但是,从治理与善治的角度分析,现阶段,我国的听证制度却存在很多问题。我们应以治理与善治的核心理念为指导,积极推进我国听证制度的改革。     

浅论权力腐败与制度依赖的相关性

权力腐败是为了私人目的而滥用公共权力(资源),它通过“制度规则”这种合法的外衣为自己隐形,又以“边缘腐败”的形式大量存在。它主要以“制度依赖”的方式为自己寻求生存的空间。它的社会危害性十分巨大。其本质核心在于以权力主宰公共利益(资源)而形成垄断性资源,并进行集团和个人分配。最关键的治理方式是透明化、一体化和现代化的制度创新以及大幅度提高腐败成本和风险。     

全球治理与公民社会——非制度视野下的治理范式

本文主要是从非制度的角度讨论了关于治理、全球治理与公民社会的互动关系,其中主要对全球公民和全球治理展开论述。讨论了全球公民社会背景下的全球治理的文化认同的可能性的通道。最后提出了全球治理前景中一些可能的问题。     

体系构建与效能优化:加强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制度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规范化、规则化、程序化和科学化的重要前提。从制度建设的历史发展和演进逻辑出发,梳理制度现代化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作用。研究表明,新民主主义时期以来,我国制度建设经历了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创造、从模仿学习到自主创新、从基层自发到社会自觉、从粗略单一到全面系统的四大转变;新时代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构建起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组成的制度体系,对于当代中国更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确立国家治理结构、提供治理实践支撑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功能;为了更好优化制度效能,还应重视制度体系的恰适性、提高制度实践的可行性、保证制度调整的灵活性。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逻辑与路径选择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集成,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了显著的治理优势,蕴含着丰富的治理逻辑。在推进国家治理效能转化进程中,具有复合治理机制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依靠自身的制度优势,通过价值引领、机制供给、要素整合实现在治理程序、治理过程、治理结构方面的效能转化。为进一步发挥制度优势、实现高质量的国家治理效能转化,应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强化民主治理主体能力、提升民主治理程序制度化水平、探索民主治理技术创新,以增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势,为国家治理效能持续转化供给动力,以此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