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性人情的区域差异研究

农村仪式性人情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根据构成村庄社会结构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的不同，中国农村可划分为南方团结型村庄、北方分裂型村庄和中部分散型村庄。不同区域村庄中，仪式性人情的运作机制及其表现形态都存在突出的差异。从静态的维度来看，仪式性人情的区域差异主要表现为人情圈建构规则、随礼规则以及人情性质方面上的差异。从变迁的维度来看，仪式性人情在变迁形式、侧重点、程度和面向上亦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文章认为，只有纳入区域比较的视野，才能揭示出中国农村人情更为复杂和丰富的实践面向，以避免既有研究对中国农村人情现象认识的一般化倾向。此外，引入区域的视角研究农村的仪式性人情，也为我们理解中国乡土社会性质的变迁提供了窗口。     

层级流动：当代农村人口迁移的理性选择——以浙江天台庞村为例的分析

当前，农村人口在山区农村到平原农村、平原农村到都市城镇之间出现了层级流动；不同层级的农户在契合地出现了社会融合问题。层级流动是当代农村人口为改善生存现状而进行理性选择的直接反映。由于层级流动，“乡”与“土”在不断分离，以异地务农为基础的经营性农耕文化正在凸显，并可能对中国传统农村以宗族聚居为主要特征的社区结构形成冲击。     

转型期农村社会结构的分化和整合模式的变迁

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正处在转型期。农村社会结构迅速分化，表现在农村社会体制结构、组织结构、群体结构、利益结构和思想观念结构等分化上。农村社会结构分化对社会整合模式提出了新要求。目前，我国农村传统的整合模式已不适应转型期农村社会的要求，必须变革。     

“革命”话语竞争与乡村社会结构变动 ———以湘东南桥村为例

关于“革命”话语对乡村社会结构的影响，有“持续论”与“断裂论”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但若将社会结构细分为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予以考察，或可超越这种非此即彼的判断。从村庄道德与权力体系来看，“革命”话语主要改变的是村庄的纵向社会结构，政治标准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分层标准，而村庄的横向社会结构（以“己”为中心、以“伦常”为标准往外“推”的圈层结构）则呈现为延续性。     

乡村社会的权利主体研究——以构建乡村的良法美制为目标

农民的概念已经变得十分模糊,从＂以权利意识为中心构建乡村的良法美制＂这一社会主义法治国目标讲,农民必须被限定在＂农业从业者＂的范围之内。如此以来,当代中国农村的权利主体就具有了非常值得关注的特殊性：当代中国农村的主力是48岁左右,一般都经过文化大革命等社会巨变洗礼。这一群体,被＂革命话语＂这一特异性化育涤除了传统社会的以＂礼让＂等规范为中心的道德理性。在改革开放后,又被以效率为主导的政治权威表彰追逐物质利益。     

结构与行为：“劳动力转移”对中部农村养老问题的消极影响与对策研究——以湖北省天门市皂市镇J村为核心个案

结构化过程具有双重性：一方面,社会结构制约着人们的行为选择;另一方面,人们的社会行为也影响甚至再生出新的社会结构。改革开放使社会结构发生深刻改变,中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选择＂离土又离乡＂的转移模式,这种行为选择导致村庄新生的社会结构严重＂失衡＂,农村的养老问题形势严峻。以湖北某村为核心个案,在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指导下,针对中部农村的养老问题,可采取如下对策：明确职责归属,家庭社会＂双管齐下＂;强化制度保障,鼓励民工返乡就业;完善机制建设,因地制宜促农村养老;吸引民间投资,拓宽农村养老渠道。     

族权、“伦常”道德与近代乡村的社会结合 ———以湘东南桥村为例

关于传统中国汉文化区乡村社会,老一辈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曾给出一系列经典概括,如村民重视祖荫、＂差序＂的社会结合模式,以及以伦理为本位的村庄道德秩序。文章试图进一步揭示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差序＂的社会结合理想模式下更多丰富而具体的社会实践过程。本文所呈现的是除文化机制和权力机制之外,＂差序＂社会结合的内部动态关系,如纵向的分家与继替、横向的＂类＂与＂推＂,在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中主要是依靠以＂伦常＂为核心的道德机制造就的＂势＂来实现的。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经济社会意义

指出社会结构不仅是分析和理解众多社会现象的出发点,也是分析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传统视角之一。将社会结构分析重新纳入到破解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难题的中心范畴,是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要求。同时针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对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政治体制改革深化产生的重要影响,分析了其有利于调整社会结构、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经济社会意义。     

洛特曼的结构文艺学

以洛特曼为代表的结构文艺学是苏联当代文坛的学派之一,为世界文艺理论界所瞩目。他所进行的以博采西方文艺理论界诸家之长,克服社会学派和形式主义学派片面性之短,从宏观到微观,在整体上对文艺现象的研究是一种有益的探索。这是当代文艺批评界冲破社会历史批评的一统天下,走向开放,实行多元化思辨的新趋势。作为塔尔图学派的代表人物,洛特曼继承了苏联结构类型学研究的传统,吸取了西方艺术符号学与结构主义学派的某些方法以及传统文艺学的成果,利用当代系统科学的理论,把结构文艺学的探讨向前推进了一步。     

社交网络意见领袖“同心圈层”：现象、结构及规律

社交网络意见领袖用户并非多中心和多样化,而是存在着"同心圈层"的趋同结构。把用户的意见领袖程度作为自变量,意见领袖随着其影响力程度提升而表现出"一个趋同核心、三种趋同支撑、趋同圈层渐变"的"同心圈层"趋同结构。社交网络意见领袖存在着处于"趋同中心"位置的"社会样板";意见领袖用户的影响力程度正相关于它趋同于中心"社会样板"的程度;在此过程中形成围绕着中心而由近到远、由密到疏的同心圈层。以典型的社交网络之一新浪微博作为样本,相关的假设得到检验,表现出"同心圈层"的支撑向度:一是用户的意见领袖程度高低与该用户趋近于"中心"社会样板的内容距离成正相关,形成意见领袖趋近于网络中心的同化;二是用户在趋同于中心社会样板的过程中,表现出影响力程度与社会样板程度的正相关和同构性;三是用户作为社会样板的程度,正相关于他和中心社会样板的内容相似度,表现出"社会样板"的单中心化、同一化而非多样性;四是用户随着其意见领袖层级的提升而加强层级内的用户趋同性,增强用户影响力层级的内聚和收窄。意见领袖用户"同心圈层"趋同现象与结构呈现着"去中心"网络时代的"再中心化",也塑造着网络"巴尔干化"时代的"单向度"社会。     

社会变迁中的家庭和谐问题思考

针对中国家庭面临的诸如未婚同居、婚外性行为、＂第三者＂、高离婚率、＂同性恋＂等新情况新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指出只有回到对人类社会婚姻制度本质的再认识上,才能对建设和谐家庭形成合理的判断：在家庭之中,每个成员仍要履行婚姻家庭义务,遵守婚姻家庭的社会规则。     

论前工业社会的历史交往

首次提出"跨地域性交往”的命题,探讨了自农业文明产生以来,人类交往形态从地域性交往向跨地域性交往和世界性交往演变的历史趋势,及其对工业文明诞生的巨大影响.     

试析人际交往的语言误区及对策

语言误区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它的表现也是多种多样的 ,主要是因为交往主体、客体以及语境三者不能匹配 ,而使语言不符合规律。我们要遵守语言交际原则和语言表达原则 ,讲究语言交际艺术 ,提高语言交往水平 ,适应现代社会交际的需要     

韦伯与哈贝马斯法治观之元理论比较

从合理性的视角给法治一种元理论的解释,韦伯与哈贝马斯的研究路径各有千秋。韦伯根据波普尔对世 界的三种区分,即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将其目的行为对准客观世界,并以目的行为为取向,型构其形式 理性主义。韦伯的形式法治直接导源于他的形式合理性。哈贝马斯在世界三分的基础上,引入世界的第四个界 面,即生活世界。以此为切入点,哈贝马斯以沟通为行为取向,建构其交往理性主义。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正是通 过对交往理性的建构才得以形成。     

理性论与法治观——从柏拉图到哈贝马斯

合理性可谓法治的元理论,法治观直接导源于理性论。柏拉图在区分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的基础上,将其法治观建筑在理念世界的殿堂之上。亚里士多德则从经验世界中论证原因,对原因的论证构成了亚里士多德论证法治的五个基本内容。康德以实践理性的绝对命题来构筑其形而上学的法治观。韦伯区分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并将其形式法治观建立在形式合理性的大厦之上。哈贝马斯在交往理性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其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     

汉人的思维方式与汉语语言规则的养成

孔子学说对汉人的思维方式的形成有着巨大影响。语言是思维工具,思维方式当然会影响语言结构,以意治形的汉语语言法则应该说是与汉人的重理解、感悟的运思特征紧密相联的。言语是运用语言法则的结果,言语交际方式同样会受到思维方式的制约。     

试论监管型政府的法治构造

基于矫正市场失灵等问题,监管制度应运而生,其价值优势是在与诉讼、国有化等方案的比较中得以体现的,这也是监管型国家(政府)崛起的重要原因。建立在法治、市场经济、民主宪政、市民社会等制度与社会因子前提下的监管型政府,越发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主要选择模式,法治则是监管制度的内在元素与基本要求。中国监管型政府的路径选择在方向上是逆向而为的,明显不同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行政法限权式的公法治理与经济法的积极授权式干预成为依靠法治构建监管型政府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     

城市住区邻里交往弱化的理性思辨

城市住区邻里交往日趋弱化已经成为危及我国城市建设和谐社区、和谐城市的主要的障碍之一。分析我国城市住区邻里交往弱化的历史和现实的缘由，讨论邻里交往是社会、历史和规划建设的综合产物，客观的交往刺激和主观的交往意愿才是解决邻里交往弱化的根本所在，并以理性思辨的角度考察我国城市住区邻里交往弱化的应对策略。     

农民新生活方式的内涵及其实现途径

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只有农民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相应的变化,才有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因此,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构建一种新生活方式,这种新生活方式应是积极的、和谐的、文明的、健康的,具体表现为就业、消费、学习、交往等八个方面。实现农民生活方式的变革,既需要发展经济,又需要有相应的政策保障,同时也离不开合理的教育引领。     

后“棱镜门”时代的网络共同体交往模式批判

“棱镜门”事件导致网络共同体的“真实界”被放大,在网络共同体内重塑异质性主体间的理解与共识成为关注的核心问题,对网络共同体的结构、交往模式等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认为,在后“棱镜门”时代,西方世界对于网络共同体中的交往关系研究具有促进结构扁平化、推崇市场规范、强调多元治理等发展趋向,其衍生出的“去中心”“西方中心”“多中心”网络共同体交往模式,难以重塑真诚、真实、正当的交往行动,其“治标不治本”的原因在于,都隐含着“物对人的统治”的内在逻辑,受到扭曲和异化的交往关系本身便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影响下的必然结果;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各主体之间能够就如何实现共同体内最广泛的公共性展开道德商谈,重新确立集体对于个体的先在性,倡导的“互联互通、共享共治”是其超越性所在,这一命运共同体试图在现实而非抽象的社群需求与政治共识上重塑主体间交往行动,也是对当前网络共同体交往关系所进行的结构性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