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楹联刍议

楹联是我国传统文学样式中一朵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奇葩。天主教作为一种异质文化进入中华,在发展中也借用了这种文学形式来表达信仰理念和信仰生活。文章通过对天主教楹联的缘起、发展、定型、类别以及不断融入中国文化元素等种种特点进行分析,进而透视天主教进入中土之后不断本土化的一个侧面。     

方豪的天主教史研究--以《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为例

方豪在天主教史研究方面成就颇丰。以《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为代表,他不仅对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原因、过程及与中国文化的相互影响作了精深的考究,而且还从诸多方面展拓了天主教史的史料来源,为中国天主教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交流与借鉴——中国婚姻伦理与天主教婚姻伦理之关系浅论

本文比较了中国传统的婚姻伦理与天主教的婚姻伦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婚姻伦理,分析了二者之间由传统婚姻伦理中的冲突与契合到现代新型婚姻伦理所衍生出的新问题与新焦点,指出二者虽多有冲突,但是在深层的伦理内核上还是有许多契合之处的,而这种契合恰好提供了两种伦理沟通交流的结合点,利于中国人接触和借鉴天主教的婚姻伦理,进而丰富与发展中国的婚姻伦理.     

礼物与明末清初天主教的适应策略

明末入华的耶稣会士通过礼物构建人际网络,为天主教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空间。礼物传教是传教士"适应"策略的具体体现,也是天主教本土化的尝试。耶稣会传教士通过向士大夫、官员甚至皇帝赠送礼物的方式,适应中国环境来传播宗教,为天主教寻求保护者和构建高端人际网络,是明末清初天主教成功移植中国的有效方式。从"礼物"角度去审视明清天主教,或可为我们思考基督教中国化提供有益参考。     

法国汉学界对中西文化首次撞击的研究(下)

明末清初的16-18世纪,是中西两种文化首次撞击的时代。这次中西文化的撞击与交流媒介,是以入华耶稣会士为主体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他们无论是在中学西渐方面,还是在西学东渐领域中,都做了许多有益的、他人无法取代的工作。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课题,法国汉学界在该领域中始终居领先地位。本文对法国汉学界近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作了鸟瞰式评介。     

从利玛窦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看中西文化交流

明清之际 ,以天主教传教士为媒介 ,中西文化实现了第一次正式的接触与交流 ,西方的天主教与科技文化相继传入中国。利玛窦提出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在这次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对西学顺利进入中国和中国士大夫最终接纳西学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拟对利玛窦天主教儒学化理论及其在此次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影响展开探讨。     

禁教以来山西天主教徒的信仰特征

天主教传入山西时与主流文化结合在一起,其本土化的主要趋向是儒教化.清禁教时期,山西教徒把民问信仰的观念、方式渗入天主教,使其民间化.他们用放鞭炮、贴对联、叩拜神父等中国传统方式庆祝天主教的节日;过中国传统节日时,也没有完全放弃传统习俗,甚至外国传教士也用中国传统方式庆祝中国传统节日.山西教徒的婚礼、葬礼等人生礼仪继承了大部分山西地方传统礼仪.这些都体现出教徒信仰的礼仪一定程度上的本土化.     

明末清初天主教对中国民间祭祖习俗的文化批判与适应改造

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在是否容忍信徒祭祀祖先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但对民间祭祖活动中的一些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仪式则一致反对,对民间祭祖习俗予以批判。然而,令人尴尬的是他们无法从根本上禁止中国民间社会中的祭祖习俗,即使是对中国教徒也做不到。因此,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在对民间祭祖习俗进行文化批判的同时,对民间祭祖习俗采取某种程度的适应与改造。     

基督教的传播对中国现代文化构型的影响

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基督教的传播对中国文化构型中的市场逻辑在精神层面有着质的影响.在明末清初开始的四百年的基督教文化传播历程中,天主教和新教前后相续,同儒家思想和支配结构一起,最终完成了现代文化之网的三角构型.文章以利玛窦和马礼逊这两位天主教和新教领军人物对宗教偶像崇拜问题的差异为切入点,分析了从天主教到新教的演变对中国文化构型中市场逻辑的影响因素.     

天学精神与儒学伦理——明末中西文化冲突探因

明代嘉隆以后 ,儒释道三教会通成为明末文化领域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此时西方天主教文化传入中国 ,并参与了这场文化交流。由于相属异质的东西文化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使得天主教文化的本质——天学精神在会通中国文化时 ,必须对中国文化进行选择 ,儒学伦理因其在中国文化中固有的本位特征而成为天学精神会通的首选。但传教士们却把对儒学伦理肤浅的会通当作两种文化交流的基础 ,当明末反教儒士否定了这种肤浅会通后 ,这种潜在的不利因素也就迅速地变成了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个实在障碍。     

澳门学与基督宗教研究

澳门发展史与基督宗教在华传播史有着密切关联,澳门因此成为自明朝以来近代基督宗教在华传播的始点和支撑其传教的据点。无论是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还是新教传教士马礼逊,都以澳门为其入华传教的第一站,并因此而取得了入华传教的成功。因此,基督宗教研究,尤其是对明末清初以来基督宗教传教士的研究,应该成为澳门学不可或缺的部分。本文将从澳门教会的建立、天主教发展、中国明清天主教学者和基督新教发展等方面来对澳门学所涵括的基督宗教研究加以分析阐述。     

辽金元佛教与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

在契丹、女真、蒙古诸族在进入汉地并建立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不断加深入与汉族的交流,这种交流与其接受汉地文化同步,而佛教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与影响,有力地推进了这些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进程。这也是中国佛教对中华民族的重大贡献。     

明清之际天主教艺术传入中国内地考略

西洋美术传入中国是伴随着天主教的在华传播而来 ,本文借助于大量的中西文材料 ,探讨了天主教艺术在中国内地的传播史实。西方传教士直接将海外的宗教艺术品带入中国是天主教艺术传入中国内地的重要方法 ;而在中国内地刊刻和复制天主教艺术品 ,则是西洋美术在中国内地更为普遍的传播方法。同时 ,在天主教美术作品广泛传播的同时 ,西洋美术理论也得到一定范围的传播。     

康熙"1692年宽容敕令"与浙江

康熙皇帝于1692年所批准的允许天主教在中国自由传播的议奏,在欧洲被誉为“1692年宽容敕令”,这也是“鸦片战争以前天主教在华‘正教奉传’之惟一官方正式认可之文件”。此后,中国天主教进入了“黄金时期”。实际上,“1692年宽容敕令”的出现,与浙江天主教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试论中国主体文化对翻译活动的规范和制约

翻译的功用之一是译介与内化外来文化。在翻译史上的不同时期,中国主体文化总是有选择地把外来文化纳入由自己主导的发展轨道。经过中国文学传统的文体和语言改铸后的外国文学,不仅具有了独特的、即便是原作也无法取代的艺术魅力,而且顺利地融入了中国文学之中,成为中国文学有机的组成部分,进而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创作经验。     

多角度地开展近代传教活动研究

传教活动与反传教斗争,是近代史的一条重要发展线索,也是近代史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1625年西安掘出的景教石碑证明,早在唐太宗时,天主教就已从波斯传入中国,1900年,从敦煌石窟中还发现了唐代的天主教译经。其后,在中国天主教的势力和影响虽有起落,但始终未曾绝迹,不过它也始终不曾对中国社会发生重大的广泛的影响。进入近代以后,天主教传教活动的性质和作用有了深刻变化。从政治上看,传教活动凭借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了合法地位和特殊权益。传教士客观上充当了列强侵华活动的先头部队和得力工具,他们刺探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情报,直接为列强制订侵华政策提供依据和谋略,甚至参予其中的具体活动。如小马礼逊、郭士立、伯驾等人既插手于     

多明我会与明末中西交往

多明我会是明末入华传教的主要欧洲天主教修会,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多明我会的早期入华历程,不仅与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欧殖民势力在亚洲的扩张活动纠葛一处,而且直接影响到明末天主教在华格局的演变以及著名的中国礼仪之争事件的发展。1632年,该会传教士从台湾渡海进入中国东南大陆传教,打破了此前半个世纪耶稣会独享中国传教区的局面。其后,多明我会传教士第一次在福建传教区针对现实中的礼仪问题展开系统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提交罗马教廷,终使礼仪问题演变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牵动东西方、延续数世纪的大事件。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党史文化的融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党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自身所蕴含的文化。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党史文化既有益于丰富党史文化,也有利于凝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党史文化对于文化建设与丰富文化理论是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当然在现实中也有其困境,需要建构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融入机制。     

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以英国文化主义为参照

鉴于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学者主要集中在文艺理论和中国当代文学领域,如此一来,原本极具批判性和跨学科特色的文化研究在耦合中国的现实接受语境时,某种程度上被蜕变为与文学研究争夺学科阵地的理论话语.文化研究理论在中国大陆的译介,大多局限于结构主义范式之后,更多地亲近于媒体研究和社会学,而离文学愈益疏远.因此,要深入探析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嬗变及其二者之间有意味的结合,就无法避开对英国丈化主义作一番回溯与思考.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围绕"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关系"的论争,亦可从文化研究的"前史"和源头--英国丈化主义那里获得诸多启示.     

利玛窦与西学东渐

意大利天主教神父利玛窦(1552-1610)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中国传布天主教文化和自然科学,又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孔学文化和明朝的文物制度,为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利玛窦来中国传布天主教的真正目的是"作耶稣的勇兵",但他的实际活动和作用都超出了狭隘的传教动机.因此,对于利玛窦在西学东渐上所起的历史作用,应当予以实事求是的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