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劝富济贫”救荒政策研究

唐宋时期,随着富民这一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国家荒政愈来愈依赖于"劝富济贫"。从唐中叶到长庆前后,是这一政策从逐步出现到基本形成的时期。这时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开始重视"劝分"之政,具体实施时区分富民赈粜与赈贷等情况,依据经济规律保护赈济主体的正当利益。自此之后,"劝分"之政被地方政府运用得更加频繁,但整体来说,富民仍然只参与到救荒的部分环节。至宋代,在中央政府的鼓励下,地方政府对富民采取了更为全面的"劝分"措施,或实行"纳粟授官"和优免赋税,或由地方官员垂范和规范民间赈借行为,或强制劝赈并倡导富民群体联合救灾等,由此在社会灾荒救济的各个环节均充分发挥了富民的作用,使之成为国家荒政之"第一策"。而由富民阶层的崛起导致国家荒政变化的"社会的国家化"和"国家的社会化",应反映了唐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主要特征。     

民国时期的赈灾启事研究——以1931年《申报》报道为例

发布赈灾启事是民国时期灾荒发生时政府和社会组织领导和参与救灾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赈灾机制中的一个必要程序.赈灾启事分为乞赈、报告、鸣谢等类型,有不同的发布主体.启事中反映出社会参与赈灾的多样化助赈方式.每个发布主体都非常讲究启事的行文、措辞和图片设计,注重启事表述的语言艺术,并表达了对社会问题的某种诉求.     

晚清时期民间义赈活动探析

晚清时期各种灾荒不断,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以绅士富民为主体的民间义赈活动兴起.与以往传统义赈相比,晚清时期的民间义赈具有活动范围扩大化、活动内容多样化、活动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规范化等特点,它是晚清时期赈灾救灾中重要的力量.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历史环境的局限,民间义赈也存在不足与缺陷.     

晚清"义赈"与中国近代早期彩票

随着晚清"义赈"的出现,义赈同人为筹集资金,解应急所需,遂仿效西洋吕宋票实行变资助赈,从而催生出了中国近代本土早期彩票.在此过程中,"义赈"这一新的赈灾机制不仅为晚清本土彩票的产生提供了契机,还由此提供了迥异于传统射彩之法的社会土壤."救荒济难"的赈灾旗号不仅为晚清彩票的合理化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撑,还使其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因其"迹近赌博"而可能招致的官厅的禁令.     

近代灾荒与河南移民东北述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河南,灾荒频仍,为救济灾民,旅居北平的河南同乡成立了旅平河南赈灾会。有鉴于河南灾区广大,灾民众多,本地就食无望的现状,平赈会组织了灾民赴东北务工垦荒活动。经过广泛动员和周密部署,来自全省各地的数万灾民分批次到达东北,并在平赈会的全力协助下得到较为妥善的安置。灾荒之年,移送灾民远赴关外谋生,虽属"消极之救济",但在兵匪连年,军阀征战的动乱年景里,同乡组织的移民之举亦属难能可贵。     

南宋湖南地区仓储制度研究

在中国古代,仓储是防灾救灾的重要设施,其重要性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宋代亦然。有关宋代仓储制度的研究,成果较丰,但这些成果主要注重于宏观和整体的把握,对区域性的研究则略嫌不足。本文在吸收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南宋时期湖南境内的仓储制度进行探讨。作者指出,南宋湖南仓储有以下几个特点:(1)从仓种的性质看,有官办的国家仓储;官督民办的地方仓储和由士绅出资以赡济族人或乡里的民间仓储三种。(2)从时间来看,国家仓储主要形成于北宋时期,到南宋时期往往被侵夺,救灾效果有限,而地方仓储和民间仓储则主要形成于南宋时期。(3)从经费来源来看,国家仓储是由国家拨款,而地方仓储多是节缩地方官之公费,加上地方自筹和士绅出资。(4)从赈济方式来看,无偿赈给较少见,主要是以赈粜和赈贷形式出现,最常见的是赈粜。(5)从施救主体来看,宋政府依然是灾荒救济的主体,但到南宋中后期士绅阶层在基层灾荒救济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填补了政府救灾的不足,救灾的主体形成了政府与民间互动模式。     

明代灾荒中的官员劝赈

在明代救灾中,为了充分调动民间救灾力量,明政府施行劝赈.在执行明政府劝赈政策时,官员们首先遵循民众自愿的原则,然而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强制逼迫的情况也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在劝赈过程中,一些灾区官员公开捐出自己的俸禄,给民众作出表率.有的官员亲自深入民间规劝民众力所能及地为救灾作出贡献.在劝说的过程中,官员均能注意劝说的方式方法,如勤政以感动民心、不扰民、消除富民的顾虑等.     

李提摩太在"丁戊奇荒"时期的赈灾活动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积极参与"丁戊奇荒"赈灾.在他看来,赈灾是手段,传教才是最终目的.他提出根除灾荒的开矿、修路等理念,实质是传播西方文明.他的赈灾行为,直接使灾民受益,赢得了灾民的尊敬.他亲临实地的灾情报告警醒了《申报》,在《申报》的报道中,李提摩太等西方人成为赈灾的榜样.他救灾的善举得到了清朝官员的承认与支持.日后李提摩太之所以能够广泛涉足中国政治,与他赈灾获得的社会声望密切相关.     

民国时期救灾查放机制社会化研究——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作为民国救灾史的一个分水岭,出现了一些带有转折性的新变化.救灾主导权的国家化和救灾机制的社会化并行不悖,一方面中央政府成立了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以下简称"国水委")负责全流域的水灾救济工作,凸显了国家在救灾领域里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救灾机制又呈现出社会化的特点.无论是施救原则,还是程序规则和方法,"国水委"查放局和义赈查放机构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相似性.同时,社会赈灾的主体性得到彰显,专家参与、民众监督、社会选择在查放机制上创新了渠道.     

1937年的贵州旱灾与救济

1937年,贵州旱魃肆虐。该年旱灾的发生与贵州的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它使社会遭受了巨大损失和破坏。贵州政府对此施行了一系列救济措施,体现了救灾活动的近代化方向,但仍存在诸多缺陷。民间救济团体的努力参与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赈灾的不足（如财政困难、吏治腐败、效率低下等）。此次旱灾救济启示世人：大力发展经济以增强抵御灾害能力;政府须提高行政效率,建立规范的监督体制;充分调动民间救济力量。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慈善救济活动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作为行业经济组织,继承和创新了会馆、公所的公益精神,在重视传统的业内济贫恤寡活动的同时,更广泛参与社会慈善救济活动。在同业公益方面,以同业救济及同业教育为主,而业内祀神的色彩渐趋弱化;在社会公益方面,同业公会代表行业商人赈灾救难、支持抗战、协助政府,以捐助钱物而非直接举办为其主要手段。此类公益活动有助于公会凝聚同业信任、树立公会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担了政府之社会责任,但过于频繁的救济活动也给同业公会带来了财政负担。     

明清社会对"富民"作用的认识

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富民阶层不断发展壮大.关于富民阶层的社会作用,时人有许多肯定的议论,认为他们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是社会内部发生变化的强大动力,在国家的赋役承担、经济发展以及地方的社会管理、经济文化、灾荒赈济、公共设施建设、助君"养民"等各项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南京国民政府对赣闽边区战争难民的救济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闽边区成为国共激烈争战的战场,涌现出大量难民.针对不同性质的难民,南京国民政府采用了急赈、冬赈、设立收容所等消极赈济,工赈、农赈等积极赈济,以及“免政”等不同方式或政策分别加以救济.其明显特点和作用有:国共争战难民救济的需要催生了地方现代的社会救济事业;战时难民救济工作的重心在于救急;难民救济工作尽管并非尽善尽美,但是,多种救济举措的施行,毕竟给部分难民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不仅保证了他们基本的生活权利,而且为全体难民支撑起一片希望的天空.这为战时社会的延续和战后社会经济的恢复与重建,奠定了良好基础.     

法治政府:"德性"内涵的三重解析

仅仅从"法"的层面来解读"法治政府"是有片面性的。实际上,法治政府具有三重"德性"内涵。首先,从法治政府的理据来看,法治政府之"法"应该是"良法"之法;其次,从法治政府的展开来看,法治政府之"治"应该是"善治"之治;最后,法治政府之"政"应该是"公正"之政。     

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救灾思想与实践——以华洋义赈会为例

华洋义赈会作为近代中国一个有国际影响的救灾组织,为西方救灾思想东传提供了平台.置身于其中的传教士以自身的实践感受到中国灾荒频发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缺乏积极的预防措施.为此,他们不停地宣传防灾重于救灾的思想,在参与制定华洋义赈会救灾政策时,将信用合作及筑坝、修路等预防性措施作为治本之策,并付之于实践之中,为华洋义赈会的发展和民国乡村社会建设做出了宝贵贡献.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用人机制与荒政社会化——对1931年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调查

民国时期政府救灾机构出现了组织社会化的新动向,为救济1931年江淮大水而成立的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灾区派出机构(以下统称"国水委")堪为其例."国水委"在赈务人才的选聘标准、录用及考核程序等方面,形成了或倚重社会资本或倾向文化资本的上下有别的用人特点.在对赈务职员聘任的流程中,"国水委"设计出担保与督察双管齐下的风险防控机制.这种趋向于社会化和公开化的用人机制,使"国水委"选拔出了从基层到中、高层的赈灾人才梯队,从而较好地保证了救灾队伍的自律和赈务事业的效率.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国水委"不啻为中国荒政史上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官方组织.     

论政府在灾荒救济中的作用——以武汉1931年水灾为个案的考察

在1931年江淮流域大水灾中,武汉三镇是受灾最重的城市。水灾发生后,政府认识到了这次水灾的重要性,并进行了较为积极有效的救灾行动,同时设立救济水灾委员会,作为代表政府的最高赈济机构。通过考察救济水灾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可以看出,南京政府是这次水灾救济的主导者,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中央政府在社会救济中应有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局限性及职能缺失。社会力量则弥补了政府实际行政能力的不足和在救灾体制方面的缺失,充当了国家救济替补者的角色,形成与政府广泛的合作与互补。而灾荒反过来又促进了政府和社会的成长,促进了国家防灾救灾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丁戊奇荒"对江南的冲击及地方社会之反应——兼论光绪二年江南士绅苏北赈灾行动的性质

虽然光绪初年爆发的"丁戊奇荒"主要打击了华北地区,但其对中国的另一个重要区域即江南同样造成了重大的社会影响.而学界以往的考察,基本上都忽视了从江南的地 方性视角出发来理解这场灾荒的意义,因此在论及中国近代救荒事业的一个重要变动即晚清义赈的兴起时,其判断并不完全准确.实际上,在单纯面对这场灾荒的情况下,江南地方的种种反应都贯穿着捍卫乡土安全的地方性立场,而其间出现的江南士绅前往苏北赈灾的行动,在本质上仍是江南自明清以来地方性救荒传统的某种延伸.这就提醒我们.在理解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时,切不可过于低估内在传统资源的能动作用.     

宋代商人与社会慈善救济

宋代商人通过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各种救助、灾荒之时减价出粜米谷或无偿赈济、对贫困无力者宽免逋欠、捐资社会公益事业以及对同业伙友进行救济等形式,成为宋代社会救济体系中一支重要力量。这既是宋代商人随着自身财富力量的迅猛增长,希图通过施善行为获得社会认可、提高社会声誉,进而为自己在乡里社会中争取话语权而创造条件的目标诉求,也反映出商人阶层的崛起已是宋代社会结构中最不容漠视的显著变化,体现了商人公共参与能力和公共参与意识的增强。在实际效果上,商人的施善行为也使社会资源的分配在社会各阶层成员间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调节和平衡。     

咸丰六年江南大旱与社会应对

历史上江南地区最主要的自然灾害是水患,但旱灾的发生也很频繁。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以咸丰六年江南特大旱灾为中心,对地方灾害与社会应对问题作了初步的清理,并发现:政府对灾荒的救济,在清代有一个显著的转折,即咸丰朝前后政府救济的力度和重视程度因内乱外患、军政祸乱频兴而有很大的差异。自咸丰朝开始,民生的救赈已基本转移到地方政府身上,而以绅商地主为代表的地方力量在其间发挥了重大作用,地方秩序稳定已成了第一要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