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斋的冥想中出走——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运用浅述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可以运用到法学研究的广阔领域中,是发展法学理论和法学研究方法、认识中国社会现实的途径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社会、文化之间关联性的桥梁。这一方法至少可以运用于法治基础和现实的认识、立法前的历史与现实基础调查、法律的实际运作情况、人权问题和社会问题等的研究中。文章对法律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具体操作问题、方法和相关理论进行了探讨。     

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

文章围绕作者的田野调查经历,阐述了作为研究方法的历史人类学。从中国情况看,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实践说明,中国人类学者将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的方法相结合,是对世界人类学的贡献。而近二三十年来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走向,也使其在深入研究汉人社会的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如何进行“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

由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编定的《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一书被译成中文,对于中国人类学研究和学科发展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正如本书译序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人类学的当代发展使得人类学田野调查凸现其重要的时代意义,一些新的重大学术话题的研究和完成,都将依赖于当代人类学视野下研究者们扎扎实实的田野工作”28,而从事田野工作就需要装备相应的“工具”,以更加便捷和深入地达到其工作目标,特别是在一个学科发展并不成熟的时期,此种“工具”的配备更显得格外重要。     

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百年发展与互动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间形成一种特殊的互动发展关系.一方面,社会学采借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包括田野参与观察法和比较法,并注重对小型社区的定性研究;另一方面,原本以异文化为研究旨趣的人类学则回归本土,介入了对汉民族社区特别是乡村社会的研究,二者之间因之形成一种相互交叉的局面.可以预见,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科互动将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从而推动这两门学科的本土化发展进程.     

历史研究中人类学方法的利用和误用

在中国 ,历史学的学科史比人类学的要长得多 ,传统中国史学有自己成熟的理论和方法。不过 ,当代历史研究完全有必要借鉴人类学的方法。然而 ,人类学传入中国以来的百年间在学科本土化过程中 ,已经演化为有别于西方定义的一门学问 ,它和历史学、民族学的关系也在不断变化 ,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的学理来界定或理解中国的人类学。在学界同行中讨论人类学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 ,有必要首先明白什么是人类学方法的主要特点 ,哪些是可能对于历史学有借鉴意义的方法 ,两门学科又有哪些交叉领域等等。然后 ,本文在此基础上结合一些具体的研究实例 ,探讨我国学者在历史研究中对于人类学方法的利用和误用。     

从泾渭分明到唇齿相依:历史人类学脉络下的学科跨越与合作

历史学与人类学相互观照的传统旧曾有之,尽管其间不乏断裂与隔阂,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跨越学科理论分野的历史人类学日渐为学人所关注。本文通过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关怀、研究进路、书写方式等方面的梳理,试图勾勒出目前历史人类学的发展态势,并在此基础上倡导"跨学科"与"去学科"的开放理念与心态。历史人类学作为一种跨学科研究进路,理应以超越学科囿限为动力之本,将历时性与共时性基轴纳入同一结构内描绘与理解那些已经发生的事实,从而更为深刻地揭示历史以及彼时的社会结构。     

时空视野下的人类学民族学田野工作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经过百年来的发展,各地学者在中国各民族地区开展了长期而艰苦的田野调查工作,文章认为只有在厘清不同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田野调查情况的条件下才能进行全面的实证研究。在网络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支持下,以时空的视角研究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状况,实现从宏观到微观、从历史到现实角度全面的反映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田野工作脉络。文章在分析了田野调查工作的信息组织模式的基础上,设计并实现了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网络地理信息系统,通过联合国内外相关科研教学单位,长期收集整合学者的田野调查工作信息及成果,为国内外学者打造了开放式的田野调查研究共享平台。     

英国人类学的传统与创新——以LSE人类学系为个案

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人类学系人类学的发展与经验表明,恪守人类学长期的田野调查-经验研究的传统与不断的学术创新相结合是其长期保持学术前沿地位的原因,这一学科发展经验对当代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有着他山之石的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     

理论性与人类学

人类学在西方的学术框架中属于基础学科,在大学里也普遍设置了人类学系。在我国,人类学是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在学术界、大学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因此,了解学科的历史,准确地把握人类学的焦点问题,才能更好地展望学科的发展。笔者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之托,约请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4所大学的学者做了这一组笔谈。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教授是国家重点学科民族学的学术带头人,也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他认为人类学的理论性存在问题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并批评了人类学的“反理论性”趋向。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从国外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的发展得出结论: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以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必须转向海外和国外研究,使中国从一个民族志的田野变为民族志的主体。事实上,国内的一些博士生已经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蒙古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认为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主题是讨论“关系”,或者是研讨“和谐关系”。笔者简单地概括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指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对田野调查、族群与区域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取向4个方面进行思考。当然,本次讨论是极为有限的,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及同行们更多地关注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     

人类学应该走向人民走向社会──“人类学田野文库”总序

人类学作为一门研究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心理的独立学科,在国际上已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关心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决策性学科。中国人类学界应加强对中国社会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并从中提炼、概括和升华出指导现实生活的规律性的东西,使人类学更好地为中国人民的生存、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作出应有的贡献。     

历史人类学与人类学意义上的历史

近几年来，人类学对历史、社会以及其他人文科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反之，历史研究对人类学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但是，历史人类学至少在目前还未发展成一个学科分支，我们只能将其视为一种研究方法和视角。而作为人类学家，我们首先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对人类学而言，历史到底意味着什么？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往往具有边缘性，因此除了文字所载的历史外，人类学家还需更多关注非文字载体所承载的历史，空间、景观、身体、行为、记忆等都是历史的载体。     

族群文化精神史、历史民族志与文学叙事的复合——重论张承志的《心灵史》

张承志的《心灵史》以历史人类学的视野书写哲合忍耶教派的宗教文化精神的发展史。在书写方法上,《心灵史》以历史民族志的书写方法将历史文献与“历史田野”相结合,并以历史想象描叙历史情境。《心灵史》不是纯粹的历史学著作,它沟通了历史、人类学和文学,形成了一种复合型文本。     

传统的断裂、复兴与家族史的传承

甘、青地区在历史上就是多民族不断迁徙、分离、汇聚、融合的民族走廊,当地世居民族和频繁流徙的各族体间呈现出不断接触、融合的态势。本文以青海土族家族谱、口述史文本为个案,通过对甘、青地区的河湟谷地、河西走廊交接的多民族或族群混杂汇聚地域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深入分析这一区域多民族族际交往与民族融合的历史。     

从区域社会经济史到历史人类学——华南宗族研究的理论进路及实践反思

新时期华南宗族研究的主要取径有三,即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取径、人类学取径和历史人类学的取径。前者主要受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深刻影响,鲜明地表现于明清时期闽粤地区的宗族研究中。人类学的宗族研究,接续了20世纪上半期功能主义和社区研究的学术传统,注重区域社会文化变迁的探讨,并形成重视地方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论述、引入社会史的方法,将共时性的结构研究和历时性的社会变迁研究紧密结合起来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华南地区的明清宗族研究逐渐超越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视野,与区域社会史相互交融、渗透,发展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这一取径是在充分总结前两者经验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层面对之所作的更为自觉的推进。新时期中国华南宗族研究受到的西方学术思潮影响,主要来自弗里德曼的华南宗族理论和施坚雅的区域体系理论,以及年鉴学派史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因而特别注重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历史学与人类学理论、方法的结合,并在区域研究的视野下探讨区域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由此,便形成了宗族研究与区域社会研究紧密结合的特点。纵观此期的华南宗族研究,明显地形成两个基本趋势:一是历史学与人类学方法逐渐汇流,进而发展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趋势;二是宗族研究与区域社会研究的互动,注重区域社会内部普同性和差异性的探讨。而这两个趋势也同样体现在华北、江南、徽州等区域社会的研究当中,并成为区域社会研究发展的主流趋势。     

历史民族志及其汉语书写实践

民族志既是人类学知识的载体也是人类学的方法论，历史人类学学科的确立也需要首先确定历史民族志的写作原则。历史民族志的交叉性要求它要同时借鉴两个母学科的优长，但其书写需要采取不同于纯粹的历史学的和人类学的新的视角和分析方法。在表达技巧方面，古老史学的生动描述传统则可以提供借鉴。     

辉煌与沉寂:19世纪西方法律人类学学术史述评

19世纪中叶,巴霍芬、麦克伦南、梅恩、摩尔根关于人类社会制度史的著作问世,标志着法律人类学在欧美学术界开始形成。19世纪的法律人类学家用他们的著作回应当时的社会变革和理论思潮,并实现了自己的学术目标,即用进化论重构社会制度史,论证现行制度的优越性,寻找新的研究方法。他们的研究奠定了早期人类学的理论基础,也为法学和人类学贡献了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的方法论。然而,由于资料的匮乏和基本理论的缺陷,19世纪的法律人类学很快从辉煌走向沉寂,完成了它为人类学奠基的历史使命。     

叶赫那拉氏族谱与满族集体历史记忆研究

叶赫那拉氏族谱从一个重要的实证角度浓缩了满族的集体历史记忆,与其他满族家族记忆构成了满族族群自我认同的文化基础,运用其中的宗教神话记忆、满族共同体形成的记忆、民族迁徙历史记忆、满汉文化交融的记忆以及道德生活记忆是当前满族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方式之一,即新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甚至伦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范式,它对今天研究构建多元一体民族新文化体系的意义重大。     

田野中的"历史现场"--历史人类学的几个要件分析

历史人类学作为一股新的学术力量近年来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它使得传统的历史学研究增大了"现场感"和"共时性",使得传统的人类学研究增强了"厚重感"和"历时性",它们之间具有学科上共同的基础要件。     

多元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变迁——从土族神话传说看民和土族认同的历史变迁

本文以土族的起源、发展、形成与延续为背景，探讨在历史时空变幻中，土族的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经历了怎样的传递和调整过程，以及当前土族精英分子如何利用部分历史记忆和学术资源影响土族民众，土族民众如何利用历史记忆资源获取各种利益，从而为土族族群自我认同的历史变迁及现存的学术争论提供较为合理的解释。     

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再审视

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充分吸收社会学、人类学、符号学的基础上所促成的一种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其特点是把重心放在对历史语言的研究上,通过对历史著述的话语分析来展示历史的文本性、叙事性和修辞性,并由此认为历史是一种文学制品或想象之物。辩证地看待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对于我们建构一种新的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具有建设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