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利益冲突透析群体性事件

伴随着社会的转型和体制的转轨以及经济资源和物质利益的重新分配与调整,群体之间矛盾激化、冲突频发。普通民众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利益均衡打破,利益表达受阻,利益诉求遭遇体制性迟钝,制度化参与空间受挤压。由此造成的非制度化参与的利益表达行为不断衍生,群体性事件时而发生。要消解利益冲突,搭建一个平等的利益博弈平台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根本的路径选择。     

新形势下群体性事件深层成因探析

处在转型期的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既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阶段性矛盾的突出表现,又是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主要因素。当前预防和有效处置各种群体性事件,深入分析其形成原因是必要前提。群体性事件爆发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公民维权意识的普遍觉醒与利益诉求渠道的缺失,是当前群体性事件爆发的直接原因;由于利益诉求渠道不畅导致长期压抑的社会心理得不到及时的疏导,从而形成群体心理的失衡和情绪化的冲动,是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内在原因;由于行政和社会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产生的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社会问题,导致社会群体在利益受到伤害时,容易选择非正常的渠道表达自身的需求和愿望,这是群体性事件爆发的根本原因。     

我国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路径探索

利益表达是政治过程的开始,是民众影响公共政策的有效渠道.当前我国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影响了农民的利益表达.在制度化层面行不通的前提下,农民诉求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事件层出.本文从利益表达的界定出发,阐释我国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成因并探索解决的路径.希望通过这方面内容的探讨,对提高农民的有序政治参与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     

畅通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对策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利益格局调整的关键时期,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诉求多样化导致社会矛盾纠纷日益增多,有些甚至引发了群体性事件,究其原因在于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不顺畅.提出了畅通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的对策建议,以引导群众以合理合法的诉求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愿.     

制度化还是非制度化?——我国居民诉求表达形式研究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带来了利益诉求的多元化以及大量的利益诉求表达.个体在利益受损时在多大程度上选择制度化的诉求表达形式,体现了政府的公信力水平以及社会治理能力.因而,对于诉求表达形式的研究最终应以如何实现向制度化表达形式的转向为归宿.本文基于"2017年城市化与新移民调查"数据,在考量社会结构因素对于个体不公正经历影响的基础上,试图厘清个体在经历不公正对待时选择诉求表达形式的逻辑.研究发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基于事实上存在的多维二元结构,社会中个体在经历不公正方面存在着结构性的差异.其二,收入、户籍、是否为流动人口、所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社会结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对于诉求表达形式的选择.其三,对于群体间冲突以及社会问题的感知增加了个体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是非制度化渠道进行诉求表达的可能性.其四,对政府效能的积极评价对于制度化表达形式的选择具有促进作用.基于上述发现,文章认为我国诉求表达机制的健全和完善需要在充分考量社会转型特殊背景的情况下进行,而消除现实存在的多维二元结构、谋求主动解决社会问题、提高不同群体的诉求表达能力、提升政府的诉求回应能力等是促进诉求表达形式从非制度化向制度化转向的有效途径.     

健全利益表达机制 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

建立健全利益表达机制,提高利益表达的有效性,关键在于要首先破除利益表达的体制性梗阻,并注意培育社会自主治理主体,强化利益博弈和制度化解决的组织基础,同时进一步完善相关协商机制,将利益冲突纳入合法、有效的协商,这些是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的根本之道。     

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宪政思考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宪法的基本原则,然而现实生活中农民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缺失成为了一种常态,这是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而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又是直接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制度因素。因此,回归农民的公民身份,对农村群体性事件进行宪政思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文章首先从宪法语境分析农民的含义及其宪法地位,其次分析我国农民在结社自由权、村民自治权、财产权、劳动权、社会保障等权利缺失的状况,最后剖析了我国现有制度安排在农民利益表达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而得出解决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根本渠道是尊重宪法还权于民的结论。     

公民利益表达的发展理路——以公民利益表达和聚合机制为视角

在中国现有利益表达系统中,无论是制度化、准制度化还是非制度化渠道,都还存在表达信息"失真"、表达路径"失效"、表达成本"失常"、表达行为"失范"等缺陷,其权威性、有效性和独立性受到了极大损害。除了继续整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信访部门、政府督察室等渠道外,还可深挖法制化、法定化、信息化、私营化、制度化等渠道来实现公民个性化利益诉求的有效、有力、有度表达,这对全面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完善公民利益表达机制、实现公民利益个性化表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利益表达机制

当前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冲突的利益矛盾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补偿不公引发的利益纠纷、自然生态破坏产生的利益威胁、社会保障不实引起的利益矛盾以及民族文化权益被侵诱发的利益冲突。利益主体多元、利益分配不公、利益协调不力、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利益诉求不达是影响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建立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和利益协调机制,建构公平畅通的利益诉求与表达机制,健全公开高效的信息沟通与反馈机制,是规避边疆民族地区社会风险,切实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有效途径。     

群体性突发事件背后民众利益诉求困境与化解思路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对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乃至整个和谐社会的构建均会产生不良影响,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群体性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民众利益诉求面临困境、体制方面存在障碍,民众与政府方面也同样存在问题。要化解民众利益诉求困境这一问题,需要在体制、政府以及民众等方面做出更多努力,更需要民众与政府进行良好的沟通,以便及早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而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     

论翻译之于中国小说

中国翻译史上各个发展阶段中的外汉翻译丰富了汉语语言表达形式,促进了汉语口语化和由文言向白话的转变,为小说创作准备了语言基础。域外小说翻译促进了中国古小说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使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其主要表现有：小说素材的准备、创作手法的丰富、观念的更新、叙事角度的灵活、体裁的多样化、功能的扩大和社会地位的提高等。域外小说翻译介绍了外国小说作品,展现了外国小说创作的巨大文学成就,孕育、培养了新一代中国小说家,中国小说因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和谐社会视阈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治理思考

公民普遍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和显著特征,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持续凸显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事件不仅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同时也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公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以及参与制度不完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社会公平问题凸显,政府主导下公民自动参与的不足及公民政治素质偏低,传统依附性文化以及新时期公民的政治冷漠等导致了越级上访、请愿、行贿、抗拒和暴力对抗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事件的持续凸显。在客观分析其表现与原因的基础上以治理的视角,完善利益表达机制,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社会转型和阶层分化中,培养理性的政治参与主体;培育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参与型政治文化,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转型期农民利益表达的障碍及对策研究

转型期中国"三农"问题最主要的表现之一,就是农民权益的受损。农民权益受损而又缺乏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沟通与协调渠道,愈来愈多的农民开始走向暴力性的非制度性参与,从而使社会公共秩序受到危害。探讨转型期农民利益表达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提出克服农民利益表达障碍的对策应成为目前我国"三农"问题中一个亟需研究的课题。     

城中村农民利益表达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分析

城中村农民的利益表达面临着制度内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非制度化利益表达呈上升趋势、利益表达缺乏组织性等困境,政治制度建设滞后、城中村农民的政治素质低、利益表达缺乏组织性是城中村农民利益表达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为此,必须从健全城中村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提高城中村农民的政治素质及组织化程度等方面入手来提升城中村农民的利益表达水平。     

普通公民应享有对法律文件解释的启动权

法律条文的抽象性、原则性,必然要求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对其具体含义进行解释.我国目前关注较多的是法律的解释方法问题,而很少关注法律解释的启动问题.法律文件解释的启动权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性权利,赋予公民此项权利有利于扩大公民民主参与性,有利于为公民权利提供另一种新的救济手段,也有利于法律的进一步完善.但现行法律中缺乏对公民该权利的具体规定,应在《立法法》及相关法律中明确赋予公民法律文件解释的启动权,并建立健全公民启动法律文件解释的程序规则.     

微博解放公民话语权

微博因为短小的篇幅和低门槛的实时信息发布，微博让普通受众的话语权得到了“张扬”，极大地解放了公民的话语权，代表了一种全新的个人表达方式。微博赋予公民更多的话语权，拓展了公民话语空间。分析微博与公民话语权之间的关系，探讨微博带来公民话语权的回归，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问题。     

表达自由实现的限制性因素及对策思考

多元化社会,表达权是一项基本人权,然而现实中又确实还存在诸多因素限制着表达自由的实现,凸显当前表达权保护的有效性不足。表达自由要得以真正全面的实现,需要政府和公众的互动。就政府而言,要实现制度上的拓展及公权力的自我约束;就公众而言,需培养公民意识,强化表达意识和能力。     

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关系的现状及检讨

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关系类型繁多,设置缺乏统一标准,既不利于行政纠纷的及时化解和公民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甚至还会引发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相互侵蚀。应当大力推行自由选择型、逐步取消复议终局型、重新设定复议前置型、严格限定迳行起诉型的模式。     

公民选举权保障与救济制度的立法完善初探

选举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也是各国公民的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虽然我国《选举法》、《民事诉讼法》和《刑法》做了一些保障与救济性规定,但由于缺乏选举监督的主体和程序性规定、法律保障与救济的范围窄、诉讼救济程序存在严重缺陷等,致使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大量公民选举权遭受侵犯而无法得到救济的现象。因此,研究我国选举法律制度的缺陷及公民选举权受侵害的法律救济途径,不仅对于完善我国选举法律制度,而且对于保障与救济我国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都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