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伦理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我国科技伦理治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加强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科技发展带来的伦理及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指出由于新兴技术发展带来的伦理问题与相关的法律、社会问题紧密缠绕在一起,涉及的社会角色增多,需要以新的方式解决,这带来了伦理治理的新思想.科技伦理治理的思想成熟于生命科学的伦理治理,在负责任研究与创新思想和理论框架推进下得到进一步发展.本文以科技伦理治理是对科学技术的全过程的治理为基础,阐述了科技伦理治理及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含义及特点,提出了一个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理论框架,对未来我国科技伦理治理建设提出了若干建议.     

新兴科技伦理治理的问题及其对策

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合成生物学等新兴技术的迅猛发展引发了一系列的伦理争议,使传统科技治理模式因缺乏科技伦理的维度而难以应对,这就需要在科技治理中增加科技伦理的维度,由此形成了科技伦理治理的新概念,即以治理推动科技伦理和以伦理保障科技治理.本文以此为理论出发点,剖析当前科技伦理治理过程中存在的治理对象不明确、治理原则不统一、治理意识不强、治理机制不完善等实际问题.与之对应,从明确科技伦理治理的对象、凝练科技伦理治理的核心思想、提升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识、完善科技伦理治理的机制四个方面提出应对措施.     

发展伦理学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

人类关于发展观念的清晰认识经历了传统经济发展观、生态伦理发展观和人的可持续发展观三次大的觉醒。从传统经济发展观到生态伦理发展观再到人的可持续发展观的历史演变是发展伦理学依次递进的三个发展阶段。人的可持续发展观既克服了传统经济发展观对人的片面理解,又克服了生态伦理发展观对人的“非人”理解,是真正属于人的发展伦理学和新型伦理发展观,是发展伦理学的当代形态。     

可持续发展观与教育伦理

可持续发展观是国际社会所公认的全新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表达了人们对自身长期以来行为反思后的全新的价值定位与全新的伦理理念。这些伦理理念扩散到教育的各个方面,使教育从狭隘走向宽广、从应试走向注重素质、从关注教师和书本走向同时也关注学生,从而形成了现代教育中大教育、素质教育、学生主体教育等重大的教育理念。     

论胡锦涛科技发展观

胡锦涛同志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新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时代背景、战略地位、根本任务、战略基点、有效途径、基本动力、人才保证、政治保证、群众基础、创新氛围、价值取向等,形成了框架清晰、逻辑严密、内容丰富、涵义深刻、影响深远的胡锦涛科技发展观,提出了许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新命题和新论断。     

科技伦理、科技立法与科技发展

科技伦理和科技立法对促进科技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科技的飞速发展拓宽了科技伦理和科技立法的范畴，同时对科技伦理和科技立法提出了新的要求。科技立法应当在科技伦理与科技发展之间建立起平衡点，与科技伦理分工合作，共同促进科技健康发展。     

科技发展与伦理文化

科技发展与伦理文化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伦理文化协调科技发展。表现为伦理文化规范科技发展的实践,对科技发展有不同的效应。它要求科技发展应避免给人类带来危害,而要符合人类的伦理要求。另一方面,科技发展改进伦理文化。表现为科技发展推动了伦理文化的进步,它改变了人们传统的伦理观念与习惯,并促进了新的伦理规范形成。同时,科技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伦理问题,如生命伦理,生态伦理,核伦理、网络伦理等等。     

发展伦理学视野中的科技观批判

当代人实现了从自然生存向技术生存的转变。这一转变中发生了科技异化。科技异化是在传统的科技观支配下发生的,因此,对传统科技观的批判,是克服科技异化的根本途径。发展伦理学从生命原则出发,为克服科技异化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论商谈伦理学与网络伦理的构建

大量网络问题的出现迫切要求我们加速构建网络伦理,而在此进程中人们在网络伦理与传统伦理的关系,网络伦理的普适性和网络伦理构建程序等方面存在较大分歧。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的理论精髓在解决此类问题上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启示。     

中国科技发展与伦理变迁的脉络

中国的科技伦理观随着社会发展而发生着变迁,不同的科技伦理观又对中国社会与科技发展带来不同的影响。通过回顾文明演化和科技嬗变的历史轨迹,汲取相应历史经验,才能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社会的科技与伦理的协调发展道路。从古代、近代到现代科技发展的历史轨迹中,中国科技伦理思想的流变脉络表现为科技伦理观从古代的天人合一,到近代的人定胜天再到现代的天人协调。只有自觉自律地遵循自然规律,合理利用科技力量,并把人、自然和社会看作有机联系的整体,才能实现科技与伦理的协调发展,从而有效地应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科技与伦理的协调发展将有力地推进中国社会文明进程。     

建构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信任关系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伦理与风险问题正在,甚至已经成为风险社会最突出的特征,科技伦理治理的迫切性日益凸显.科技伦理有效治理的实现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需要构建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信任是建构和维系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前提和基础,有助于实现科技伦理治理中多元主体的"风险分摊"与"责任共担";增强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凝聚力,进而建构多元治理主体间"合作共治"的依赖关系;降低科技伦理治理的成本,塑造治理共同体内部的多元主体为了达成某种共同目标而通力合作的能力.就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信任关系建构路径而言,一方面要基于制度、文化、资本三个维度培育内部信任.另一方面,要在内部信任的基础上实现外部信任的扩展,培育全球性信任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智能广告的技术伦理风险及其治理新探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广告领域的广泛应用,智能广告中技术应用引发伦理风险的问题逐渐成为焦点。从技术伦理学视角来看,目前智能广告中主要存在两类伦理风险：一是基于多端数据挖掘产生的消费者隐私侵犯、信息价值侵害和创意知识产权侵犯,二是基于深度学习算法产生的广告运作壁垒、消费者阶层分化和消费异化。智能广告中技术伦理风险的治理应先从观念化价值、经验化价值以及技术化价值三个方面建立治理原则,再从智能广告的设计、测试、应用、复盘四个环节制定治理策略,即伦理嵌入、伦理评估、伦理调适和伦理确认,以期规避和约束智能广告中的技术伦理风险。     

发展伦理学：伦理学展开的新路径

伦理学的困境表现为其内在和外在的双重紧张。这种紧张并不能借助于恢复本体论与伦理学的语言学转向和后现代变革予以消解。发展伦理学主张伦理价值对社会发展的积极干预,主张伦理资源充当社会发展制度安排的价值基础,从而在解决社会发展实践问题的同时,也为伦理学的转型和发展提供新的平台。     

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新世纪全国科技伦理学学术研讨会”论点综述

如果说科学技术过去革的是自然界的命，那么今天革的就是人类自身的命。科学技术在极大地提高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向传统的伦理道德发出了严峻的挑战，使人感到忧虑、恐惧和不安。正如瓦托夫斯基所言：“一方面我们知道科学是理性和人类文化的最高成就，另一方面我们同时又害怕科学业已变成一种发展得超出人类控制的不道德的和无人性的工具，一架吞噬着它面前的一切的没有灵魂的凶残机器。”科学技术究竟该向何处发展？怎样运用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而不致危害人类？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的研究课题。这一问题也引起了党…     

现代生命科技的伦理问题及其对策思考

通过探讨现代生命科技发展造成的伦理问题,挖掘伦理问题形成的根源,对生命科技和生命伦理在一定界域中相对协调、均衡发展进行可行性论证,找到两者动态平衡的契合点,对生命科技的发展实行伦理化管理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