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西游记》最终定稿者之谜的一个同时期署名破译参照系——《越绝书》以隐语署名和明代杨慎破译其作者的经验教训

《越绝书》是一部江浙地方史书,著者不清。明代著名学者杨慎用译解其中隐语的方式破译其作者,有成功之处,也有缺陷。包括对文本内证的破译没有外证支持,在推导逻辑上也存较大不周全。笔者回顾它,一方面证明笔者用译解其中隐语的方式对《西游记》最终定稿人阎希言师徒的确定,也是史有前例,并非“一个痴人说梦”;另一方面则说明,“阎说”吸取了杨慎破译《越绝书》作者时的教训,不存在内外证不平衡和逻辑不顺等缺点。     

谈谈广东的地方志

地方志,简称方志,是记载某一地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况的文献。我国的地方志,自现存最古的东汉《越绝书》开始,至今将二千年。据统计,仅现存的古地方志就达八千五百多种,占全国现存古籍的十分之一以上。这些地方志,遍及全国各省。广东地处祖国南疆,经济文化发展较晚,但地方志的历史相当悠久。最早有关广东的记载是在战国时代。自后历代,除正史和大一统志有记载以外,还有《南裔志》、《交广春秋》、《吴越春秋》、《十三州记》、《琼海方舆》等,但可惜这些都已佚传。现存最早     

《诗》《书》《易》的人与自然和谐思想解读

和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它的传承不可能脱离人类文明自身的发展轨迹,考察我国传统和谐思想的历史渊源就不得不提到儒家思想。有鉴于此,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文献资料为主,选择能够着重体现传统儒家思想精华的《诗》、《书》、《易》作为分析问题的主要文献材料,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考察的切入点,从整体上对《诗》、《书》、《易》所包含的和谐思想进行考察和分析,并对《诗》、《书》、《易》所蕴含的和谐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启示,以期作出全面的探讨。     

《诚斋杂志》的作者究竟是谁?

《诚斋杂志》(署元林坤撰)、《瑯嬛记》(署元伊世珍撰)是两部著名的文言小说杂抄(见《四库提要》等),其中含有较多的研究资料.但所谓林坤、伊世珍实为作者化名.因而长期以来便引起人们的怀疑,众说纷坛,莫衷一是.所以,要想研究此二书.必须首先理清其时代及作者.此条先说《诚斋杂志》的作者究竟是谁?明代大学者杨慎曾发现古人著书有一种“书末隐语藏名法”.如《越绝书》、《周易参同契》等书均是如此.《诚斋杂志》书未有隐语云:“地出桐梓,伪失其众.邪去立言,灌手获诵.于古有文.乍得斯人.慈心勿用,笔冠日轮.”据笔者初步猜测,此隐语的谜底,大致是“浙人周达观故作兹书”.这里的关键     

西施并非随范蠡而终

<正> 西施的名字,可以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是,历史上的西施与传统的恋爱故事并不相干,她的一生充满了悲苦和不幸,最后,以被处死刑结束了宝贵的青春,并非跟随范蠡驾轻舟泛五湖而去。可叹的是人们颠倒了这一史实。试看新版《辞海》(第1832页)的释文: [西施]一作先施。春秋末年越国苧罗(今浙江诸暨南)人。由越王勾践献给吴王夫差,成为夫差最宠爱的妃子。传说吴亡后,与范蠡偕入五湖。见《吴越春秋》、《越绝书》等。明梁辰鱼据此故事编为传奇《浣纱记》。看来《辞海》似乎有所依据,其实纯是传说。查今本《吴越春秋》、《越绝书》也没有西施去从的记载,此两书的逸文中有所记载,但却是绝然相反的,而且都不是最早的记载。     

游民与越文化:《阿Q正传》的启示

越文化在社会风俗出现高度流民化后会呈现如何溃败的情形,《阿Q正传》提供了绝好的文本。深谙越地优秀文史典籍传统的鲁迅选择沉潜至文化资源极度匮乏的游民的精神世界,在越地风俗既狂热又麻木的精神底色里实施他的国民性批判,这其中的隐微着实耐人寻味。     

略论唐传奇《红线》中的中国文化精神

作为晚唐袁郊小说集《甘泽谣》中佳作之一的《红线》,属于古代短篇武侠小说的一种,其简略的文字描写背后所凸显出来的却是多重的中国文化精神。唐传奇《红线》中所蕴含的中国文化精神,更多的是儒家之忧患与力行意识、道家之因性与超越意识、佛教之自立精神与慈悲情怀等几个方面。     

安徽方志概述

地方志是我国古代典籍中一宗刊刻数量相当大的专类图书。它以一定的行政区划为范围,进行分门别类的综合记载。被人们誉为“史料的宝库”。我国地方志的编纂历史十分悠久,从东汉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袁康、吴平的《越绝书》算起,至今已有一千九百多年了。安徽地方志的编纂可以推溯到东汉朱玚的《九江寿春记》,该书今已亡伕不存。清代王谟有个辑本,收在《汉唐地理书抄》里,还可略见其梗概。据近人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一书所载,宋元以前的安徽通志有四种(三种有辑本,均见《汉唐地理书抄》),     

重视地方志的编写工作

地方志也叫地方史,是一个地方历史与现状、社会与自然的真实记录。早在两千八百年前的周朝,我国就有“四方之志”的编写(见《周礼·春官》)。到了战国,《越绝》、《禹贡》、《山海经》等地方、区域志相继问世。如《越绝》记载了越国地方的历史沿革、山川、人物、物产和掌故。《禹贡》主要记述了黄河流域的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赋、交通。     

拓展研究视野 创建文化新域——读冯桂雄、吴刚《冼夫人家族与隋唐阳江》

对《冼夫人家族与隋唐阳江》一书作了深入的研读和评述。认为该书拓展了研究视野，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把冼夫人文化引向了深入。其中，最突出的是把冼夫人家族作为研究的对象，而且，将冼夫人家族与隋唐阳江结合起来，这样，历史人物和地方历史文化相结合，互相碰撞，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高凉文化。书中详尽的史料和中肯的分析，对高凉、高州的历史沿革有清楚的交待，可以释却众多疑惑。对高凉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条件，如冼夫人的精神内核、物质基础、文化韵味等，都作了较为肯定的评价。     

《阿诗玛》叙事话语的变化对民间文化研究的反思

作者从云南彝族撒尼人的民间叙事诗《阿诗玛》整理改编的历史梳理出发,认为更多的学者只是从历史的角度切入民间文化的研究,这种研究态度形成了当今中国民间文化研究的两大取向一是普同性倾向,漠视民间文化现象的地方性特点;一是社会进化论的线性视野,在潜意识中将民间文化看作是现代化的对立面。作者认为应关注民间的、边缘的或者地方性叙事,既是对历史和当下文化的一种实证态度,也能使不同的文化形态获得各自的生存空间,共同构建多元文化。     

地域文化研究的开拓创新

《阴山文化史》是地域性文化史研究中一部值得关注的开拓创新学术著作。本书在学术界第一次以阴山这一特定地域的文化史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阴山文化"这一学术范畴并对其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论述,构建了阴山文化史研究的崭新体系。     

中华历史文化的一种个性表达——《大足历史文化丛书·总序》

大足是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地方。编纂《大足历史文化丛书》是记录历史、传承文化、繁荣文化的需要,是对大足历史文化内涵的进一步开掘。大足历史文化具有民族艺术代表性、文化品质包容性、文化创造广泛性、革命文化传统性。     

傣泰民族起源与傣泰民族文化圈的形成新探

中国古代不存在一个可成其为民族的越人族体,泰人也不是越人演变而来的,傣泰民族在汉代以前的历史的追溯已无意义。傣泰民族可追溯的源流在汉代云南滇中,并随后向南迁移到今天的云南南部及东南亚一带。由于傣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迁移与发展中保持了水稻种植、“勐-阪”制度与文化的复制模式,使傣泰民族的先民们能在长期的迁移过程中定居并壮大起来,从而在今天形成了一个傣泰民族居住的文化圈。傣泰民族文化圈是一个文化地理概念,基于共同的民族渊源关系,人们互相理解、宽容、合作、开展社会与经济的交流,共同促进民族与文化的发展,是当代理解傣泰民族文化的新思维。     

论苏联解体的文化原因及其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启示

苏联解体的深层次文化原因,对我国当代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苏联解体的文化原因包括：意识形态上僵化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文化专制主义腐蚀了社会发展的活力,对知识分子高压政策失去了政权的有力支撑。我国当前文化发展值得注意的问题包括：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下降,对民族传统历史文化认同度需要加强,文化体制改革缓慢。因此必须积极探寻建设文化强国的有效路径,既要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又要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中外优秀文化成果,还要通过制度改革为文化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东北亚文化与东北亚历史

东北亚的历史一般指中韩日三国的历史,在历史上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古老的中国因历史的大迁移,将中国先进文化移到了韩国和日本,并在那里生根发芽,而后形成相互交流的发展关系,在发展交流中,东北亚历史成为了和平、和合、和谐的发展主流.当今这个主流正在强劲的发展着.     

党史文化的当代价值及其建设路径

党史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坚持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信念和集体主义的核心价值原则,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大力弘扬党史文化,发挥资政育人功能,构建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新型文化形态,对加强意识形态整合,巩固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进一步强化社会主义政治认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党史文化科学发展。     

论浙江传统节庆活动与文化凝聚力的生成

文化凝聚力形成的根本前提是对文化的认同,文化认同的产生则需要文化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在浙江传统节庆活动中能够寻找到不少有益的文化凝聚力"因子",它蕴含的丰富的吴越文化的基因、符合文化心理的实质内容、多种多样的文化形式具有十足的文化向心力。但是传统文化失忆,有害文化、西方文化的多方侵扰和传统节庆活动本身具有的局限性,又限制了传统节庆活动文化凝聚力的发挥。我们只有发挥政府在繁荣传统节庆文化的主导作用的前提下,弘扬传统节庆活动的文化内核,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互动、中西文化交汇的关系,才能满足人们群众的文化需求,激发文化凝聚力。     

学习中国法律史的必读书--何勤华教授《中国法学史》一书评介

何勤华教授所著的<中国法学史>按照中国历史发展的顺序编排体例,全书架构恢宏而又严密细致.该书资料丰富,内容充实,有其独创性.此书是当代第一部系统的法学学术史著作,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文化史研究向何处去

“文化史”是研究者以文化的眼光来看待历史。至于什么是“文化的眼光”,这就要回到一般所谓“大文化”观念上去。“大文化”观念认为,“文化”就是“自然的人化”。在历史研究中,文化与文化史无疑是重要的,但它们的地位必须在历史的语境中,由人类实践活动的坐标系来确定。来自新文化史的启示,对于人们思考文化史基本理论与方法问题具有积极建构意义,但与此同时,文化史研究者也应警惕新文化史内在的隐忧,借助新文化史提出的问题思考文化史研究的走向:首先,新文化史并非文化史发展路径中必经的一站,二者学术旨趣相近,可以互相借鉴,但是不能相互替代;其次,文化史必须从它在后现代主义——新文化史那里所能找寻到的认同点中谨慎选择,在“再现”与“建构”、“想象”与“实践”之间找到平衡点,不至于矫枉过正;再次,文化史必须致力于碎化历史与总体史的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