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伦理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我国科技伦理治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加强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科技发展带来的伦理及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指出由于新兴技术发展带来的伦理问题与相关的法律、社会问题紧密缠绕在一起,涉及的社会角色增多,需要以新的方式解决,这带来了伦理治理的新思想.科技伦理治理的思想成熟于生命科学的伦理治理,在负责任研究与创新思想和理论框架推进下得到进一步发展.本文以科技伦理治理是对科学技术的全过程的治理为基础,阐述了科技伦理治理及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含义及特点,提出了一个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理论框架,对未来我国科技伦理治理建设提出了若干建议.     

现代科技发展对伦理建设的新要求

现代科技发展对伦理建设的理论、制度和主体这三个不同方面均提出了新要求.在理论建设方面,要求实现从近距离伦理向远距离伦理的延伸,从规范伦理学向应用伦理学研究的转向,并立足于多学科基础上的大交汇、大融合;在制度建设方面,要求变革社会制度,加强科技立法,引进科技伦理的"软着陆"机制;在主体建设方面,要求明确科技主体的伦理责任,建设科技主体的伦理规范,开展多极主体的对话.     

后现代伦理学及其启示

现代社会的诸多社会问题都与现代社会祛除伦理的社会机制有关,而首当其责者正是现代伦理学本身。后现代伦理学指出了现代社会三大祛除伦理的社会机制,作为其指导思想的恰恰是现代伦理学中公认的理性、主体性和世俗性,而这三者本身就是现代伦理学内在矛盾的根本原因。后现代伦理学从伦理现实和伦理学理论两个层面对现代伦理学进行的批判,预示着未来伦理学发展的方法或方向。发展伦理的一些新近成果也为后现代伦理学研究方式的生命力提供了有利的保证。     

走出"科技伦理"的误区

"科技伦理"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它无视个体主体与社会主体在实践职能上的异质性,把本该由社会主体甚至类主体所承担的社会伦理责任强加于科技工作者个体主体的头上;它抹杀了伦理学的阶级性质,忽视了"主体际性"或"交往"对于科技主体的引导和制约作用;它是批判科技决定论形式下的变相的科技决定论,过高估计了科学技术及其主体对人类历史同时也是实践史的作用和影响,从而问接否认了唯物主义的"历史合力论".科技的社会伦理取向只能导致科技的停滞甚至被取消,这对于科学技术本身以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恰恰是非人道的、不伦理的,这就是"科技伦理"的悖论.     

现代科技伦理问题的深度探究--评杨怀中教授《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

杨怀中教授《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是近期我国深入、系统研究科技与伦理关系的又一部精品力作。该书开辟了从科技文化视角跨学科研究科技伦理学的新学科生长点,廓清了科技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尝试构建了科技进步与道德建设良性互动系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加强科技伦理建设的对策建议。     

试论高校科学发展的伦理需求

高校是一个伦理的场域,具有独特的伦理精神和伦理特性,高校的发展内含着伦理的发展。伴随着当代伦理学理论的新发展,伦理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思考并指导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的具体问题。研究社会发展问题,尤其是研究有着更鲜明伦理特点的高校发展问题,更应该自觉以发展伦理学理论为指导,用伦理的要求引领发展方向、规范发展行为。     

新兴科技伦理治理的问题及其对策

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合成生物学等新兴技术的迅猛发展引发了一系列的伦理争议,使传统科技治理模式因缺乏科技伦理的维度而难以应对,这就需要在科技治理中增加科技伦理的维度,由此形成了科技伦理治理的新概念,即以治理推动科技伦理和以伦理保障科技治理.本文以此为理论出发点,剖析当前科技伦理治理过程中存在的治理对象不明确、治理原则不统一、治理意识不强、治理机制不完善等实际问题.与之对应,从明确科技伦理治理的对象、凝练科技伦理治理的核心思想、提升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识、完善科技伦理治理的机制四个方面提出应对措施.     

古希腊科技伦理思想探析

古希腊时期具有丰富的科技伦理思想。这些思想涉及到科技伦理学的基本理论范式和基本的理论框架,集中体现在科技活动的基本原则、伦理规范、科技价值、科技与道德关系以及科技理想人格的培养等诸多问题上。古希腊思想家书写了人类科技伦理思想的光辉篇章,对后世人们在科技活动中正确把握真与善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论克隆技术发展与科技伦理进步

克隆技术的发展使克隆人成为可能,它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的伦理学问题。但克隆技术的发展不可能完全禁止,科技伦理应该采取开放的框架去积极的研究这些问题。克隆技术和科技伦理应该协调发展,科技伦理要为克隆技术的发展提供指导。目前,克隆技术应该有控制的发展。     

论克隆技术发展与科技伦理进步

克隆技术的发展使克隆人成为可能,它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的伦理学问题。但克隆技术的发展不可能完全禁止,科技伦理应该采取开放的框架去积极地研究这些问题。克隆技术和科技伦理应该协调发展,科技伦理要为克隆技术的发展提供指导。目前,克隆技术应该有控制地发展。     

人工智能生产过程中的伦理介入问题探析

人们愈益走向并生活在一个人工智能的时代。当前人工智能的探索和发展产生了复杂的现实效应和社会后果，亦提出了诸多未知的理论难题。就伦理学来说，对人工智能进行伦理干预和介入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这种伦理干预并非泛泛的外在说教和批判，其基础在于对人工智能的本质进行科学把握。这种把握需要从历史变迁而非预设的本质出发，不仅将人工智能理解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而来的物质基础，而且从人类的生活和生产的整体性视角看待它发挥作用的方式。立足于这一视角，伦理学不是把人工智能理解为物本身，而是从科技、产业、伦理等诸多要素的动态作用中把握它的合理位置及其影响。在通往伦理的人工智能生产过程中，伦理学面临三大基本任务：倡导新的契约精神，重新界定人工智能生产中的伦理标准和规范；主张以人为本的最终目的，思考人工智能生产中价值冲突的解决方案；深入生产过程中的伦理介入，把握人工智能生产过程的具体环节。     

国际社会科技伦理的发展态势——以几个重要文件为背景

科技伦理在当代国际社会已经受到高度重视,伦理被视为科学的内在本质,而责任则成为科学伦理观的核心,这对科学家本人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些都体现在国际社会的一些重要会议及其文件之中,以此类文本为案例,可以看出国际社会对于科技伦理的基本倾向以及科技伦理的发展态势。     

中国科技发展与伦理变迁的脉络

中国的科技伦理观随着社会发展而发生着变迁,不同的科技伦理观又对中国社会与科技发展带来不同的影响。通过回顾文明演化和科技嬗变的历史轨迹,汲取相应历史经验,才能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社会的科技与伦理的协调发展道路。从古代、近代到现代科技发展的历史轨迹中,中国科技伦理思想的流变脉络表现为科技伦理观从古代的天人合一,到近代的人定胜天再到现代的天人协调。只有自觉自律地遵循自然规律,合理利用科技力量,并把人、自然和社会看作有机联系的整体,才能实现科技与伦理的协调发展,从而有效地应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科技与伦理的协调发展将有力地推进中国社会文明进程。     

论伦理学理论形态嬗变的逻辑进程

道德在本质上是一种对人的生存发展强烈关注的深沉的生命意识,因而以道德为研究对象的伦理学就必然以人的现实存在为逻辑起点,而人的现实存在只有通过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这双重关系才能获得完整的解读。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处在不断变化的状态中,从而决定了伦理学理论形态的逻辑进程表现为从原始伦理阶段发展到人际伦理阶段,再从人际伦理阶段过渡到生态伦理阶段。     

科技伦理、科技立法与科技发展

科技伦理和科技立法对促进科技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科技的飞速发展拓宽了科技伦理和科技立法的范畴，同时对科技伦理和科技立法提出了新的要求。科技立法应当在科技伦理与科技发展之间建立起平衡点，与科技伦理分工合作，共同促进科技健康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伦理透视

从伦理学视角来看,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具有深刻的伦理必要性.科学发展观的伦理内涵体现在以人为本、三个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科学发展观对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伦理意义.     

难以成"学"的"科技伦理学"

“以客观公正性、公众利益优先性为原则 ,追求人类的终极价值 ,造福全人类” ,这是“科技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成立的逻辑大前提 ,而这个“前提”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它无视个体主体与社会主体在实践职能上的异质性 ,把本该由社会主体甚至类主体所承担的社会伦理责任强加于科技工作者个体主体或科技共同体的头上 ;忽视“主体际性”或“交往”对于科技主体的引导和制约作用 ;它是批判科技决定论形式下的变相的科技决定论 ;抹杀了伦理学的阶级性质 ;过高估计了科学技术及其主体对人类历史同时也是实践史的作用和影响 ,从而间接否认了唯物主义的“历史合力论”。科技的社会伦理取向只能导致科技的停滞甚至被取消 ,这对于科学技术本身以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恰恰是非人道的、不伦理的 ,这就是“科技伦理”的悖论。     

论权利的伦理意蕴

过去的伦理学主要是义务伦理学,而社会伦理学可以看做是权利伦理学.在权利伦理这里强调权利优先于义务,道德权利是道德义务的前提.对于权利与正义何者优先的问题,应当具体考察,从社会伦理角度看权利优先于正义,而从普世伦理角度分析,普遍的正义优先于权利,这也是普世伦理理论建构的价值要求.     

建构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信任关系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伦理与风险问题正在,甚至已经成为风险社会最突出的特征,科技伦理治理的迫切性日益凸显.科技伦理有效治理的实现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需要构建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信任是建构和维系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前提和基础,有助于实现科技伦理治理中多元主体的"风险分摊"与"责任共担";增强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凝聚力,进而建构多元治理主体间"合作共治"的依赖关系;降低科技伦理治理的成本,塑造治理共同体内部的多元主体为了达成某种共同目标而通力合作的能力.就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信任关系建构路径而言,一方面要基于制度、文化、资本三个维度培育内部信任.另一方面,要在内部信任的基础上实现外部信任的扩展,培育全球性信任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东西方动物伦理的共识与实践应用

西方国家动物伦理研究源于环境伦理学。西方社会对于动物伦理的研究已经不是纯理论基础研究,而是具有广泛的应用性。中华文化中的动物伦理是建立在仁爱和恻隐之心基础上的,儒道释三家对动物伦理的研究非常详尽深入。东西方的动物伦理的理论与实践应用各有特点,但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