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礼记》的“天”与庄子的“天”之异同

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实质是"天道"与"人道"一致,即将宇宙的存在原理、运行规则与人的存在、道德规范视为一致。道家的天观与儒家不同。儒家的天人关系论是由天道推衍人事,借托天道作为人间秩序的依据;道家通过自然或天了解人,并且认为人是天地自然的一部分。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形成了中国哲学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论孔子的天道观

"天道"观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非常重要的范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天道"观历来有不同的说法,要真正认清孔子的"天道"观实质,必须结合孔子生活的时代及周公"制礼作乐"的历史背景及其礼学发展传承.孔子继承了周公以来的重视人道,天道与人道互相结合的观点,对"天道"观重新做了阐释,认为"天"首先是一个外在于人类的物质实体,并不相信"天命"的先天决定性,把周公的的"天人之际"发展为"人人之际",以仁德来教化民众,以"礼"来安排人与人的关系,创立了儒家学说,即所谓经学.新"天道"观是孔子创建儒家学说的思想理论基础.孔子的"天道"观不是崇尚宗教人格之天,而是自然之天、伦理之天、道德之天,这就是孔子"天道"观的实质.     

心性本不二--从《郭店竹简·性自命出》篇论儒家"性"论之特征

在儒家正统哲学中,"性"作为人得以成立之依据,乃是天赋的.这也可以表述为"性善论".<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的贡献在于,它论证了人性(天性)之实践环节在"心"上,由此形成"心性不二"的天-人关系框架.突出"心"之本体地位,"人道"内在同一于"天道",对"天道"的追求也实践地落实为人道追求;但另一方面,人道实践乃是天道实现的环节,又深刻地区别于"人类中心"的泥淖,从而有助于建立天-人,人-物的合宜关系.     

人性的"天"与天理的"人"

董仲舒对"人"的认识始终是建立在对"天"的认识基础之上的."人"是天之子,是禀受"天理"的,"天"是人性的天;"天"虽然至高无上,但"人"却脱离了物的地位,成为董仲舒"天""人"二元统治思想的一端.天道人道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是融通一致的,人人皆需循天道循人道;天道的核心是阴阳,人道的核心是德刑;循道必须止于一中,中即是忠.是董仲舒真正使"人"成为"统治"的基本要素,实现了"人"与物的真正分离.     

《易传》中的天道、人道及其天人关系

《易传》主要是对天道、人道的摹写,进而阐明了天与人之间的内在关系。天道与人道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天道统摄人道,人道效法天道,天道与人道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层面达到了合一。《易传》哲学,先谈天道,由天道推演人道,为人类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奠定基础,在当今社会价值重建方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既统一又对立:论荀子“天人有分”的思想

荀子的"天人有分"思想,在先秦的天人观中具有独到的贡献。他坚持以类明分的原则,厘清了不同于"天功"的"人功"、不同于"天道"的"人道",从而为确立合理的天人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准确把握后世的"天人合一"观提供了一把钥匙。     

论魏晋玄学天人关系理论中的科学智慧

魏晋玄学对天人关系的论述中包含着丰富的科学智慧.汉代主宰人间赏罚的神秘之天,在魏晋时代成为茫茫宇宙中一个有始有终的自然之物;天地万物之间"类无贵贱";它们"相因相济"而不"相为",玄学家主张"人道为本,天道为末",人类对自然界可以"穷数达变",从而"役用自然",但是,人类对天地万物的索取和占有不是天经地义的,它是在"盗取"天地之"时利";人类利用万物应有限度.这些符合现代生态科学的洞见卓识,对于今天的人们仍具有启迪智慧的作用.     

儒家与基督教关于天人关系与神人关系的异同

天人关系和神人关系分别是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根本关系.儒家的天的概念包括了自然之天、神性之天和伦理之天的含义;基督教之神具有自然属性、道德属性、内在性与超越性等属性.儒家的人主要是指人性问题和人的道德实践问题;基督教的人是基于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这一文化母题,来探讨人的理性、有限性和人性的阴影.儒家的天人关系是"天人合德",强调的是人与天、人与万物的和谐统一;基督教的神人关系强调神是绝对的主宰,人必须完全服从,信上帝和爱人如己是基督徒的伦理原则.     

天人合道——老子天道、地道、人道思想的整体性与统一性

老子以独特的"天人合道"回答了先秦天人关系的时代主题,道体向下体现为天道原则、地道原则和人道原则,此即三者的整体性;老子将自然、无为原则贯彻天道、地道和人道过程始终,此即三者的统一性。     

论孔子之"道"

孔子对“道”的理解和阐述包含三个方面:人道、天道和仁道。其中人道着重探讨人特殊的自然性、社会性和道德性;对于天道,孔子采用了“负的方法”论述其重要性,并将宗教情感化的“天”与客观存在的“天”两者有机地加以结合;而仁道则是人道与天道相互交融的体现,是“承天道以扬人道”的过程。     

天人之学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天人之学认为天地是人的本原,人与万物具有平等的存在意义,人的存在与物的存在构成相为相济的整体。人既利用万物又当保持自我节制,万物于人不只有实用价值,更有审美与道德上的意义。顺应自然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原则,主张在理解和尊重物之自然的前提下,人力的施为与物的存在特性和发展方向内在一致,顺物之自然性而为且不突破物所能容受的限度,人力顺应自然力以实现自己的目的。放纵人欲会过度耗损自然资源,伤害人的生命,败坏人的德性,造成社会纷争。凡此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在于,人当尊重、敬畏自然,扬弃与万物单纯的实用关系,恢复与物的全面丰富的关系,顺应自然而为,而节制物欲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釜底抽薪的意义。     

荀悦天人观释义

在批评前人天人观缺失的基础上,荀悦基于其独特的"三术"和"三势"说阐释历史过程中的主体性原则,总结汉代儒家伦理实践的新认识,提出了贯穿于"天命"和"人事"、"天道"和"人道"、"性命"和"人情"诸范畴的天人互动关系论,以形成其儒家伦理的哲学基础,不仅提供了理解儒家伦理的新视角,而且奠定了后儒的致思路径与生活内容。     

原始儒家为什么不论天道?

孔子罕言天道。孟子几乎不提天道。荀子主张远离天道。在原始儒家那里,天的内涵有二,即自然之天和本然之天。前者指苍苍之天空。后者指天生之本性。古人以为天等自然事物有生命。天故有神。遥远的天空因此具有神秘性。“绝地天通”后,儒家接受了天人相分的观点,以为天人不同、天道不影响人道。远离天道、不迷信天道的最终目的是崇人道、尽人事。勿信天、远天道及重人道才是原始儒家鲜论天道的原因。     

儒道"天人之际"思想浅析

“天人之际”问题是儒道共同讨论的问题。二者皆主张“天人相分”的存在论和“天人合一”的境界论,但在如何通达“天人合一”的思想进路上,儒家与道家分别采取了积极有为、消极无为的方式。     

董仲舒“天人感应”哲学思想研究

天人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问题之一,汉代哲学就是围绕天人问题展开的。董仲舒以"天"为本,运用阴阳五行说使"天"与"人"建立起同类相感、相应的"天人感应"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成为汉代"大一统"政治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依据,在中国传统天人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再论司马迁的天人观

西汉前、中期,整个社会笼罩着一股天人感应神学思潮。作为史学家兼思想家的司马迁,也以“究天人之际”为其撰写《史记》的宗旨,这自然引起后人对他的天人观的关注。纵观《史记》一书,无论是谈论王朝更替的历史大势,还是叙述具体人物的成功与失败,司马迁都充分肯定人为的作用,体现了一种重人事的思想。《史记》在一些篇章中,还对天道进行了质问,肯定占星活动与时代战乱密切相关,并对统治者求仙长生的荒唐行为做了揭露和刺讥,如此等等,都反映了司马迁具有较为明显的天人相分的思想。但是,司马迁重人事,疑天道,却从未否定过天命的存在。《史记》鼓吹的“圣人无父感天而生”的王权先天注定论和圣王同祖于黄帝的“报德”思想,肯定灾异之变与人事的密切关系,以及对怪诞故事的记载等等,都充分说明司马迁对天命王权和天人感应思想是做了一定程度的宣扬的。因此,我们对司马迁的天道观要有一个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在肯定其重人事思想之积极内蕴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他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天人感应时代神学思潮的束缚。     

略论老庄的“天人观”及其哲学意义─—兼与高晨阳先生商榷

本文认为，老庄道家的“天人观”，是其宇宙观（“天人相分”）、认知观（“天地之道”），在价值现上的综合体现，“天人合一”可以说是一个终极性命题。文章在揭示“天人合一”而致“均衡和谐”的多重多向结构的同时，着重阐述了老庄道家由认知“真”（“天”）、践行“善”（“人”）、乃至实现“美”（“和谐”）的内在逻辑与哲学理路。     

论《诗经》雅颂的天人观

天人观是中国文化的母题,渗透到民族精神与民族意识的各个方面。《诗经》雅颂里充满了诗意化的天人思想：先民们从“天生万物”而萌生了“天生人”的观念,天被视为有生命的实体（上帝）,它成了最高伦理道德的化身（天道）;因君为天之子,故天君同道,君应有德,顺天保民（王道）,否则君违天道,王位将倾。这种天君同道思想是基于现实的苦难和先民对理想政治的追求;这种诗化思维,对天的神化与对君的控制并存,其结果是在现实性的虚幻中实现了理想化的满足。     

试论孔子的技术价值思想

基于其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孔子提出了“仁爱、民本、求利循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等意深境远的价值论根据和“为学、中庸、仁知统一”等贯通古今的方法论遵循,这不仅为古代中国的科技发展,而且也为人类技术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世界观基础、正确的价值观导向和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论天道与人道——以辨析康德之先验自由及其与实践自由的关系

以儒家之天道与人道合一的思想看来,康德先验辩证论中的第三个二律背反之"先验自由"与第四个二律背反之"一个理知的无条件的必然存在者",两者合起来正是指向儒家所谓天、天道或天理,而康德所谓先验自由为实践自由奠基,亦是想表明人道源于天道,以及由此而进一步人道与天道为一。康德沿袭西方神人之际亦即天人之别的一贯之旨,以至于天道不能同人道贯通,人之性不能充尽圆满地体现神之性或天之性,因而在人性本善的问题上模棱两可,不能也不敢充分肯定人之善良意志就是人之本有的良知良能。即使肯定人之实践理性的意志自由,也要由理论理性所设定的先验自由来奠基。这恰是康德也是整个西方理性的最大局限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