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论因明学的理性精神与批判精神

量论因明学作为印度大乘佛教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高峰,标志着大乘佛教在理论上的终结,其内在价值至今尚未被学界所完全领悟,而这一价值本身的深远意义当然也就尚未被世人所普遍认知.作为一个完整全新的理论类型,量论因明学本身内在地具有彻底的理性精神与批判的超越精神.这种理性精神与批判精神可以从陈那"不顾论宗"、法称"成量"论证以及二位圣者对圣教量之批判中得到说明.     

杜甫《秋兴》八首与“悲秋之祖”《九辩》——杜甫对宋玉悲秋意识的承继与发展探微

"诗圣"杜甫与"悲秋之祖"宋玉精神相通,宋玉的代表作《九辩》开创了寓悲情于秋景的全新境界,杜甫的七律组诗《秋兴》八首从意象、意境及精神境界对宋玉的《九辩》都有全面的承继与发展,由此而成为唐诗悲秋主题的典范之作,代表了唐诗悲秋主题的最高成就,既体现了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的兼容并包的好学精神,也彰显了文学发展的自然规律。     

杜甫与严武关系考辨

杜甫与严武的关系自唐以来有两说,一为情谊深厚,一为杜甫酒后失言,严武耿耿于怀,杜甫几乎招致杀身之祸。有的论者对杜甫的诗作曲意附会,以坐实杜、严二人有"睚眦"之事;有的论者不从杜、严的上下级关系出发理解二人的礼数问题,竟以此为二人"睚眦"的佐证;有的论者不从杜甫的思想状况出发理解他辞幕的原因,而是不合情理地将它与二人的"睚眦"之事联系起来;有的论者指出杜甫悼严武诗感情不深挚,推测二人不睦,这也是深文周纳。     

从超越到圆融:论华严宗对印度大乘佛学的几处误读

印度大乘佛教的精神是超越的,它否定一切现实存在的自为真理性,坚持色空、性相的本体论区分;反之,华夏精神是自然的,把体验当下现实中万物的圆满具足、互生互容、融通无滞的整体性当成最高智慧.华严的几个最基本的观念,如三性一际、理事圆融、事事圆融,分别来自对大乘唯识的三性说和般若的色空不二、诸法平等思想的独特解读.通过这种解读,华严以理事的融通一如弥合了大乘对色空、性相的本体论区分,以诸法现存的圆满具足消融了大乘对现实存在的否定,从而使华严思想实现了从超越到圆融的转移,也就是脱离印度大乘佛教本来的精神而向华夏自然精神传统靠拢,因而这是一种根本的误读.这种误读,由于华严思想本身是在华夏精神传统背景下展开的,因而应视为华严受后者影响的结果.     

和谐社会群己论构建的传统文化底蕴——先秦道家群己论及其现代性评析

先秦道家群己论是我国春秋战国时代众多救世理论中最富有个体主义理性的学说。以个体为本位,贵己为我的群己论,主张个体权利,注重养生之道,追求个体精神的独立人格和自我超越。扬弃先秦道家群己论,构建一种"以人为本"、"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群己理论,既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需要,同时也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关键之所在。     

精神解脱与社会参与─—佛教的当代意义之蠡测

精神解脱与社会参与是人生猪层面中十分重要的两层。把这两层对立起来，或躲在精神蜗壳中修行，或忙于生活表层上周旋，俱非正道。调济两端，使之和谐统一，正是佛教对现代生活的贡献。一佛教由小乘到大乘，解脱的目的和进路，逐渐由个人的解脱发展为众生的解脱，由个人烦恼的断除和生死的了悟，推扩到普度众生，利他济世，帮助众生除去无明，解除痛苦，体证菩提，升华到究极的淫界。这种“慈悲普度”的精神和“地狱未尽，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的主张，为中国佛教所推重。大乘佛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不仅把个人解脱推扩到众生解脱…     

杜甫与中国和谐文化精神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杜甫受中国和谐文化的影响最深。杜甫的和谐文化精神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渊源;和谐文化精神在杜甫的思想与诗歌中均有强烈体现,并对后世的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全面论述杜甫的文化精神与中国和谐文化的密切关系,对当代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明代杜诗学中的“大家”论争

"大家"说是明代诗学的重要命题,而该命题始终是在杜诗学语境下,主要围绕三大问题展开:即杜甫是否为唐诗第一人;杜诗中的瑕疵是否影响到他的"大家"地位;作为"大家"的杜甫与"正宗"是什么关系。这三个问题的展开,主要突出了杜甫在各体诗中的成就、地位,其与盛唐诸家的比较及杜诗价值的论定,明代格调论诗学也在这过程中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深层次。明代"大家"说理论,除了"集大成"命题来自宋代,明人对它作了深细地开掘,还关涉到诗人才性、精神修养、生活面、艺术训练、文学传统等诸多方面。     

郭象"不损己为物"的理想人格论

郭象以个体自我为立论基础.在彼我关系中,以弃我殉彼的行为为悖于"常然"的行为,其"常然"在内在方面是"用物不役己"和"及人而不累己",在外在方面是"不损己为物"."用物"和"为物"的基点都是"不役己"和"不损己".其理想人格是由大人、真人、至人和圣人构成的由低到高的层次序列.大人、真人具有"无心而顺彼"的素质,显示着对外在他人的尊重和外在价值观的认可.至人是"以民静为安"精神的凝结,体现着社会责任感.在最高台阶上的圣人折射着"不舍及逐物"和"外内相冥"等特征,由<庄子>的"内外不相及"变成了"相及".大人和真人体现的大多是道家精神,至人和圣人则既有道家的超神入化,又有儒家的合俗入世,是整合道家和儒家精神为一的人格形象,也可以说,是道家化的儒家人格.     

论方东美哲学的理论基石

方东美以形而上学之视角切入中西哲学的比较和对中国哲学的阐释,相比较于西方超自然的形而上,方氏极力推崇中国哲学的内在超越性的形而上。在对原初儒、道及大乘佛学的阐述与贯通中,将生命的概念提升到本体的地位,关切宇宙创生与人之伟大,努力推进其生命本体论的哲思路径。视艺术精神为哲学之高妙处,而人格的提升和精神文化之价值的理想则在"双回向"的大乘法理中落入现实。     

杜甫对李白的解读历程——兼论李杜友谊

李杜同游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李白对杜甫的思想与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杜分手之后,二人交往主要表现为杜甫通过诗歌创作怀念李白,本质上则是杜甫对李白进行解读。这一解读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二人初逢洛阳、共游齐鲁时杜甫对李白从激情的崇拜到冷静的反思、规劝;二是困居长安时期杜甫在求仕的屈辱中逐渐感悟到了李白自由人格之可贵;三是乱世飘泊时期,杜甫日渐贴近李白的心灵,在心灵的共振中自觉在人格上追随李白。杜甫对李白的理解过程,同时也是二人人生经历的趋同过程,杜甫经历了与李白相似的人生,最终完成了对李白完整而深刻的解读。从这一角度出发,对李杜友谊及杜甫的心灵历程可以有更清晰的认识和更深刻的理解。     

钱钟书的杜甫研究及杜诗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钱钟书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在古代诗人中,他对杜甫评价最高.杜诗对钱钟书的人格、气质和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钱钟书的杜甫研究主要包括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杜诗与宋诗的关系、杜诗的境界、杜诗的创新精神、杜诗的影响等方面.杜诗对钱钟书诗歌创作的影响表现在对杜诗的化用、对杜诗句式的模仿、对杜诗意象的借鉴、对杜甫忧国忧民精神的继承等方面.     

道与盗之辩——《老子》的价值取向

在《老子》中,道路只有两条:道与盗。无心或有意偏离道者,必将归于盗。道超越了仁义智勇等人道价值,在其主导之下,仁义智勇都获得新的规定。修道者以爱而不用、守身勿失的一贯姿态立于世。盗以以己加于物、取物归于己为其基本精神结构,以"径"、"利"为具体内涵,以走出自身而迷失自身为常态。道不弃盗,扭转盗之精神方向,即可由盗返归于道。     

文化整合与文化交融——儒佛人生观之比较

中土接纳佛教的过程是一种文化选择的过程,在佛教传入中土以前,印度佛教已经成熟。在佛法东传中,中土主要接受了大乘佛教,“自利利他、自觉觉人”的大乘精神一直规约着中国佛教的人生理想、社会理想,并与中土儒门士风相互映衬。所谓儒门士风,指儒家学派自先秦始创,并在以后的发展中所表现     

儒家恕道的哲学限度

儒家行恕的路径是以心度心。度由己出,度的对象是别人,度的方法是通过心、经由情而进行自己与他人之间的类推、比照。孔子之后,后世儒家一直试图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提升为一种具有绝对普适性的黄金价值,但如何及时清除自我对他人的暴力与强权,则又成为一大非常重要的伦理问题。尼采严厉指出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所隐含的"人对别人的行为都能够获得同等的回报"的虚妄预设,人与人之间并没有"行为等值性"。而在莱维纳斯看来,自我意识总把自己确定为一种具有无限包容性的绝对性存在。人心的"自律"倾向在主观上已经把他者看作是一种必须予以整合和消除的对象。     

古典儒家“为己之学”及其当代价值

古典儒家重"己",有"知己"、"为己"、"修己"、"立己"、"克己"、"行己"、"成己"等说,极言吾人道德与人性上的自觉自为,自立自强,实有一整套安身立命,修己安人,内圣外王,人文化成的生命的学问。这种生命的学问,因其核心和要领在于自我的道德觉悟与修为,依孔子"古之学者为己"之言,可谓之"为己之学"。古典儒家"为己之学"与当今流行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自有天壤之别,恰是对后者之反对、克服与超越。当此文化生态急需廓清与更新之际,古典儒家"为己之学"尤有其至关重要的道德教育意蕴,值得我们悉心体会、批判继承、着力弘扬。     

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精神:期许、问题与理路——新中国70年精神激励的伦理逻辑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社会基本实现了伦理"制度秩序"和"心灵(心理)秩序"的建构,而如何建构伦理"精神秩序"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观照"伦理现实"以协调伦理与道德的矛盾、眷注"现实的人"以化解人之目的与工具的悖论、建造"真实集体"以消弭现代性群己矛盾,这是马克思主义伦理精神的价值期许。当前,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精神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是如何实现问题意识、思维方式和理论主题的"伦理转换",要解决的现实难题是如何对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道德问题挑战。为此,建构面向未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精神的基本理路是:直面伦理与道德的矛盾,构筑实践伦理精神;直面人之目的与工具的悖论,构筑仁爱伦理精神;直面现代性群己矛盾,构筑责任伦理精神。     

论杜甫的复仇精神

唐诗人杜甫有一些表达复仇思想的诗篇。在这些诗篇中,杜甫以鹘作为击恶排难的意象,寄托复仇精神,表达了对危害国家人民的恶性势力的挞伐。杜甫的复仇精神并非单纯的发泄豪侠意气,而是与他的儒家情怀、家族门风、豪侠气概以及爱国爱民思想密切联系的。     

禅宗“悟”义索隐

在佛教经籍文献中,禅宗之"悟"便是唯识学的"见道",是现观唯识学的第八识即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染污与清净不二,阿赖耶识实性便是因地真如."悟"真如是大乘佛教的入门,也是大乘佛教的依托.禅宗具有宗教性禅宗与文化性禅宗之分,学者研究禅宗需有合理划界.     

试论鸠摩罗什的大乘般若思想--兼与慧远的佛学思想作比较

鸠摩罗什的大乘般若思想主要表现在"非有非无"的般若中观思维方式、禅智并重的修行方法、"无常"与"无我"的宗教世界观,在这三方面表现出与中土僧人慧远具有不同的佛学旨趣,鸠摩罗什的般若思想对促进大乘中观思想在中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也显示了印中佛教文化的不同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