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债务与实体企业金融化：效应与机制

“脱实向虚”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其微观表现形式即企业金融化。本文从政府债务融资视角切入,基于中国政府债务数据与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与企业金融化水平呈U型关系,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通过“投资潮涌效应”“融资约束效应”和“投资替代效应”作用于企业金融化。本文有助于从宏观层面厘清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成因,进一步揭示地方政府债务对于实体经济的两面性影响,对于提振实体经济效率,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均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货币政策、实业投资率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我国近年来金融业一以贯之的工作重点,宽松的货币政策未必能有效提振实体经济,实业投资率下降、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已经显现出来。文章首先从企业金融化角度解释我国近年来实业投资水平下降的原因,发现实体企业的金融化投资行为对实业投资水平具有“挤出效应”,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实体企业偏离主业的金融化行为。研究表明：实体投资机会下降是导致非国有企业选择金融化投资行为更为深刻的背景和原因,即使是宽松货币政策也改变不了实体经济对资本吸引力下降。缓解货币政策调控困难的关键,在于通过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推动企业进行主营业务改革,提高主营业务竞争力,从而增强对资本的吸引力,货币政策才能从根本上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企业家特质、金融发展与企业绩效

利用376家上市企业中的企业家信息和财务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家特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所在地区的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家的性别、学历、参政议政等特质对企业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2)金融发展作为宏观层面的变量,对企业绩效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根据研究结论,对企业绩效的提升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基于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7-2018年的数据,分析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关系.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导致更高的企业金融化水平.调节效应分析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金融化的正向影响越大.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通过恶化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进而加剧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存在"股权质押-融资约束-金融化"的传导路径.研究结果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经济后果,也为厘清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内在机制提供一个新视角.     

环境规制抑制了企业金融化行为么？

运用2014—2016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作为准自然实验的外生冲击,采用两期DID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金融化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并不会导致企业实体业绩下滑,且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脱实向虚”行为;（2）环境规制主要通过研发机制促使企业经营转型升级,提升企业研发绩效进而减少金融化投资对实体产业的挤出;（3）环境规制还能够通过增强外部信息监督作用,降低企业投机动机下进行短期金融化投资的倾向;（4）绿色信贷的发展能够进一步增强环境规制对金融化投资产生的抑制作用。未来应通过环境规制带来的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企业实体经营并避免“脱实向虚”,同时通过各类财政扶持政策的出台,解决环境规制对企业带来的资金压力。     

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效应与异质性特征

基于企业微观经济效应和规模调节效应的视角分析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具有普惠性，并进一步讨论了数字普惠金融究竟惠及了哪些企业。通过匹配上市公司及国内337个地级市数字普惠金融数据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带来的普惠效应在企业中得到积极体现，这种普惠效应不仅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贷款的可得性以及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而且随着企业规模的减小而逐渐增强，该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房地产业、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等普惠性较小，但是对制造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等的普惠性更大；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区域均存在普惠效应，但却呈现西强中弱的态势。     

碳排放信息披露会影响实体企业金融化吗？

基于我国防范化解实体企业金融化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背景,选取2011—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碳排放信息披露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信息披露提升了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碳排放信息披露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提高代理成本加剧了企业金融化。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以及企业所处地区法治化水平越高,碳排放信息披露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正向影响越弱。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进行碳排放信息披露主要提高了长期金融资产的投资比例,表现为“投机获利”动机。异质性分析表明,碳排放信息披露加剧实体企业金融化在非高碳排放行业、自愿形式披露以及管理层短视行为较严重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企业应当完善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薪酬激励机制,政府应当进一步加强环境规制相关的法治化建设,引导企业管理层坚定绿色发展信念,立足长远,聚焦主业经营。     

产融结合、高管团队特征与创新效率

选择2010—2018年投资非上市金融企业的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构建SFA模型实证分析了实体企业产融结合与创新效率的关系,并重点考察了高管团队特征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实体企业产融结合可显著提升营收创新效率,但会损害其研发创新效率;企业高管团队越高学历化、年轻化、男性化,越倾向投资金融企业,实践产融结合;在产融结合与创新效率的关系中,高管团队特征存在显著的不同程度的调节效应,不同高管团队特征的企业,产融结合与创新效率关系呈现不同的规律。     

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视角下的智力资本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来自江西省工业园区企业的调查数据

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分别以企业产权性质和企业成立年限为调节变量,探究智力资本构成要素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路径的差异情况。研究表明:(1)智力资本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效应;(2)当以企业产权性质为调节变量时,在人力资本和关系资本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路径中,非国有企业的影响大于国有企业,且国有企业尚未发挥人力资本的创新驱动作用。结构资本路径中,非国有企业的创新驱动作用小于国有企业;(3)当以企业成立年限为调节变量时,人力资本只在企业发展较成熟阶段才对创新绩效发挥显著驱动作用。结构资本仅在企业初创期对创新绩效有显著作用,而关系资本开始对创新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是在企业初创期之后。     

双重网络嵌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不同网络嵌入方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从动态学习能力与环境动荡视角,构建垂直与水平双重合作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的理论模型,以山东省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索双重网络嵌入与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垂直网络和水平网络均对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正向影响,但作用机制具有差异;(2)企业动态学习能力正向调节垂直网络质量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负向调节垂直网络范围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3)环境动荡负向调节水平网络质量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而对水平网络范围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调节作用不显著。     

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如何避免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事关金融体系稳定与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基于2006—2019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国有企业,这一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当股东监督力度较小、治理环境较薄弱时,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这是由于股权激励通过加强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协同效应,进而对实体企业金融化产生了抑制作用;且管理层股权激励能够促进实体企业"脱虚向实",即通过抑制金融资产配置,促进企业进行长期实业投资和创新投资.因此,企业应进一步完善薪酬激励机制,避免可能诱发的机会主义行为;政府应加强对股权激励实施方案的监管,助推实体企业"脱虚向实";金融部门应健全动态金融风险防范预警机制,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金融化适度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以2011—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模型对企业金融化适度性进行甄别，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企业金融化适度性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将企业创新作为路径变量加入模型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企业过度金融化会阻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未过度金融化则表现为助推作用。作用机制检验显示，企业金融化适度性通过企业创新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化适度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企业产权异质性、行业异质性和规模异质性。研究结论表明，企业金融化存在最优水平，只有将企业金融化保持在适度水平，才能最大限度地助推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实体企业扩大金融活动能够降低财务风险吗?

近年来,资本的逐利性导致许多实体企业"脱实向虚",引发了一系列风险问题.基于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实体企业扩大金融活动对财务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实体企业扩大金融活动会加剧财务风险;特别是对高财务风险和主业具有竞争优势的实体企业,这种效应更加显著.机制分析结果显示,融资约束在企业扩大金融活动与财务风险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配置金融产品的流动性水平不同,企业的产权性质不同,实体企业扩大金融活动对财务风险的影响均存在差异.因此,政府应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引导经济"脱虚入实"的相关政策;企业应聚焦主业,着力发挥金融服务于主业的积极作用.     

企业金融化对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的影响研究——来自非金融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我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如何激发实体经济市场活力,处理好金融化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会抑制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通过机制检验发现,企业金融化对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的影响存在两条作用路径：“企业金融化—创新投入—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与“企业金融化—人力资本投入—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制造业企业以及非四大审计的上市企业分组中上述抑制性关系更加显著。本文在首次提出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概念的基础上,阐明了金融化与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及影响机理,为合理引导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重振实体经济提供了理论参考。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研究

基于我国2010—2021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能够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且与重污染企业相比，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更能显著抑制非重污染企业的企业金融化；环保投资在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与企业金融化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考虑行业竞争和制度环境发现，当市场竞争度较高、法治水平较低时，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显著。对完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制度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建议。     

数字金融、银行主动风险承担与企业融资约束CSSCI

本文以2012—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检验银行主动风险承担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数字金融发展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银行主动风险承担提高对企业融资约束具有缓解作用,且该缓解作用在东部地区企业及小型企业中显著;(2)基于风险转移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抑制了银行主动风险承担提高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且抑制作用在东部地区企业、大型与小型企业中均显著。基于此,本文提出商业银行应加强动态风险监管,并进一步优化数字金融业务,以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水平,提升金融体系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     

创业团队异质性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战略柔性和制度环境的作用

创业无疑是一国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部分,而创业团队又是创业活动的基本载体,创业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创业团队需具备多样化的知识、技能和关系网络,以便能克服自身"新生弱性"并在动态多变的环境中做出更优决策。但以往研究创业团队异质性对于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却不一致,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以新制度经济学、资源基础观等为理论基础,通过引入战略柔性和制度环境这一内一外两个重要变量,进一步探讨创业团队异质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直接效应,重点分析战略柔性和制度环境在此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创业团队异质性正向影响创新绩效;(2)战略柔性正向影响创新绩效;(3)战略柔性在创业团队异质性与创新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4)制度环境正向调节了战略柔性在创业团队异质性与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企业社会责任、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

以2010—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基于高管激励视角,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高管薪酬激励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高管股权激励则对此表现出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非国有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要强于其对国有企业的影响。基于此,企业应持续强化责任意识、优化薪酬体系与深化股权监管,以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金融摩擦视角下的动能优化研究——基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Hansen门槛效应模型,选取2013-2017年制造业上市公司将金融摩擦引入动能发展的研究。结果表明:(1)内外源性金融摩擦对动能的发展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跨越门槛值后,内外源性金融摩擦对于动能反应的灵敏度均显著增加。(2)内源性金融摩擦中的投资占比与现金流量对于动能具有促进作用,而企业权益乘数对动能的影响具有显著负向作用。(3)外源性金融摩擦中的存贷款占比、贷款拨备率以及不良贷款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金融机构净资产收益率具有单门槛效应。进一步得出,单纯依靠金融机构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难效果并不明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升动能:一方面可以通过优化企业的投资结构与所有权结构;另一方面调整金融机构的存贷款,以及贷款拨备率等。     

高管实业背景、金融化与制造企业创新

鲜有文献从管理层异质性角度出发考察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基础效应.本文选择2012—2018年制造业上市公司年度数据,基于金融资产持有动机与高层梯队理论,分析高管实业背景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的金融化行为对企业创新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该效应只出现于非国有企业中,国有企业并不显著.剔除国有企业样本后考察高管实业背景的调节作用,发现高管团队有无实业背景并不能削弱挤出效应,而实业背景高管占比则能显著提高调节作用,比例越高调节作用越强,证明该作用具有"群聚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实业背景调节作用的实现路径为发挥储备型金融资产的"蓄水池"作用,而非投机型金融资产的"投机"作用.本文为企业适度金融化、合理从事创新活动及高管选任选聘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