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土家“八蛮”研究

湘、鄂、渝、黔毗邻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区，土家族的 形成与这一地区的民族变迁有密切关系。近年来，国内许多研究土家族的著作多沿旧说，笼 统地把土家人都说成是古代巴人的后裔。本文通过对土家族宗教祭祀、姓氏 演变、迁徙路线以及历史语言学等方面证据的探讨，认为湘西北地区土家人历代祭祀其先祖 “八蛮”或“吴著冲”，直至元明时代仍用土家语姓氏，又传说其先民自长江以北南迁而来 ，并与春秋以来活动于楚国境内的戎人有联系，可能就是来源于先秦时期南迁的原始藏缅语 族群的后裔。     

试论土家族的民族认同实践

本文对在土家族的民族认同的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有关族源、文化等问题的争论和整合现象进行了分析, 认为在民族认同当中,实践的偶然性往往大干理论的规范性,实践丰富了理论,理论又为新一轮的实践提供了指导。即以土家族的认同来说,随着土家族的人群越来越多,土家族的族源就已经从潘光旦的古代巴人说发展为多元说。而为了使族源说符合一个“民族”的规范,就出现了整合巴人说和多元说为一体的巴人主体说。在土家族当中存在着的文化差异现象,也伴随着土家族的认同进程而不断被弥合。这种整合的结果使得土家族的认同标准被不断宽泛化,标准宽泛化的结果可能将会导致新的认同实践的发生,而新的实践又必将引起新的理论上的整合。民族学就是因为这样的实践和整合而成为一门与时俱进的活的学科。     

土家族摆手舞中的原始文化意象

土家人自称“毕兹卡”,其先民是古代巴人,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土家的先民离开发祥地而远徙,最终栖息于被当今人类学家、文化学家、社会学家称为中国原始文化的沉积地带之上。如此丰厚的原始文化遗存更多地保留在土家民族的歌舞艺术之中。作为土家特色极为典型的摆手舞,究其舞蹈形式与内涵,不论是“男女相携”连臂而舞的壮观场景所反映出的原始部落舞、民族舞的遗习,还是古拙质朴的动作所显现的原始“拟兽舞”的遗韵,以及战阵舞中所隐含的原始武舞的演化留存,其文化意象应是祭祀怡神的巫舞,其最终反映的是人类祖先普遍关心的生存与繁衍的两大课题。     

清朝前期的“中国”认同：从“中国”的内涵展开分析

历史上"中国"一词具有地理的、民族的、文化的、政治的含义,历史上的"中国"认同亦指向这几个维度,它们常常交织混杂在一起,互为因果、密切关联,在历史上因时因地因族而异,在不同情势下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交叠性"。清前期从努尔哈赤到乾隆时期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在统治者深入思考夷夏问题和正统问题中不断强化,"中国"一词的"国家"内涵日益凸显并逐渐成为清人国家认同的自然符号。清前期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认同形成进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为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做好了历史准备,为中华民族在近代实现整体认同提供了现实可能。     

北朝炎黄祖先记忆与“中华”认同

炎帝、黄帝作为中华民族“共祖”,是由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共同确立的,而北朝是炎黄祖先“共祖”身份确立的关键时期。十六国至北魏,边疆民族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后,往往祖述炎黄,以促使本族“华夏化”,确立民族政权的合法性。北魏孝文帝迁洛,施行“汉化”改革,推动了各虏姓家族接受“炎黄子孙”身份。至西魏北周,炎帝、黄帝成为关陇地区鲜卑、汉人、氐羌诸族共同尊奉的祖先。至此,炎黄祖先正式由“华夏先祖”发展为“华夷共祖”,并影响到后来突厥、契丹诸族。这推动了历史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和发展。     

历史、记忆及民族认同——兼谈王明珂的两本著作

"认同"本质上属于一种确认、确证行为,在这样的一种层面上来探讨民族认同需放置在历史的变迁过程中。历史的构成单元并非许多文献记载中的历史事件,而是造成这些文献记忆与相关事件的社会本貌。王明柯对民族的认同研究,从"边缘"视角观看,以"弟兄祖先故事"和"英雄祖先故事"为切入点,走进民族认同的微观情境,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方法。     

关于民族认同变化的研究——以云南楚雄地区白族和汉族的关系为例

大理历来有吸收外地文化创造自己地方文化的传统.对异文化持开放态度,通过与外来文化的接触和交流来突破原有文化的范围,并充实和丰富自己的传统文化是大理文化的特点.大理研究对了解中国的民族状况、历史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云南部分白族先民被汉族同化,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可是对于这种民族融合在何时、何地、在何种条件下发生等问题,很少有民族学家具体而细致地研究过.通过在云南楚雄市子午镇、东华镇,南华县雨露乡进行的田野调查,对当地人民族认同的各种说法、风俗、火葬墓、梵文碑、有关祖先原籍的记载进行分析,依据这些调查和史料,探索白族民族认同变化的条件.并提出现在楚雄地区的部分汉族可能是过去的白族先民"僰人"的观点.     

传说、历史与认同:檀君朝鲜与箕子朝鲜历史之塑造与演变

朝鲜半岛对于其古代根基历史的认识经过了一个漫长过程.自朝鲜王朝以来,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极力推崇箕子崇拜,到独尊檀君朝鲜,当下意识与认同是决定这种变化的关键.朝鲜王朝作为明朝的藩国,处于中华世界体系之中,箕子作为来自中原王朝的教化之君,将朝鲜提升到"小中华"的地位,是朝鲜实现"由夷入华"的关键人物,因而受到极度尊崇,与之同时,檀君则处于被贬斥的地位.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与日本殖民势力的侵入,中华世界解体,大韩民族国家的形成,箕子被抛弃,檀君作为民族祖先的地位得以确立并被强化,成为韩国加强民族凝聚力的灵魂.因而,现实需求与民族认同是解开韩国根基历史塑造的一个重要视角.     

八番土司后裔族源认同辨析

八番土司后裔根据族谱和传说普遍认同"祖先是外来汉族将军"。从史料推论,其始祖应是布依族。百姓误读元朝官职、八番精英模仿汉人构建"外来祖先"之说以及八番地区布依语让位于汉语是这种族源认同产生的根源。     

文化认同:内地高校港澳台学生民族认同的建构路径

文化认同是构建民族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期下推进文化认同,有利于增强港澳台学生的民族认同.推进文化认同,需要分析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理解国家意识、历史底蕴和兼容风格对于增强民族认同的重要作用.通过开展历史文化教育、搭建文化交流平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等途径增强港澳台学生的文化认同感,以文化认同助力推动中华民族大一统进程.     

刘禹锡乐府诗所受巴人土家族民歌影响之考论

土家人是巴人的后裔,其中经历了由巴而蛮(武陵蛮、五溪蛮),由蛮到土的民族演变过程.刘禹锡在被贬朗州、夔州期间接触了不少土家人,因此,其乐府诗创作的内容、形式、艺术风格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巴人土家族民歌的影响,这使他的乐府诗创作在中唐诗坛上独树一帜,为后世诗歌创作开辟了一条新路.     

对“廪君”巴人起源几个问题的分析

自战国以来人世本》、《后汉书人《水经注》、《晋书》、《通典》、《蛮书》等典籍中都见有“虞君”传说的历史记载。在论述“摩君”巴人历史时,学术界一般多根据《世本》中有关“摩君”出赤穴的一些历史传说记载,从而认为“廪君”是巴人的祖先,并且还认为“摩君巴人”就起源于清江流域。不仅学术界十分流行这一说法,而且分布在湘西、鄂西、川东、贵州等地区巴人后裔土家族居民中,人们世世代代都广为流传说“感君”巴人是他们的祖先。那么,“‘摩君”到底是不是巴人始祖？“质君”又是不是起源于清江流域？““廪君”其人究竟出现在中…     

当代边疆地区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从云南谈起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处在特定历史与政治环境中的一对关系,这种关系可能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分化和重构.在边疆地区,很多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随着国家的形成与边界的变化,人们在不断进行着国家认同的构建.新中国成立以后,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经历了数十年的曲折历程后,今天二者的融合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得到了较大的增强,但是在当代的开放环境中影响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负面因素也不断增多.当代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得以强化,经济发展与国家的强盛是主要的驱动力,但是国家主体文化在其中的影响不足,不利于国家认同的夯实,甚至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必须加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进一步增强国家主体文化在各民族国家认同构建中的分量,夯实各民族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     

中华民族建设中的认同问题

把分散的多民族打造成一个整体的国家民族建设,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发展的一个普遍倾向,中国也不例外。中华民族建设实际上也就是"多元一体"建设,一方面要包容文化和族体的多样性,一方面又要认同国家的政治和文化,实现国家层面的一体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要从文化认同上表现出来。中华文化认同包括三个层面:各民族的自我认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和中华民族的一体性认同。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基于政治、经济和地域等因素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除了讲文化认同之外,还要讲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既包括国家认同,也包括利益认同与命运认同。自觉认识和发挥中国民族建设的优势,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旗帜,努力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前我国民族理论工作的一项重要责任。     

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再到"华夏认同" ——论北朝佛教如何化解少数民族的多元认同跨越难题

如何从一种认同平顺地跨越到另一种更大的认同,一直以来就是多元认同面临的一个难题.比如从"民族认同"上升到"国家认同"再上升到"华夏认同"的过程,就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着冲突与调和.随着种族主义浪潮的兴起,很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无法很好地被整合进"国家认同"的情形更不鲜见.如何解决多元认同的跨越难题?文章以南北朝...     

从真实到象征--中国古代血缘认同与始祖神话的历史演变

血缘认同在民族认同中起着重要作用,对共同世系的追溯,对同源共祖的认同,一直都是民族融合的重要标志,而其典型表达方式就是关于始祖的神话传说.但是,古代民族意识中的血缘认同至少在两个方面根本不同于部族意识中的血缘认同.首先,在以血缘关系为唯一基础的氏族或部族意识中,血缘认同具有唯一的、决定性的意义;而在以地缘关系为主要基础的民族意识中,血缘认同较之于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则居于次要地位.其次,民族意识中的血缘认同大多是对真实血缘关系的观念反映,而民族意识中的血缘认同则主要是象征性的.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共同世系不过是各民族共生共存的历史关系与共同创造的历史文化的象征性符号.     

论澳大利亚民族认同的形成与演变

本文认为,在历史上澳大利亚的民族认同/身份经历种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多元文化政策的推行,在共同国民意识、公民意识基础上才趋于独立和成熟。民族认同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也是澳大利亚走向开放的、民主的、成熟的现代社会的过程。     

论澳大利亚民族认同的形成与演变

本文认为,在历史上澳大利亚的民族认同/身份经历种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多元文化政策的推行,在共同国民意识、公民意识基础上才趋于独立和成熟.民族认同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也是澳大利亚走向开放的、民主的、成熟的现代社会的过程.     

从真实到象征─—中国古代血缘认同与始祖神话的历史演变

血缘认同在民族认同中起着重要作用,对共同世系的追溯,对同源共祖的认同,一直都是民族融合的重要标志,而其典型表达方式就是关于始祖的神话传说。但是,古代民族意识中的血缘认同至少在两个方面根本不同于部族意识中的血缘认同。首先,在以血缘关系为唯一基础的氏族或部族意识中,血缘认同具有唯一的、决定性的意义;而在以地缘关系为主要基础的民族意识中,血缘认同较之于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则居于次要地位。其次,民族意识中的血缘认同大多是对真实血缘关系的观念反映,而民族意识中的血缘认同则主要是象征性的。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共同世系不过是各民族共生共存的历史关系与共同创造的历史文化的象征性符号。     

抗战时期国家与中华民族认同之构建及影响——以西南少数民族为例

八年抗战,中国人民不仅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普遍增强了对国家和"中华民族"这个现代民族身份的认同,一种休戚与共的民族意识在中华民族危机最深重的时刻形成。西南少数民族在战前普遍缺乏国家与中华民族认同意识,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来自国内、外的现实原因。抗战爆发后,西南地区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和民族复兴基地,动员各民族共同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对于中国能否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至关重要。因此国民政府和知识界相继采取了若干措施来努力构建民族与国家认同,由此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觉醒,其所表现出的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成为抗战救国的重要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