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规范主义和经验主义——哈贝马斯的"重建性"合法性思想探析

西方有关合法性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自古希腊以降,合法性研究经历了从古典规范主义到韦伯式经验主义的范式演变。哈贝马斯对这两种合法性范式都不甚满意。在检视了这两种范式的发展脉络与缺陷之后,怀着超越古典规范主义和主流经验主义的学术抱负,哈氏提出了合法性理论的第三种范式——“重建性”合法性。在他看来,政治秩序合法性必须以自由平等公民之间的理性反思与辩论商谈为基础。综观哈氏的“重建性”合法性范式,其实质即是一种植根于理性的话语论证过程之中的“程序主义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问题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在多元性和变化性的参照系中构筑政治合法性,必须超越传统上经验主义依靠大众对统治服从的经验,也不能局限于规范主义对永恒正义的抽象思辩.合法性是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统治秩序的有效性也依赖于自身事实上被承认.转型期的中国,如果要保持政治稳定,消除合法性的危机,就要以和谐社会的构建为保障.     

多元价值反思中的西方合法性理论

西方合法性理论发展到现代已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经验主义与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研究范式的分庭抗礼,也已持续了数个世纪。无论是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对“统治绩效”与“行政效力”的关注,还是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对“价值规范支撑”与“统治权利论证”的重视,西方的政治思想家们都面对了一个无法轻易克服的理论困境,即“西方价值中心主义”。合法性理论在现代的规范主义回归已经成为该理论今后发展的基本趋势,但如果理论家们还是带着西式眼镜看待这个世界、观察合法性问题,那么,他们所看到的就不仅仅是所谓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危机了,而是西方文明的危机     

政治合法性:内涵厘析与特征初探

自20世纪初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合法性”这一概念以来,合法性已成为现代政治分析话语谱系中的关键术语与核心范畴。通过对合法性理论脉络的梳理,结合规范主义与经验主义两种分析范式,从法律形式、价值实质、社会心理、政治能力等四个层面对的涵义进行厘析,不难发现,合法性具有历史性与发展性、可求性与流变性、主体结构的梯次性、基础的多元复合性等四大主要特征。     

语言特性之哲学辨析

文章基于经验主义、心灵主义哲学,探讨语言共性和个性;通过对比经验主义与心灵主义,阐明语言共性的内容及证据以及语言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结论是:经验主义和心灵主义都不是语言理论得以建立的完美的哲学基础,在语言实践中,经验主义继续得到广泛应用,而心灵主义则受到语言哲学界的欢迎.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上的布隆菲尔德语言理论在教学实践中仍有很大应用价值;而建立在心灵主义哲学基础上的乔姆斯基语言理论对自动翻译等人工智能的发展有指导作用.经验主义和心灵主义并非完全对立,二者在数理语言学中得到了统一,成为数理语言学的哲学基础.     

在"事实"与"价值"之间:马克斯·韦伯学术方法的法理启示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兼及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要求,折衷于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能坚守科学性与客观性而又不忽略价值的意义与理解.他既不同意实证主义把人类行为化约为可观察的外部表现的做法,也不赞同完全回到人的主观世界,进行没有任何验证标准的"思辨式"研究.马克斯·韦伯是一个穿梭于科学客观性与主体价值之间、因果解释与意义理解与阐释之间的智者.这为法学研究或法律实践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基础和指导.因为,建构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而又能够保证其客观性的社会科学方法,是法学或法律运作的一项长期的任务或追求.     

经济学实验的方法论支撑:超越"无关痛痒"的证伪主义

实验研究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一种常规手段.在其历史上,面对来自各种角度的怀疑,实验经济学的先驱们往往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对其合法性进行辩护.本文从经济学的哲学传统中探寻实验方法为经济学所接受的必然性,认为实验方法承继了逻辑实证主义与经验实证主义两种传统,在寻找真实的假设的同时检验着理论的预测.特别地,实验克服了计量方法引入所留下的"无关痛痒"的证伪主义的缺陷,使得经济学理论与实验之间的真正互动成为可能,从而在实验过程中找到了研究的合法性.不过,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中的实验研究最终必须回到文化价值与意义上来,从我们对人类行为的某种事先的"猜测"和把握中寻找其前进之源.     

"道德形而上主义文学"的精神陷阱--当前学术界"二张"关于启蒙争论之我见

人性价值立场的缺位与将"道德形而上主义"抱持为惟一价值立场的错位,使张光芒重构"道德形而上主义文学"的理论诉求导向了一种新的精神陷阱.这种精神陷阱就是"道德形而上主义"对人的建构所必然导致的"自杀"、"杀人"与"被杀".     

也谈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

伴随着罪刑法定主义的立法化,罪刑法定原则全面覆盖了中国的刑法解释理论.罪刑法定主义其解释学理念在于:一则罪刑法定原则规定了刑法文本之本体论意义,从而即决定了刑法解释的目标与限度;再则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提出"合法性"要求.然而,罪刑法定主义自身的价值困惑,罪刑法定原则带给刑法解释的"合法性"困惑,不仅阻却了罪刑法定理想的完美实现,亦使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解释领域的贯彻陷入困境.因而,反思罪刑法定主义之合理性、论证罪刑法定原则之可行性,就成为刑法解释理论探讨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起点.     

从无根的"个人"到现实的"个人"--一种对社会契约论中"个人"的马克思主义批判

社会契约论从无根的"个人"出发,把政治权威的合法性置于"个人"对它认可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典型的个人主义唯意志论学说.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变个人本位的主体性思维范式为实践的人类学思维范式,展开了对契约论中"个人"历史的、逻辑的批判,它不但摧毁了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前提--无根的"个人",确立了历史的坚实基础,同时也自然地展现出了一个"个人"辩证发展的逻辑.     

康德纯粹自我意识学说的贡献及其困境

在康德的知识论中,纯粹自我意识同物自体一样是终极的,并且构成了康德先验主义的基础。经验自我意识的提出是西方近代哲学克服经验主义阶段的标志之一,而康德的纯粹自我意识则克服了笛卡儿"自我"实体化和休谟怀疑论的缺陷,开创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辉煌时代。但是,正是纯粹自我意识的超验性和与非生活性,使其又陷入了新的理论困境。     

非缘身认知科学计算表征观——基于哲学和其它学科基础的考察与分析

文章以哲学渊源为研究始点,重点对非缘身认知计算表征的两种重要研究范式的哲学和其它学科基础给予考察和分析.认知计算表征思想有其问接和直接的哲学渊源.尤其是笛卡尔身心二分法和霍布斯的"推理即计算"以及早期分析哲学和逻辑经验主义对认知计算表征思想产生直接哲学影响.就其学科基础而言,早期认知科学各个学科为心智数字计算表征的符号主义、功能主义和认知主义研究范式奠定了理论基础.脑神经科学的研究为心智联结主义计算表征研究范式提供了科学技术支持,从而使它们成为非缘身认知科学的两个重要研究范式.     

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四位一体”解构

新公共服务理论建立在新公共管理改革不断遭受批判与质疑并逐步陷入合法性危机的基础之上.从理论传承的视角来看,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一种扬弃和超越,两者彰显诸多共性.然而,从公共行政范式发展的本质来看,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在"效率"与"民主"这两大价值观之间进行平衡博弈进而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管理技术和管理手段的集合.新公共服务理论更多地彰显其鲜明个性,该理论恪守多元博弈的价值取向,并且寻求相应的理论基础.进而设计特定的制度安排,最后依赖特殊的研究方法进行知识积累,形成了"四位一体"的理论架构.     

普世伦理与道德的先验实在基础——兼与陈亚军教授商榷

道德的本体基础是元伦理学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我国学术界,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是主张普世伦理与价值的后验性,并基于认识论、语义哲学等理论对其做了论证.然而,道德后验主义一个致命的缺陷是其最终将滑向道德相对主义,从而自我否定道德这一实在命题.道德规范性约束的合法性、道德对话的根本可能性、道德的非主观性最终都归因于道德本身的先验实在性.先验的道德实在主义强调客观的规范性事实的存在,承认一个价值承载的世界的存在.然而,这并不代表着一个反科学世界观的本体论观点.在根本意义上,道德先验实在主义并不意味着坚持一个冗余的本体论,相反,道德价值的先验实在性能够同时从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主体性理论那里得到验证与辩护.     

重新理解和界定"大众"——对费斯克与其他思想家观点的比较分析

费斯克认为,大众、大众力量是一组变动的效忠从属关系,它们跨越了所有的社会范畴;而形形色色的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内,可以从属于不同的大众层理,并时常在各层理间频繁流动。这就与奥尔特加以及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等理解和界定"大众"的立场和方法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费斯克使用"thepeo-ple"、"thepopular"等概念,而不是"themasses"等概念,本身已经隐含着与奥尔特加以及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等立场上的分野。与奥尔特加以及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等不同,费斯克是站在反"精英主义"的立场来看待大众的,是站在反对"原子化"和"同质性"理论的立场来看待大众的。     

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

本文试图揭示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合法性是政治哲学的主题,而合法性产生于民主;民主是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在这种意义上,他的共和主义是程序主义的;由于这种程序主义对政治价值没有明确的承诺,而且也不能达成"一致同意",所以它必然导向形式主义.     

"法律的内在道德"抑或 "立法技术的伦理正当性"——从"富勒困境"谈起

富勒提出的"法律的内在道德"理论在学界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合法性诸原则能否真正被视作法律的内在道德.通过分析不难看出,富勒在面对诘问时陷入了理论困境.事实上,富勒所谓的法律的内在道德毋宁应被视为立法技术的伦理正当性.对立法技术的探索和应用上的道德问题进行价值哲学与社会实证分析是立法技术的伦理正当性研究的主要内容.立法技术伦理正当性分析的必要性主要在于,对具有正当性的立法技术的探索、发现与立法者职业道德素质的高低呈正相关关系;对法的制度伦理的坚守能使立法者有效避免滥用和误用立法技术.而对立法技术进行价值追问和道德效果的社会实证分析则提供了研究的可行性.     

"国民性神话"的神话

<国民性的神话>一文存在的理论困境在于:刘禾在运用后殖民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理论来批判"国民性"话语的本质主义时,自己也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本质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思想不乏一定的深刻性:语言的确可以在一定的意义与程度上塑造经验乃至现实世界,但是把这一点推到极点就会十分荒谬.     

现代自由主义语境下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透析

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罗尔斯的"正义"论所折射出的为平等的自由辩护所构建的合法性理论,诺齐克的"最弱意义国家"所体现的为自由权利至上辩护所构建的合法性理论,代表了当代自由主义为西方资本主义根本制度进行辩护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合法性理论无疑深刻地代表和反映了现代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深刻变化,同时又表现出了对传统规范主义的自由主义合法性理论的深深眷恋.     

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政权合法性基础初探

维持政治秩序的持久稳定,政权合法性必不可少.政权的合法性程度越高,它所获得的民众支持也就越多.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三三制"政权,是一种符合历史潮流的新型政权形式."三三制"政权广泛而深厚的合法性基础,帮助它胜利完成了领导人民抗击外敌、发展生产、安定社会的战时任务,也为中国共产党日后的政权建设积累了相当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