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之呈现、聚集与诚明——基于阳明心学的考察

学界依王阳明“意之所在便是物”“心外无物”“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等说,形成了意义论、价值论、感应论等观点,而对阳明“身心意知物是一件”之说则甚少留意。“身心意知物是一件”表明,“物”为心、知、意、身之聚集,并构成了源初的存在场域：本心之感应而有良知之明觉,良知之明觉而有意识之发动,意识之发动而有事物之呈现,事物之呈现而有身体之感触。这种身—心—意—知—物所共同构成的源初场域,即是物之“自体”;经由意识之对象化而为身体所感触者,则为物之“现象”。而基于主体间性的作用,“物”也具有客观实在性。但是,意识在自我象化的同时往往存在着小我的执着,遂使身—心—意—知—物的源初场域破裂,“物”成为外在于人的存在者,而人亦为外物所役使。故而,格物的重点在于诚明工夫,物来顺应而不为物所役,最终回归源初的存在场域。究言之,阳明所论之“格物”,超越了单纯的事物认知而成为道德的工夫,“不诚无物”说也就获得了存有论的阐明。     

王阳明《答聂文蔚》第一书成年辨正

此书收《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即《传习录》中篇,系阳明重要论学书札之一。《阳明年谱》载此书于嘉靖五年丙戌条下,谓“八月答聂豹(文蔚)书。”按《阳明年谱》嘉靖三年甲申条记:“十月,门人南大吉续刻《传习录》。《传习录》薛侃首刻于虔,续刻于越。”钱德洪《传习录》中篇首序云:《答聂文蔚》之第一书属“元善(南大吉)所录之旧,”钱氏仅照此移录。故此书不可能成于嘉靖五年,只能成于嘉靖三年十月以前。此书已倡致良知,《年谱》正德十六年辛已条云:“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故此书又当成于正德十六年以后。     

史与道

把“史”与“道”联系起来考察，是从龚自珍开始的。“出乎史，人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①不过，龚自珍这里所说的“史”却既非历史，又非史学，而是史官和史家。“史之尊，非其职语言、司谤誉之谓，尊其心也。”“是故欲为史，若为史之别子也者，毋吃毋端，自尊其心。心尊，则其官尊矣，心尊，则其言尊矣。官尊言尊，则其人亦尊矣。尊之之所归宿则如何？曰：乃又有所大出入焉。”②这样看来，龚自珍所“尊”之“史”既非本体论层面的历史存在，又非知识论层面的史学研究，而是主体论层面的历史学家。在另外一个地方，龚自珍又说：“…     

凌阴考辨

凌阴,冰窖也。夏、商、周、秦、汉、魏晋谓之“凌阴”、“凌室”,唐宋呼之“冰井”,明清称之“冰窖”。“凌阴”始见于《诗经》,殷墟大司空凌阴遗址应是目前考古所知较早的凌阴遗址。     

王学主意说论要

一、对“意”之概念的历史考察与心、知、物、性、情等概念相比,意这一概念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讨论得不多,但这并不说明这一概念不重要。对意之概念的考察,涉及到意与心、意与志、意与念、意与知、意与情等一系列范畴、命题。一般来说,儒、释、道所言之“意”不尽类同。道家言“意”,谓指意义或意象,属知识论和语言学中的言、意、象之辩,而与人性的善恶邪正无关。王学主意说的意之概念,则基本属于道德论和心理学的范畴,因而与道家所言之“意”干系甚微。对王学主意说的形成、发展有较大影响的是儒、释两家对“意”之概念的诠释和理解。     

阳明“物”范畴之我见

<正>“物”这一范畴在中国哲学史上一直用得很含糊。除指自然物外也经常指“事”。孟子说:“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①这是把有人“待我以横逆”这件事当做“物”。朱熹也说:“物犹事也”。“盖天下之事皆谓之物。”②阳明比前人更明确地强调“物”为“事”。“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我解格作‘正’字义,‘物’作‘事’字义。”③“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④不少人把“物”与“事”混淆视为阳明“物”范畴的特色。而我认为阳明“物”范畴之特色在于,有时指“物”为客观之物,有时指“物”为主观之物或曰心所生之物。如他说:“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胜其烦……。”“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可理解为客观之物。他又说:“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意用于治民,即治民为一物;意用于读书,即读书为一物。”⑥“以其(心)明党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⑦这是把心随境而生的意念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当做“物”,此类“物”可理解为主观之物。阳明讲“格物”格的不是客观之物,而是主观之物。其所举格竹子一例颇能说明这一点。竹子是客观之物,而在身心上做的“格物”功夫是在格主观之物。下面我对这两种“物”作详细探讨。     

恕──现代人际交往的道德准则

“恕”，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个重要规范。古人历来将恕视为美德。如汉代的董仲舒曾说：“圣人之德，莫美于恕。”《春秋繁露·俞序》先哲们认为恕是孔子仁学一以贯之的思想。在（论语》中有这样的记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回：“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7’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怒而已矣。”《论语·里仁》恕德的主要内容有两方面，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另一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员公》。恕，作为为人之则，是处理个人与他人道德关系的基本态度和要求，也是现代人际交往…     

《老残游记》新论

<正> 自刘鹗(1857--1909) 的《老残游记》问世以来,有人以“谴责小说”目之,有人以“反动小说”批之。《老残游记》究竟是怎样的一部小说,人们似乎都忽视了刘鹗在《老残游记·自叙》中对《老残游记》所作的自我说明。他在《自叙》中认为,“盖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哭泣分两类:一为“无力类”;一为“有力类”。“有力类之哭泣又分两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尚弱;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甚劲,其行乃弥远也”。他说,他的《老残游记》则是后一种“有力类”哭泣:“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吾知海内千芳,人间万艳,必有与吾同哭同悲者焉!”这一说明,应该说是符合《老残游记》的实际的。那么,刘鹗又是为着什么而“哭泣”呢?     

“顺本体是善,逆本体是恶”:王阳明善恶观辨证

关于善恶,王阳明有着明确的界定:“顺本体是善,逆本体是恶。”其意在于,意念活动随顺心之本体,即是“善”;意念活动违逆心之本体,则为“恶”。由此,“善恶只是一物”与“善恶终不可混”两种看似矛盾的说法就能得以和会:“意之所在便是物”,善恶皆是就意念活动而言,故“善恶只是一物”;“有善有恶意之动”,意念活动于本体有顺逆的分判,故“善恶终不可混”。前者是要反对善恶实在主义,后者则批评了善恶相对主义。而王阳明关于善恶的界定,也涉及如何理解程颢的“善恶皆天理”:一方面,本心发动而有意念,意念发动而有善恶,善恶的分化实为本心流行的天然理则;另一方面,善恶是就心之本体的顺逆而言,而心之本体即是天理,故善恶皆是基于天理而得以界定。因此,“善恶皆天理”并不是说善恶皆根源于本体意义上的天理,而是说对善恶的界定不能离于天理。实则,如何超越对待之善恶以回归绝待之至善,方是王阳明善恶观的旨趣所在。     

中国谱牒学的源流

谱牒之学,由来已久。《史记》卷十三《三代世表·序》:“序其历谱牒》,司马迁据《帝系》而为《世表》。《周礼·春官》:“小吏奠系世,序昭穆”。郑玄注:“系世谓帝系本之居,小吏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系,述其德行。”贾公彦疏:“天子谓之帝系,诸侯卿大夫谓之世本”。所以梁朝的刘杳认为谱牒始于周代,大体还是可信的。《国语·鲁语上》有“夫宗庙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长幼,而等胄之亲疏也。故工史书世,宗祝书昭穆,恐其踰也。三闾大夫屈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伟大诗人,而他就是掌管五族屈,景、昭三姓,叙其谱属的长官。周代的谱牒,已不得其详,今天我们只能看到《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和后人所辑的《世本》以及见于著录的《春秋公子血脉谱》而已。恩格斯说:     

姜夔“自然高妙”说的美学内涵及意义

“自然高妙”说是姜夔在《诗说》中提出来的。他说:“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碍而实通,曰理高妙;出自意外,曰意高妙;写出幽微,如清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 关于自然高妙,古今论者多认为是姜夔对风格意境的最高要求,是其审美理想所在。如清人谢章铤在评论四种高妙时说:“自然高妙,词家最重,所谓本色当行也”①。今人郭绍虞先生说:“白石论诗,标举四种高妙,而以自然高妙为极诣”②。《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指出:“四种高妙中以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的…     

王禹偁同毕士安相识时间及淳化四年的任职

北宋政治改革派的先驱、著名诗人王禹偁同在宋真宗时曾礖卧紫嗟谋鲜堪蚕嗍兜氖奔?自宋代起,记述就很混乱。如生活于北宋末、南宋初的江少虞所编的《皇宋事实类苑》卷三四谓:“王黄州(禹偁)始居济阳,父本磨家。时毕文简公士安为州从事,元之七岁,一日代其父输面至公宇,立庭下,应对不慑。文简方命诸子属句:‘鹦鹉能言宁比凤?’文简曰:‘童子口舌喧呶,顾能对此乎?’意恶犯分而讥之。元之抗首应声曰:“蜘蛛虽巧不如蚕”。复涵讽意报文简。文简叹曰:‘子精神满腹,将且名世矣’。其后(禹     

两汉经学与今文章句

汉代章句之学,关乎古今学术升降轨辙,至为重要。虽在涉及汉代学术的论著中多必提及,但至今未见有予详论者。故特甄集材料,条叙流别,总括原委,以为研究两汉经学史之一助。 1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口说·袁稿》中尝谓:“汉儒经术约有二派:一微言大义之学,一章句之学……盖是时二派已分道扬镳矣。”按康氏试图分汉代经术为微言大义之学及章句之学两派,似不审。汉代经学基本可分为今、古文两派,两派治学方法各有特点。故欲究汉代经学流派,不能不以今、古之分为基点,进而辨明两派各自的治学宗旨。此乃研究汉代经学流派的不二法门。康氏之言恰有昧于此。昔     

《晚清:小说理论近代化的历程》卷端赘言

“小说”一词,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最早见于《庄子》。其《外物》篇云:饰小说以于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的“小说”,和现在所说的小说,并不完全一样。这里的“小说”,指的是无关宏旨的琐屑言谈。和《庄子》一书大致同时的先秦典籍中,有一些说法,虽未迳言“小说”一词,而其所指实际上也是这里的“小说”。《论语·子张》所载往往被当作孔子所说而实为子张所说的一段话,即为一例: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历来的研究者认为,子张所谓“虽小道……”云云,指的就是医十农圃一类琐言屑语,和《庄子·外物》所谓“小说”同类。不过先秦典籍所说“小说”,虽不同于现在所说的小说,却包括有诸如神话传说、寓言故     

关于金上京城的周长

关于金上京城的周长,《金史》阙记。《大金国志》记载:“皇统六年三月,以上京府旧大内太狭,才如郡治,遂役五路工匠撤而新之。规模虽仿汴京,然十之二三而已。”鸟居龙藏认为:“所谓金上京仅汴京十之二三者,盖以汴京新城周围之五十里百六十五步相比较,今若以金上京新城之南城或北城单独比较,则未免过小,必以两城相合以观其周围之城壁始可,此两城共为十六里余,恰当汴京十之二三”。鸟居氏所记当是营造里,如折合为现在的市里,当为18.4里余,这个推测数字较金上京城的实际周长要小得多。鸟居氏在《满蒙的探查》一书中,又称:“合南、北二城,其周围为二里二十六町余。”鸟居这里所记的是日里,日制一里为三十六町,一町为一百零九米,则上京城的周长为10,682米,即21,364     

《樊川外集》诗辨伪

北宋熙宁六年(1073)杜陵田概编就《樊川别集》,序云:“集贤校理裴延翰编次杜牧之文,号《樊川文集》二十卷,中有古律诗二百四十九首。且言杜牧始少得恙。尽搜文章阅千百纸,掷焚之,才属留者十二三。疑其散落于世者多矣。旧传集外诗者又九十五首,家家有之。”所言“集外诗”,即《樊川外集》。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始著录,据田氏序     

鏡泊湖名称考

镜泊湖,古时称湄沱湖,汉书地理志曰:湄沱河。唐书称镜泊湖上湖三泡所产鲫鱼,谓之“湄沱湖之鲫”;《警世通言》中云,渤海国王番书中向唐朝入贡之珍品,称之“湄沱河之鲫”。《皇朝藩属与地理书》中记载,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六五二年)称镜泊湖为“阿卜湖”,又称“阿卜蕯湖”后又称为“呼尔海金”。唐玄宗开元元年(公元七一三年)始称“忽汗海”。《东北山川纪略》中载:“唐人称谓渤海王城临忽汗海,即此处也。”《东北三省与地图说》中称:“明志始呼镜泊湖。”满     

佛陀的无我说

“无我说”是原始佛教的根本教义之一。《大智度论》卷32称:“佛说三法印。所谓一切有为法无常印,一切法无我印,涅槃寂灭印”。《三藏法数》引《法华玄义》称:“诸小乘经,若有无常、无我、涅槃三印,印定其说,即是佛说。若无此三法印印之,即是魔说。”也有“四法印”说,即《增一阿含经》卷18中所谓的“四法本末”:“一切诸行无常”,“一切诸行苦”,“一切诸行无我”,“涅槃     

陈亮事功之学的基本特点

陈亮,字同甫,号龙川,浙江永康人。他是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陈亮的事功之学,以“知学孔子”、明“六经之大旨”为治学的脉络,并由此形成了它的基本特点。本文想就这个问题作些粗浅的分析。力排汉学宋学,主张经世致用研究儒家经典,历史上有所谓“汉学”和“宋学”这两种脱离实际的学派。汉学热衷于文字考据,繁琐而不着边际,陈亮向来不赞成。他在《经书发题》、《传注》、《类次文中     

朱子与退溪、栗谷的道心人心说之比较

道心、人心之辩,乃朱子学之精髓。朱熹认为,道心人心之说是圣人尧舜相传之“道”。“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尧舜禹相传之密旨也。”这十六字密旨,出自《尚书·大禹谟》,理学家以此为“正眼法藏”,也受到朝鲜朱子学双壁退溪和栗谷的关注和重视。朱熹所谓的“心”,是一个主体性的范畴。从性质上说,既是认识器官的物质之心,又是“存心养性”之心;从功能而言,既能“心统性情,”又能“心兼体用”。前者朱熹又分为“一块血肉之心”与“潜天潜地之心”,以及道心与人心之别,后者则有“未发已发”和“心体情用”之异。《朱子语类》记载: “问:先生尝言,心不是这一块,某窃谓满体皆心也,此特其枢纽耳。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宁也。凡五脏皆然,心岂无运用”。一块血肉之心,是乃神明升降之舍,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器官、感官;心又并非只是血肉,具有“潜天潜地”的内涵,“所谓心者,是把个潜天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