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欧洲大分流的政治表现

“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彭慕兰提出“大分流”理论,一度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后发现,这一观点在分析中国与欧洲在历史发展中的大分流是有明显缺陷的。随后,“加州学派”的其他学者对“大分流”理论进行了反思和修正,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引入了政治因素即制度因素的变量,其目的是从政治上解释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因素,但依然是经济分析的视角,而没有将政治制度这个关键性因素作为比较的内容。政治最为关键的制度是权力制度,古代中国很早就建立起一套非常完整的政治制度,最终定型于以郡县制为内容的君主专制制度,这一制度历两千多年而不衰。而欧洲的君主专制则始于屋大维时期,在对待君主专制制度的态度上,古代中国与古代欧洲是大相径庭的。古代中国在体制内几乎对政治制度没有任何异议而得以顺利推行;欧洲的君主专制则自始至终都存在着非常大的挑战,这主要来自思想界。欧洲思想界对政治制度的反思几乎伴随着欧洲整个政治发展史。因此,对君主专制的态度彰显了中国、欧洲大分流在政治上表现的客观实际,其他所有的制度都是基于这一制度的分流展开的。     

试论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历史作用

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二千多年，虽有其罪恶的一面，但也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其一，巩固和扩大了中华民族大一统局面。其二、组织社会生产，抵制天灾人祸。其三，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宏大工程和文化艺术。对于君主专制制度应给予客观的、历史的评价。     

赐死制度考论

赐死制度是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社会特有的一种对贵族大臣实施的死刑执行制度。几千年来 ,史不绝书 ,但有关这一制度的论述却鲜有专文。本文论述了赐死制度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大体时代 ,并对赐死制进行整体考察 ,揭示赐死制度的内涵与实质 ,分析君主和臣子对赐死制度的不同态度以及由此所造成的赐死制沿用不衰的原因 ,评估赐死制度对数千年中国君主专制体制的作用和影响。     

论中国古代制约君权的理论

长期以来,研究中国历史的人习惯于把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等同看待,在谈到统一有利于进步、分裂有碍于发展时,就自然地肯定了随着大一统而出现的君主专制制度,仿佛只有君主专制方能大一统,方能中央集权。这种思想框架阻碍了人们对君主专制的利弊作历史的分析,也不利于对中央集权作具体深入的研究。     

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对君主专制正当性的批判

中国古代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价值正当性建立在"君权神授"和家国同构衍生出的"家天下"理念之上。早期启蒙思想家们揭穿"君权神授"的谎言,使封建专制统治丧失天命的价值正当性;批判"家天下"的虚伪性和反人道本质,使得封建专制制度又失去了人性的价值正当性,动摇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根基。     

春秋时代民主因素的探索

古代东方的专制制度颇负盛名,它的基础是星罗棋布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封闭式的古代公社的存在。古代公社在中国是以井田制形式体现的,《诗经·小雅·北山》又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道出了古代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精髓。     

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监察源远流长,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区别于世界其它国家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特征。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就是君主专制和官僚政治。在这种制度下,君主统治一切,但必须依靠庞大的官僚集团来实现。君主需要对内外官僚进行严密控制,需要一种督察百官、纠举失职、弹劾非法、维系纲纪的力量,同时,为避免君主在用人行政方面出现重大失误,需要设立一个机构来进行协调和制衡,这样就导致了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产生与发展。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的一大特色,是需要好好总结的宝贵财富。孙中山先…     

汉代社会对君权的制约机制

中国古代的专制君主制有其两面性，一方面是君主权力的至高无上，而另一方面也存在许多制约君权的因素与机制。鉴于过去对第一方面的过分强调，作者重点从昊天上帝、中央辅助机构和决策机制、谏诤、史官与修史制度、儒 学教育5个方面论述了汉代社会对君权的制约，希望能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制度。     

辛亥革命的性质与领导力量

原始社会实行氏族民主制,中国传说中的尧、舜禅让应该属于氏族民主制,而夏禹传子应该是帝制的雏形.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秦帝国.此后的中国,朝代不断更迭,君主专制制度却一直延续下来.然而,这个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却在公元1911年被推翻了.     

钱穆若干历史观点商榷

钱穆认为中国秦代以来的古代社会在政治上实行的是虚君制或者是君主立宪制,丞相是副皇帝,御史大夫代表丞相管理和监察着皇帝。钱穆从推理及皇家片面记述文字来否认秦代以来的古代社会是君主专制社会、秦代以来的政治是专制政治。他的观点值得商榷。事实上,不论从政治权力的实际运行和制度的设计来看,还是从社会观念来看,钱穆的观点都与秦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实际不相符合。黄宗羲、顾炎武、梁启超、谭嗣同、鲁迅,以及陈独秀等前代史学家、思想家所作出的中国中古社会是专制社会的历史定论,没有理由进行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