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战争诗的独特文学风貌及其成因

《诗经》中战争诗不多,且大都正面描写的是朝廷军队磅礴的气势、显赫的威仪,没有战斗场面的具体描绘。形成这种独特文学风貌的原因很多,主要有周礼的影响,周统治者敬德、保民、惠民的思想,周人威仪外显的特点以及诗歌作者文武兼备之因素。     

“清远有礼”是傅玄树立的德目

本文认为“清远有礼”作为臣节是晋朝散骑常侍傅玄上疏朝廷要求树立的德目。清浊之争自东汉以来成为政权上斗争的焦点,社会公认“清”是正直官僚、士子的形象特征,“浊”是宦官佞臣的标识,“清远有礼”是对直臣全面的道德要求。傅玄认为,“举清远有礼之臣”不仅有利于朝廷做到“教化隆于上,清仪行于下”,而且也有助于改变曹魏政权以来朝野盛行的“虚无放诞”之风,有助于巩固仁义道德之礼防     

胡安国《春秋传》的礼学观

<春秋>与礼关系密切,礼的本末、常变关系,历来是<春秋>学讨论的热点.礼有本末之分、文实之别,礼有常亦有变.胡安国的<春秋传>提出了"正身治人礼之本、威仪文辞礼之末"的思想,强调"礼以敬为本"观点.胡安国认为,礼之"本"与"实"是不可更改的"礼之常";而礼之"末"与"文"则是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的"礼之变".在"礼之常"与"礼之变"之间,有一个基本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那就是"变而不失礼之正,则犹可矣"、"变而不越乎道之中".     

告朔礼考

告朔礼在先秦是一种很重要的礼。告朔礼的顺利施行,能使全国政令、时令修备,保证农业生产顺利进行。诸侯从天子处接受一年十二个月的朔政,归藏于祖庙。而于每月朔日(初一)朝于庙,以天子所颁之的朔政告于祖宗神灵,然后杀特羊(一只羊)以享于太庙,接着出国门颁布这个月的政令,最后在明堂听治此月之政。即使闰月亦不能缺告朔礼。但告朔礼从鲁文公开始遭到破坏,其后渐废而不行。     

孔子赴周学礼、老子由周入楚考辨——兼论孔、老之间的交往及传说

孔子赴周学礼,是在他三十四岁那年.孔子向老子学礼,其中包括丧葬之礼.老子在周王朝任藏室史,隶属于太史,有机会参与朝廷的丧葬之礼.老子入楚是在周王朝发生内乱之际,是随王子朝及周太史一道进入楚地,并在苦县隐居.王子朝携带大批典籍入楚,老子及周太史的职责,使得他们必须随同前往.楚国对流亡人员的安置方式,使得老子和周太史同处陈地.孔子曾在陈地有过较长时间的驻留,与老子的隐居地相邻,两人存在继续交往的机遇和可能.有关孔子、老子在楚地相见的传说,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生成的.     

礼：中国之美在远古的基本框架

中国远古之美从古礼中典型地呈现出来,礼主要体现在仪式上。仪式的四个方面：行礼地点、行礼之人、行礼之器、行礼过程,前三者体现了远古之美的三个方面：建筑之美,人物之美,器物之美;行礼过程则体现了远古之美的整体特点：一种美与真、善内在关联、不可分开的关联美学特点。这些美学特点,为先秦之后的中国型美学奠定了基础。     

经学变化的文学投影:司马相如、扬雄田猎赋异同论

经学思想的产生与变化往往适应并影响着汉代朝廷政治举措和治国方略的确立与改动。田猎这种活动在严格的目的性要求和程式化礼仪中体现着君主的威仪和权力,而君主在田猎中的行为表现又能时时牵引起臣下对国家施政思想和君主应该具备何种道德品行的思考,进而影响到文学风貌的改变。所以《文选》选录的这几篇田猎赋也与汉代统治思想,也即经学的变化,有着显见的关联。     

从郑玄、王肃的丧期之争看经典与社会的互动

三年之丧在儒家经典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历来深受重视,分歧也因此较多。就丧期而言,有郑玄、王肃的二十七月、二十五月之争。王肃依据两汉以来三年之丧皆为二十五月的历史事实,提出祥同月。郑玄更看重理论上的合理性,认为礼缘情制,但需立中制节,所以重视祭而延长丧期,并通过祥异月确立的原则体现儒家丧礼的制作精神,以求收拾人心、整合社会之功用。两晋以后,郑玄之说逐渐流行,成为从朝廷到民间都普遍遵守的制度,但遵守的同时又意味着对郑玄当初用意的背离,人们看重的只是丧期的延长更适合表达丧礼中必要的哀戚之心,而这种重视情感的表达方式总是能够获得朝廷与社会舆论的褒誉。这一过程中,社会与经典之间相互作用,形成密切的互动关系。     

《乐记》平和审美价值取向的礼的意义

《乐记》在孔子之前和孔子及儒家的＂中和＂之美思想基础之上,多层次论述了乐的基本审美评价准则——＂和＂,将＂平和＂之美作为乐的最高审美价值取向。但是《乐记》所追求的平和的审美价值取向,并不是纯粹的美学意义上的价值取向,而是与礼密切相联,具有深厚的礼的意义。本文试探讨《乐记》追求平和审美价值取向的礼的意义。     

宋代家祭礼及家祭形态研究

宋人家祭形态包含庙祭(含寝祭)与墓祭两面。庙寝为时祭的主要场所,而焚黄则一般在墓次进行。在时间轴上衡量二者的频率,当以庙祭为主,从文献记录的次数来看,则上墓焚黄更受重视。朝廷礼典的影响,在墓祭层次得到很好的贯注,但在更常规及更具经典合理性的庙寝时祭层次,则现存时祭文字并未体现出焚黄文般的政治意涵。北宋中叶始的朝廷家庙制度的议订以及私家家祭礼书的修撰,或可理解为正是在着力弥补这一空白。     

东晋婚礼议题所见大小传统的对话与较量

婚礼不贺与不用乐是先秦礼制。东晋朝廷出现的贺婚及婚礼用乐与否的礼学议题反映出了礼文化中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对话与较量。在这场持续了几十年之久的较量中,朝廷对于民间的贺婚与婚礼用乐的礼俗由最初的拒绝到最后不同程度地加以接受,这显示出小传统具备强大的生命力,是引导晋代礼制,尤其是婚礼制度变革的主要动因。     

试论周代交往尚礼的观念

周代 (包括西周和春秋时期 )交往之礼十分强调仪节。春秋时期已有礼、仪之辨 ,开始将礼之仪与礼区分开来 ,但从中我们亦可看出 ,仪是礼的外在表现 ,而礼正是仪的本质所在。本文即试图从交往礼仪的角度谈谈周人交往尚礼的观念。它指导着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行为举止 ,广泛深入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     

汉代礼教育的特点

汉代礼的教育具有显著的特点:一是朝廷居于主导地位;二是地方官在对民众和僚属的教育中发挥着独特作用;三是官学、私学及家学是礼教育的重要途径;四是西汉礼的教育强调皇权威严,而东汉则更突出尊卑有序的官僚礼制和家族之礼,两汉礼的教育理论不断成熟;五是汉代礼的教育不仅创造了和谐稳定的政治局面,培养了高素质的官僚队伍,提高了各阶层的文化修养,而且促进了边远少数民族的文明进步。     

对礼学的历史考察

礼学产生，缘起于礼的传统和礼治实践。“周公制礼”的残篇断简，当为后来礼书的蓝本。春秋战国是社会转型期，“礼崩乐坏”，士子忧时而力图拯救之，倡礼言礼议礼，编定礼书，为礼学的产生提供了契机。孔子编定礼书，标志着礼学的产生。被称为“三礼”的《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礼书之形成，为以后礼学的开展奠定了基本范畴。礼书在传授中形成了经今古文两大系统。郑玄注《三礼》，使礼学走上今古文经融合的道路，《三礼注》成为礼学奠基之作。礼学在发展过程中，随政治制度的更易以及统治者思想意识的变化而沉浮。其中，学官的设置和科举制的推行对礼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清代考据之风大兴，礼学得机重振，出现了一大批带有总结性的鸿篇巨作，虽有思想方法上的及时代的局限性，但将礼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礼学的历史命运取决于它赖以存在的社会根基以及自身义蕴和社会功能的变化，从封建宗法制到民主意识或制度，从治民到教民，从仁义的形式到害人的桎梏，传统礼学走到了尽头。一部礼学史反映了历史的变迁，关涉着众多历史现象和事实，对礼学进行全面的历史考察，有助于在新时代开拓礼学的研究领域     

普罗提诺的审美梯级上升理论探析

作为新柏拉图主义者, 普罗提诺更多地继承了柏拉图的审美理念, 并以三一本体学说为基础, 描述了如何从最低等的美上升到美自身的梯级上升的审美历程, 即从物体美到灵魂美, 再到理智美(美本身), 最后回到美之本原的太一, 强调了只有在与神相合一的神秘主义的宗教迷狂中才能达到至高至纯的审美境界.普罗提诺就是座桥, 通过这座桥, 古代美学和中世纪, 乃至近现代美学相连.     

李密葬时葬地小考

李密是隋末瓦岗军的领袖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重要的农民起义领袖。他于唐高祖武德元年十月率众归唐,授上柱国,封邢国公,拜光禄卿,同年十二月庚子被唐军杀于陆浑县邢公山下。 关于李密的葬时、葬地,史籍所记,不尽一致。 《旧唐书·李密传》载李密被斩,时年三十七。在记其葬时、葬地时谓: “时李(贵力)为黎阳总管,高祖以(贵力)旧经事密,遣使报其反状,(贵力)表请收葬,诏许之,高祖归其尸,(贵力)发丧行服,备君臣之礼,大俱威仪,三军皆缟素,葬于黎阳山南五里。”     

西北历史也曾一度辉煌--谈编写《西北通史(第一卷)》的一些感受

“制礼作乐”。分封制形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宝塔形的贵族等级制 ;而宗法制则使分封到各地的庶子 ,形成层层藩屏最高宗主——周天子的政治结构。所谓“制礼作乐”,其中“礼”的内容很丰富 ,概括说来有吉 (就是祭祀天地神明之礼 )、凶 (就是贵族丧葬和年成凶荒之礼 )、宾 (就是贵族朝聘、接待之礼 )、军 (就是贵族军事活动之礼 )、嘉礼 (就是贵族饮宴婚冠之礼 )等五类 ,包括了奴隶主贵族经济、政治生活及衣、食、住、行、丧葬、嫁娶等所有的行为规则。所以 ,周公制定的“礼”,无疑是维护贵族统治者等级制度的政治准则、道德规范…     

礼之于性——以《荀子礼学研究》立论

荀子的礼学思想是荀学的核心,而荀子的礼学体系则是在礼性关系的基石上构架起来的。从“礼性之关系”、“礼性相分对立之根源”和“礼用之于性”三方面,探究了礼性关系。在荀子那里,礼性关系之所以呈现这种状貌,从思想根源上考究,无疑与荀子主张性恶论直接相关。值得一提的是,以礼学为核心的荀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本身不存在自相矛盾问题。     

论《礼记》丧祭之礼的人文意蕴

丧祭之礼是古代华夏之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礼学思想所关照的核心问题之一.<礼记>在对丧祭之礼的阐释中贯穿了精湛的学术思想,弘扬了儒学的人文精神.儒家认为丧祭之礼应注重情感因素而不必过分看重礼仪形式和礼品的丰厚;强丧祭之礼具有弘扬美善道德之作用;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对生命价值的最深切关怀.     

地方官社会教化实践与唐宋时期的礼制下移

唐宋时期,地方官社会教化实践活动逐渐全面展开,推行教化的记载在典籍中频频出现,与此前朝代相比,俨然成为一种潮流。在这些礼仪教化的事例中,无论是从推行祀典之时的由禁毁淫祠到封赐庙额、劝谕旌奖孝悌之意由长吏随方诱劝到张挂榜文于乡村,还是推行婚丧礼文之际由明列科防到解说婚丧之礼,都可以看到,唐宋地方官社会教化实践中已经表现出了日趋细致具体、贴近百姓生活实际的趋向。唐宋时期,正是通过地方官社会教化活动的不断展开,官方礼制渐趋由文本付诸实践,由朝廷推向民间,逐步实现了礼制的下移。更深层面的问题则是朝廷的统治力量渐趋下延到了基层社会民众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