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社会救济法律探析

与宋朝发达的社会救济事业相一致,宋朝的社会救济法律同样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不仅体系完备,明确规定了救济对象、救济机构、救济内容与程序、救济方法、救济的经费保障与救济管理规范,而且内容周详具体,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同时还比较机动灵活,能够适时调整.宋朝社会救济法之所以如此发达,是有多重原因促成的,其中儒家文化的熏染、经济发展的促进、维持社会控制的需要无疑是重要推动因素.     

宋朝逃田产权制度与地方政府管理职能变迁

比起唐朝五代 ,宋朝逃田产权制度变迁的特点 ,一是更加法制化 ,制定了“逃田法”、“远年无案籍逃田法”、逃田“请佃法”之类的专项法规 ;经常以诏敕的形式对这些“常法”作临时调整 ;官府在处理逃田产权时 ,更加注重以法律文书或者官府文书为据。二是制度更加细化 ,对逃亡原因不同的逃户的土地所有权的保留期限、复业后的收益权等作出不同规定。三是制定和调整政策时的财政考虑更加突出 ,更多地采用田赋减免措施 ,调整逃田收益权在官民之间的分配。四是南宋进一步加强对“请射”或“权佃”逃田者的权益保护。同时 ,中央对地方政府实施逃田产权制度的职责规定更加明确。但是 ,受地方官员考课制度的影响 ,加上南宋以来财政困难加剧 ,地方官员上供财赋的压力增大 ,地方政府在处理逃田产权中存在着申逃不实和非法赋敛等诸多弊端 ,大大削弱了逃田产权制度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的激励作用     

东汉民间士人对地方社会政治的影响

东汉迎来我国古代民间士人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数量大增。他们长期活跃于乡里,凭借博厚的学识与道德,树立一定的私人威望,在地方社会政治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民间士人平息乡讼、感化民众、普及教育,改善了社会风气、促进了文化发展,与官方"道洽政治"的教化目标相一致,有利于地方政治的平稳运作;另一方面,士人们努力保持人格与道义上的独立,或拒召不仕,或抗衡长吏,与官方"野无遗贤"的主导意识相冲突,客观上不利于地方政治的顺利运作。在地方社会与政治的有序运行过程中,民间士人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宋朝海商与中日关系

中华文明自肇始之时起便具有陆海两重性。但在古代前期,内陆意识占据主导地位,更多的是受"华夏正统观"和"华夷之辨"的影响。中唐以降,随着中外交流由陆路全面转向海洋,海洋意识不断增强,对外关系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与趋向,进而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也产生不小的影响。本期发表"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研究"专栏,旨在从海洋文明的视角,探索研究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和军事攻防的新思路。     

宋朝应对民变若干措施新探

在中国帝制王朝中,宋朝持续的时间最长,其最终灭亡也与民变没有多少关联。宋朝之所以相对特殊,与其应对民变相对成功密切相关。诸如民变信息及时上报、充分依靠民间力量、对特别地区实行特殊法令等措施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使得宋朝基本上能将民变限制在政府可控的范围内。尤其是前两项措施,更是具有长远的历史影响和启发意义。     

企业社会责任规避与地方政府社会安排

企业社会责任的规避与地方政府对社会问题的回避与被动安排相关.其主要表现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优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对经济资本积累的重视优于对社会资本积累的重视,政府对绝对贫困的重视优于对现代贫困的重视.处理社会问题的思路狭窄、财政手段软弱、经济动力缺乏、组织化渠道单一是地方政府回避与被动管理的主要原因.合理分摊政府之间社会支出的成本、加大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中社会支出的比重、优化社会资本的"投资环境"、摆脱企业承担的"政府官员责任"、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监管与政府监管并培育一批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社会企业家应成为地方政府强化社会安排的有效途径.     

宋朝享国与文化建设

宋王朝重视文化建设 ,其载体雄厚、内容明确、举措扎实、机制有力 ,使儒家忠君爱国思想和朝廷至上的价值取向 ,广泛地深入宋民族之中。在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 ,广大官员、兵士、平民和学生“赤心报国”、“各效其忠” ,同入侵者浴血奋战 ,粉碎了辽、金亡宋的美梦 ,使宋朝享国长久。因宋统治者政治素质平平 ,关键之时忠邪不辨 ,文化资源难以发挥最大效益 ,又“重文抑武” ,削弱国防力量 ,终被元朝灭亡。     

印本时代的到来与宋朝社会的读书风尚

随着雕版印刷的日渐普及,图书出版空前繁荣。在宋仁宗中期,实现了出版形态的转变,中国社会进入印本时代。宋初诸帝,听政之暇皆好读书。皇帝身先垂范读经研史,右文抑武的政策引导以及"满朝朱贵紫,尽是读书人"的仕途诱惑,促使"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观念在全社会迅速传播开来。读书就等于走向富贵,宋朝人不断用勤奋与激情演绎着这个并不确定的公式。当读书成为生活乃至生命的一部分,进而由向往演化为精神时,它就脱胎成社会风尚。     

宋朝以工代赈述论

以工代赈在宋朝赈灾措施中占有重要地位,熙丰变法时期,工赈成为制度化的赈灾措施.工赈的组织者分官府和民间两种,民间工赈是宋朝赈灾事业中的一个亮点.工赈救济的对象是流民中的少壮者.工赈所兴之役主要是兴修水利和修筑城寨,其经费主要来自常平钱谷和转运司省仓、上供粮.工赈在宋朝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有明显的局限性.     

试论汉代长者及其历史影响

长者广泛分布于汉代各个时期、各个地域,涉及不同社会阶层,主要指年长德艾、广为公论推许的贤能士人。长者称谓具有丰富的内涵,侧重于道德,如厚重、宽仁、谨慎、恬静、忠义,尤崇宽厚。汉家制度经历了"霸王道杂之"至"纯任德教"、"多行宽政"的转变,长者是其中重要的参与者,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两汉之后,仍有不少士人以宽厚长者见闻于世,活跃于朝廷乡里,敦励政风,美化时俗,影响深远,而这与传统文化主流思想崇尚宽厚之德密切相关。     

宋朝的邸报与时政

邸报是宋代中央与地方之间最重要的情报交流渠道之一,也是各地官员了解外部世界和朝廷动向的窗口.在宋代,邸报无疑是以皇帝为核心的朝廷的喉舌,尽管具有极强的政治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亦发挥了舆论监督的功能.由于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干预和影响,因而邸报的监督作用是相当有限的,不宜估计过高.同时,邸报记录了当时社会的很多重要史实及朝廷的方针政策、人事任免等,因而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     

支持型社会组织:社会协同与地方治理

近年来,社会管理陷入了高成本、低绩效和信任危机的困局。协同治理理论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本文运用协同治理理论研究政府创办的支持型社会组织的功能和政府在协同治理中扮演的角色。研究发现支持型社会组织发挥着再造理念、建立支持网络、动员整合资源、提高多组织协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等功能,政府通过扶持、创办支持型社会组织吸纳社会资源,以一种新的方式主导和梳理社会。然而,支持型社会组织存在着行政化、内部化、成本高、责任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此,必须优化社会组织的培育机制、优化政府的赋权授能机制、优化组织规模的控制机制、优化责任与成本的分担机制以及收益的分享机制等问题,从而实现从行政吸纳向社会自主治理的转变。     

社会权威结构与知识权威

本文从结构理论出发，重新审视传统的社会权威结构——暴力权威和资本权威，认为信息社会必须依靠知识权威，完善知识权威结构。     

《新语》与汉初丞相长者政治模式的理论设置——汉初长者政治与《新语》的长者圣贤模式研究之二

在<新语·辅政>篇中,陆贾所设计的圣贤模式是对汉初实际存在的长者政治的总结与提升,他的以"仁义"为"巢"、以"圣贤"为"杖"等主张,为汉初治国者统治天下提供了合法性理论依据,得到了他们的普遍认同.     

因世而权行：汉初长者政治及其治国指导思想新论——汉初长者政治与《新语》的长者圣贤模式研究之一

汉初政治实体存在多层级性的政治现实,汉初中央统治集团具有"长者"特质,他们依照陆贾为其所"造"<新语>中提出的"因世而权行"政治理论选择原则,推行一条诸子学术整合、重构政治学理论的开放政治路线.     

宋朝医疗救济初探

两宋时期由于城市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医学的发展,朝廷对疫病防治和医疗救济事业非常重视,官方设置的较为系统的养病、医疗和医药机构等,以收留居养、无偿施医散药、平价售药等方式对贫困病患者提供救助.这些措施将对老百姓的社会救济纳入到了官府的工作范畴,较之单纯的仁政表达有所进步.     

宋朝的政府购买制度

所谓政府购买，是政府为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以实施统治或提供公共服务，使用财政性资金购买货物或劳务的行为。购买作为中国封建时代政府消费物资的供应方式之一，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在宋代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形成了一整套管理制度。主要有设立了一些职司购买的决策执行机构，确立了购买的预算计划制度，建立了价格反馈系统，采取了多种付款方式，实行了招标承包的买扑制等。     

明代两湖地区的宗藩与地方社会

宗藩是影响明代两湖地方的重要因素之一。两湖地区不仅建藩数量多,且分布广,存在时间长,其影响除了以往关注较多的田地占有以外,还有宗藩之供应与役使、宗藩与地方统治秩序、宗藩与地方社会生活等方面。具体表现如:加重民众赋役负担、干涉地方官府行政、挠乱地方社会秩序、恶化基层社会风气。     

合作治理视野下中国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型社会管理探析

在现代社会中,失业、贫困、环境、卫生、安全等社会问题日趋显露并困扰着各地政府,大量的社会事务已超出了地方政府的能力。在合作治理视野下,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型社会管理成为推动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选择。中国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型社会管理是地方政府基于环境的外部激励以及自身的合法性困境,为了提高地方社会管理效能而进行的创造性改革,可视作地方社会管理的模式创新;其内涵属性表现为以善治为价值追求,本质是公共权力的理性成长,实现了地方社会管理精细化;其现实效应体现为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政策制定的科学与民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从而有力地增强了地方政府政治权威的合法性认同。     

地方政府与宋、丽外交

宋朝与高丽的交往中，地方政府也承担了部分外交职能。据统计，神宗朝后，宋方往高丽多达２５次，地方政府承担接待使人，救援遇难使者、船民、商人等职责。起到了刺探海外消息、传递情报、处理外交事务等外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