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事宗”易学:一种中国式方法范式的确立与传承

顾炎武《日知录》勾勒了《易》学发展简史,不但泛滥易学的"玄""理"二家,还清楚看到了"史事宗"这家存在的可能性,并深度揭示了史事"参证"方法在杨万里等《易传》中得到确立,认为"史事宗"《易》学以用《易》为学术趣旨,是方法论与目的论的高度统一。顾炎武作为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不但以史证《易》,还由此在其《音论》等著作中推出"广证""博证"之法,终至形成乾嘉学派赖以存在的"疏""证"相结合的范式。乾嘉学派虽以"复古""回到汉学"为旗帜,但纯粹"注疏"的方法范式毕竟已成过时的笺注学。后继的乾嘉学者们分别以吴派、皖派大成之作《周易述》《孟子字义疏证》等为代表,蔚成了以考据、考证为特征的乾嘉学派,标示了中国哲学方法范式薪火相传的学术气派。     

顾炎武与乾嘉学派

顾炎武从学术规模、治学门径、为学宗旨等方面对清代学术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而在顾氏之后 ,乾嘉学派则接踵继起 ,对顾炎武开创的清代学术进行了专门而精深的研究 ,那种认为乾嘉学者只能算得上“半个亭林”的观点值得重新考虑     

关于乾嘉学派研究的几个问题

在中国学术史上,乾嘉学派活跃于18、19两个世纪间的学术舞台,其影响所及,迄于20世纪中而犹存。最近一二十年间,董理学术史之风复起,乾嘉学派研究成为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对各位先进较多关心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旨在论证乾嘉学派如同历史上众多的学术流派一样,也有其个性鲜明的形成、发展和衰微的历史过程。准确地梳理和把握此一历史过程,或可窥见18、19世纪间,中国学术之演进脉络。     

评价乾嘉学派应消除历史成见

乾嘉学派,亦称乾嘉汉学,或乾嘉考据学,因其于“乾隆、嘉庆两朝,正达于高潮,学术界几乎都被他占领”,故以乾嘉学派名之。由于乾嘉学派是乾嘉时期占支配地位的学术流派,又是有别于其它历史时期的学术,足以反映清代学术特点的学术思潮,因而也有人以“清学”称之。惟其如此,欲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特别是要研究乾嘉道时期的学术文化,必然应着重研究乾嘉学派。近年来的清史研究中,乾嘉学派也的确引起学界的关注。但是,乾嘉学派产生形成的真     

美德、角色、风气:清末到五四学术思想变迁的一个新视角

从清末到五四,中国的学术思潮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一变化首先表现在学术领袖的变更:留美归国的胡适等人迅速崛起,取代了尚处盛年的严复、梁启超等人。胡适主张考订史料、"小心求证",代表了一种新的"学术美德",与近代欧美史学强调"如实直书"、科学治史的发展相类,同时又衔接和重振了乾嘉学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由是五四注重"考订"的学风取代了清末热衷"通论"的风气。五四时期学者之治学生涯,受此学术风气之影响。他们向这一风气看齐,展现为人所认可的"学术美德",扮演合乎期望的"学者角色"。但"学者角色"有内外两个方面:一个学者之内在性格,与人所期望的角色并不一定符合,学者的学术生涯由此会产生明显的变更。晚清、五四学人处于中国学术的成长期,他们所展现的"学术美德"和扮演的"学者角色",展现了学者个人性格特征、兴趣爱好与时代风气之间的一种辩证和复杂的内、外互动之关系。     

乾嘉学派的产生与文字狱并无因果关系

清代乾嘉学派是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学术流派。关于它的产生原因和历史作用,人们有着不同的看法。五十年代,批判胡适和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史学界曾对乾嘉学派做过评价,认为它是清朝统治者政治绝对专制,采取文化高压政策的产物;论其作用,则贬多誉少。六十年代,有人针对当时史学界出现的一些议论,又把乾嘉学派端出来批判一番。今天,在学术领域内贯彻实事求是精神,回过头去看看以往的这些文章,不免使人感到有重新探讨的必要。因此,去年九月在北戴河举行的清史学术讨论会上,这个问题再次提了出来。尽管目前大家的观点还不径相一致,分歧甚大,但只要展开讨论,认真分析,求同存异,逐步深入,是可以取得比较公允的结论的。这里我想简单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作为引玉之砖,就正于学术界同仁。     

政治趋迎与学术为用:黄文山历史观的“文化学”阐释

作为一名国民党党派学者,黄文山以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理论为主要学术资源,从"文化学"的视角来阐释"史则"与"史观",论证"民生史观"为最高的历史法则。黄文山历史观的"文化学"阐释,充分反映了国民党党派学者在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以学术为意识形态所用、为官方文化政策提供学理支持的努力。从这一现象中,可以窥见特殊政治形态下的学风与士风。     

以"明道"之眼观"求真"之学:"宋学"与任鸿隽对科学的认知

一般认为,中国现代的科学观念是和传统价值观相冲突的,有的学者则强调中国现代科学与"汉学"或"考据学"的继承关系.任鸿隽的事例表明,"宋学"对于中国现代科学观念的影响不容忽视.早年受到的士大夫训练一方面为他提供了批评"传统"的武器,另一方面也使其常以"明道"的心态理解作为"科学精神"的"求真".任氏宣称科学的本质不在"物质"而在"方法",根本还在"精神",努力把科学向更为超越也更为通达的方向提升;同时又强调科学不过是"常识训练",离不开"日用事物之间",这都使得他笔下的科学更近乎"道".     

关于乾嘉学派的评价(综述)

乾嘉学派,又称清代朴学、汉学,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学术流派,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一页。解放初期一些学术专著专论中有所探讨,近年来更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进行了讨论,对乾嘉学派的利弊得失作了某些不同的评价。这里将近几年来书报杂志上的若干意见,简要综述如次。乾嘉学派的历史作用郭沫若认为,乾嘉时代考据之学颇有成绩。虽或趋于繁琐,有逃避现实之嫌,但罪不在学者,而在清廷政治的绝顶专制。聪明才智之士既无所用其力,乃逃避于考证古籍。此较之没头于八股文或饱     

论章学诚的"以史明道"观念

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章学诚提出"以史明道"的观念,不仅是针对清代朴学家宣扬的"训诂明道"观念,而且也是针对唐宋古文学家宣扬的"文以载道"观念和宋明理学家宣扬的"义理明道"观念.他认为这几种治学观念既推进了学术的发展,同时又割裂了"道"体的内涵与全貌,造成学术互争畛域的弊端.章学诚提倡"<六经>皆史"与"以史明道"的观念,不仅有助于消除学术门户之见,而且对于揭示史学的性质,丰富和发展中国传统史学关于史学功用的内涵,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江户幕府时期日本对华观的矛盾现象——以日本对清朝的军事情报活动为中心

江户幕府时期的日本,其对华观呈现出十分明显的矛盾现象:一方面贱视清朝,视清朝为"夷狄",坚持拒绝与清朝通交的立场;另一方面,却又特别重视清朝,视清朝为日本主要的威胁。日本江户幕府虽然与清朝没有官方交往,但却利用其周邻外交和唐船贸易的信息渠道,在搜集清朝"三藩之乱"、乾隆帝南巡等政治情报的同时,尤其重视搜集舆地、军政、武备技术等清朝军事方面的情报。贱视清朝,主要是从文化心态层面出发的,江户幕府主政官员深受儒家"华夷观"的影响;重视清朝,则是从现实层面出发的,毕竟当时的日本国力较弱,并不具备与清朝抗衡的军事实力。如此看似矛盾的对华观,也正是江户幕府时期日本涉华行为的特征。     

中国经验:哲学与人文学的沟通何以可能——兼论人文学的形而上学基础问题

中国古典学术自来就有以文学(包括艺术)、哲学、史学作品等诸种人文学术形式明道、传道的传统,其明道、传道使用的是广义的"意象语言".中国人文学的意象语言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本然陈述、经验陈述与隐喻陈述,它们构成中国人文学文本的基本单元,并往往在同一个文本中交错使用.人文学可以明道与传道,有其形而上学的基础,此乃基于宇宙万物"道通为一"的原理.在人文学的文本中,这种"道通为一"以转喻、提喻与讽喻的方式出现,它们分别与史、诗、思这三种不同的语言叙事风格相对应.     

"尊德性"还是"道问学"?——以学术本体为视角

"尊德性"、"道问学"之说源于<礼记·中庸>.就"尊德性"而言,它首先是指一种关乎伦理道德的"践履性"说教;同时,"尊德性"必然地、内在地规定了"尊德性"之"学"的形上思辨的哲学发展路向.就"道问学"而言,其初旨也带有强烈的实用性、践履性;道问学通过读"经"而"明道",其内在规定性指向考据实学.以学术本体为视角,"尊德性"就是"道问学","遒问学"就是"尊德性".前者是说尊德性所涉对于诸"哲学"问题的探讨,其本身是一种"学";后者一方面是指学者一秉其"良知"而治学,另一方面则是取尊德性的"价值评判"之特质而正面肯定"道问学".     

试论净明道的思想与特色——以儒佛道“三教融合”为视角

南宋中后期、金元之际所产生的"新道教"最显著的特色,就是比以往更加注重融摄儒、佛二教的思想资源来充实和提高自己。主张"三教融合",既是它们顺应时代思潮发展的必然,也是它们各自理论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净明道较侧重于融合儒家理学,在强调伦理实践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心性之修炼。净明道还深受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影响,在心性论和修道方法上都受佛禅较深的影响。     

学术之正与学者之德

作者通过对中国古代关于学术一词的考证分析,提出学者应该有从事纯正学术的道德自律,而不应该以学术为谋取私利的手段,不应该做违背学术规范的"喻利之小人"."正其学于先",即学者先要端正从事学术的方向和目的;"慎其术于后",即学者的治学之方应遵守具体的学术规范.     

不必都是"纯学术"--回应李伯重先生

近读李伯重先生的<论学术与学术标准>①,对于文中浸润的纯正学术精神以及对中国学术发展的忧患意识,我深为感佩.惟作者所说"学术就是学者在‘象牙塔’中进行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学术’探索工作",我觉此问题比较复杂.如此界定"学术",可能体现了"学术"的主要精神,但终不够全面.     

吕祖谦的学术风格

吕祖谦是南宋著名学者,其学术风格在当时学术界颇具特色.他在学术态度上"平人易气",对诸家学说"约偏持中","公平观理所在";在学术交往中摒弃狭隘的门派观念,广泛交游,"相接以心";在治学上"兼总众说"而成"一家之言",其学术体系呈现"广"、"博"、"通"的特点;在为学取向上具有讲究务实、追求经世致用的倾向,从而与"正统"理学流派拉开了距离.     

试论顾炎武的"经学即理学"思想

宋学崛起,将流传千年的汉唐经学"整体推翻",而清代汉学复兴,学者又要将宋明理学"整体推翻",在此背景下,顾炎武提出了分判"理学"、"经学"的标准。顾说"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理学"是"义理之学"的缩语,他的话是对宋明理学尊严的粉碎,是清初思想之一大解放,反映了一代宗师转移和引领学术方向的智慧,而其目的,则在"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其治经宗旨,就是通经以致用。     

20世纪的阮元研究

阮元作为乾嘉学派强有力的殿军和总结者 ,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 ,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 2 0世纪阮元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对阮元思想研究较为全面、系统 ,多有独到、深刻的见解 ;阮元学术研究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对阮元学术方法论的研究成绩显著 ;随着整个学术环境及视野的不断开阔 ,阮元文化活动研究近年来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中国古代儒家的治学理念

崇学尚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儒家看来,学问之道,在于"求其放心",希圣希贤.儒家学者倡导读书要注重经典、熟读精思,力求学行并重、德业双修,进而开启智慧、弘扬大道.今天的学者,有必要秉承"学问之道,求其放心"的读书理念,树立"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学术自觉,潜心研读经典,推出学术精品,真正惠泽学林、利益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