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马”的辞赋观与汉代赋学思想的演进

汉代赋学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支配其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一是汉代的经学思想,一是辞赋的创作实践。司马迁引入汉儒《诗》学标准,首创辞赋“讽谏说”,开启了汉代赋学以政治实用性价值为标准的核心精神;班固则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充,提出“讽谕”与“颂美”并重的辞赋观,并且透过《诗》与赋之间的关系,对辞赋发展进行了史的勾勒和风格流派的划分,具有总汉代赋学之大成的意义。通过他们的辞赋观可以看出,汉代赋学思想的演进历程即表现为经学致用观和辞赋艺术精神由对立隔膜到渗透融会的过程。     

关于"赋"的名称

早在《毛诗序》的“六义”之说以前,荀子就有以赋名篇的作品问世。因此,荀子的赋其名称的命义不是取义于《诗经》的“六义”。从赋体的起源来说,“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赋者,古诗之流也”之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荀子以赋名篇,取义于“不歌而诵”的含义,以与诗三百的入乐歌唱相区别。由于汉初贾谊作骚体诗却以赋名篇,造成汉代以后辞赋的混淆。     

“卓絕汉代”的司馬相如的賦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年——前117年)是西汉最为杰出的辞赋家,他对汉赋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司马相如赋的成就和意义,历来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或以它寓有讽谏成分,因誉它为“古诗之流”(班固语);或以它“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音”,因嗤之为“雕虫篆刻”,声称是“壮夫不为”(杨雄语)。两者无非是各取它的一个表面,并按照儒家诗教的要求加以褒贬,谁也没有越过这个界限。一直到现在,大多数的文学史家,评论家,也还是用儒家诗教的观点评价司马相如的赋,称它为“宫廷文学”,认为司马相如是一个标准的“御用文人”。只有鲁迅一反上述的观点。他在《汉文学史纲要》中以反诗教的精神,指出司马相如的赋“不师故辙,自攄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给予很不相同的评价。     

西晋辞赋观简论

赋体文学滥觞于先秦,鼎盛于两汉,至魏晋南北朝仍是仪次于五言诗的重要的文学体裁。伴随着辞赋创作的发展,辞赋观也在演进,由汉代的辞赋观,到“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的《诠赋》,正体现着这一发展过程。探讨汉魏六朝各个时期辞赋观的实况是一项有意义的课题。本文拟就西晋人的辞赋观,举其要试作论述。     

论陶渊明的《闲情赋》

(一 )昭明太子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指出 :“白璧微瑕 ,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风一’者 ,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惜哉 ,亡是可也。”从这句话可以看出 ,他对陶渊明的《闲情赋》给予相当低的评价。他的评价来源于讽谏的概念。北宋的文学家苏东坡批评萧统的评价说 :“渊明《闲情赋》 ,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 ,与屈、宋所陈何异。而 (萧 )统乃讥之。此乃小儿作解事者。”他认为《闲情赋》有国风般的内容 ,和屈原、宋玉的辞赋一样有价值。从表面上来看 ,萧统和苏东坡的评价颇有距离。但 ,苏轼也未抛弃讽谏…     

"讽谏"论遮蔽下的汉赋存在

汉赋“讽谏”说影响深远,本文梳理了汉代“讽谏”说的产生及流变,并指出汉代不同于“讽谏”的弱势赋学观点存在。汉代除典型受推崇的大赋之外,还有风格多样的宫廷作家赋作及源于下层文人的民间赋,而汉赋内容、风格的这种丰富性往往被忽视。民间赋创作在东汉末年应该是繁盛的,并且对文人赋的创作有较大影响。     

王逸赋论的经学色彩

王逸的赋论是汉代赋论的一个重镇,成就主要表现在对屈原骚赋文本的论与评。受汉代赋学与经学互动的影响,王逸赋论充满经学色彩,这最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三个赋论命题上,即"依托五经以立义"依《诗》取兴"独依诗人之义"。王逸的这三个命题共同说明王逸是依《诗》说赋的,《诗》乃赋的范本,赋的意义之源,是衡裁赋文价值的尺度。王逸赋论所依托之《诗》是《诗经》经学,故其依《诗》论赋本质上是用经学来绳律骚赋文本。王逸论赋的经学角度导致他对屈原其人其文的读解基本上都是错误的,但对中国经学对审美的文艺现象的思与说,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汉代辞赋的理性精神

人类思维认知水平与文学创作有内在联系。汉代离古未远,汉代文学代表作品的辞赋,表现出明显的理性思考的轨迹。汉大赋中的理性思考既表现为对儒家政治、道德的追求,又表现为讽谏意识的增强、讽谏内容的增多。汉代抒情、说理赋对道家自然无为思想的理性思考,具体落实在个人行藏出处的人格建构上,体现出对自然本真人格的追求。儒、道的合一影响及汉代士人人格的形成。     

辞赋与谏书———杜牧《阿房宫赋》新论简

杜牧撰于晚唐世变之际的《阿房宫赋》,并非一篇单纯的咏史赋,而是作者深受史学与赋学谏诤文化传统濡染下,以赋、论合流为体,以借古讽今为用的当代讽谏书写,其中或许不乏新型谏书及其变创可能的实验意图。因此,藉由“辞赋与谏书”文化跨界的书写侧面,或许可为杜牧《阿房宫赋》在唐、宋赋学流变史的重要地位,提供另一则参考脚注。     

“源于诗”与“属于诗”——赋学批评的政治内涵和诗学维度之发覆

在中国古代赋学话语中,“源于诗”是一个经典的赋源表达,从班固的《两都赋序》一直持续到清代末年,历代赋论者无不如此。亘古不变的叙述凸显出赋的讽谏和颂美情怀,大多非关赋的起源的文体阐释,而更多焦虑的是赋的政治地位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诉求。魏晋以来的体性之辨,尤其是元明两代,赋论者多认定赋“属于诗”,瞩目于赋的“诗”性面相,开启了赋学批评由政治内涵向诗学话语的嬗转。除却唐宋以来的辨体批评这一重要的内在驱动力,元明两代的崇骚重情的时代氛围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汉志·诗赋略》分类论略

《汉志·诗赋略》分类义例等问题为后世论争焦点.返归历史语境考索《汉志》分类的基本义例,整体观照并辨析《诗赋略》涵盖的文体、归类方式及内部之种属关系,探讨《汉志》的流变,可以廓清《诗赋略》原本源于《诗》的荀赋、杂赋,肇端楚辞的屈赋、陆赋,乐府采录的歌诗三类编目之事实.     

从京都赋到田园诗--对诗赋文学创作传统的思考

中国古代文人创作源起楚汉辞赋,继兴魏晋五言诗歌,从而构成先唐以诗赋为中心的文学创作传统。在此长达数百年的诗赋文学创作形成时期,公元1世纪以班固为代表的赋家创制了“京都赋”文学系列、公元4世纪末以陶渊明为代表的诗人创制了“田园诗”文学系列,一被奉为赋体正宗,一被视作诗苑杰作,后世追摹仿效,奉为两座艺术高峰。而从京都赋到田园诗的变迁史迹看诗赋文学创作传统,又呈现出城市文学与乡村文学的差异,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物质背景和精神风貌,这启引我们对诗赋艺术价值作重新思考。     

《汉志·诗赋略》"扬雄赋"绎释

对扬雄赋的评价,在两汉之交经历了不小的变化.扬雄赋在扬雄生前及卒后的一段时间内并不为人所看重;元、成时期经学的兴盛、辞赋家地位的卑下、扬雄创作自身存在的问题等,是影响扬雄赋在当时评价的主要因素.<七略>品评优劣,将扬雄赋归入第二等,自有其理由.班固著<汉书>,始高度肯定扬雄的创作与理论.班固在<七略>著录的基础上,增补了扬雄的赋篇总数,同时还继承了扬雄的辞赋观,采用扬雄的见解来评论汉赋创作、续成<诗赋略>末尾的总括性评语.这不仅使扬雄赋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扬雄由此成为西汉赋坛上与司马相如齐名的大家,而且也使扬雄的赋论发扬光大,开始确立起独步西汉、沾溉后世的重要地位.     

赋体溯源与先秦赋述论(上)

论及先秦赋,有的将《楚辞》中包括《天问》《九歌》在内的全部作品皆划入其中。论及赋的源头,有的认为来自行人辞令,而大部分是据"赋者,古诗之流也"及"赋者,铺采文,体物写志"的概念空泛加以推论。本文认为应根据已定型的汉赋的几种体式,分别探讨其源头。实际上骚赋、文赋、诗体赋和俗赋在战国之末都已形成。屈原在西周末年以来诵诗的基础上,吸收楚民歌的特征创造了骚赋和诗体赋。作为赋的主体的文赋,过去学者们或以为出于诸子,或以为出于行人之官,实际上其文本来自议对和行人辞令,但由应用文字而转变为文学的一种形式,同瞍矇的赋诵活动有关。是瞍矇选择有意义的议对和辞令,整齐其语言,使之更便于赋诵,从而促成了赋这种文学体裁的产生。除文献记载之外,先秦时较早的赋体作品中常以师旷为主要人物,也说明这一点。俗赋的题材则取自寓言和传说故事,它的形成同以表演、说笑愉悦人主和贵族的俳优有关。战国时淳于髡所编《晏子春秋》中有不少近于俗赋的作品,有的甚至传至汉代以后,在唐代俗赋作品中也得到反映,便是证明。瞍矇和俳优是先秦时代的专业文艺工作者,他们对赋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赋体溯源与先秦赋述论(下)

论及先秦赋,有的将《楚辞》中包括《天问》《九歌》在内的全部作品皆划入其中。论及赋的源头,有的认为来自行人辞令,而大部分是据"赋者,古诗之流也"及"赋者,铺采文,体物写志"的概念空泛加以推论。本文认为应根据已定型的汉赋的几种体式,分别探讨其源头。实际上骚赋、文赋、诗体赋和俗赋在战国之末都已形成。屈原在西周末年以来诵诗的基础上,吸收楚民歌的特征创造了骚赋和诗体赋。作为赋的主体的文赋,过去学者们或以为出于诸子,或以为出于行人之官,实际上其文本来自议对和行人辞令,但由应用文字而转变为文学的一种形式,同瞍矇的赋诵活动有关。是瞍矇选择有意义的议对和辞令,整齐其语言,使之更便于赋诵,从而促成了赋这种文学体裁的产生。除文献记载之外,先秦时较早的赋体作品中常以师旷为主要人物,也说明这一点。俗赋的题材则取自寓言和传说故事,它的形成同以表演、说笑愉悦人主和贵族的俳优有关。战国时淳于髡所编《晏子春秋》中有不少近于俗赋的作品,有的甚至传至汉代以后,在唐代俗赋作品中也得到反映,便是证明。瞍矇和俳优是先秦时代的专业文艺工作者,他们对赋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从收支项目看秦汉二元财政的源流

汉代财政分为国家财政和帝室财政,由大司农和少府分掌,为大家所熟知。但对二元财政的来源却少有辨析,一般承袭郑玄关于大司农是太府继承的说法。实际上少府和太府在收支项目上都比较接近,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而大司农则是由负责主持策命诸侯及保管爵禄文书的内史演变而来。在国家职能转轨过程中,内史发展成为管理国家财政及畿内地区事务的机构,最后进一步分离出专门管理国家财政的治粟内史。二元财政体制的设计来源于收支对应的原始财政平衡思想。     

复社成员学术活动中的合作与纷争

复社存续期间,通过联合编书的方式选编了《明经世文编》和大量时文选本。这种以分工合作为主要特点的学术活动表现出鲜明的群体性特点,缩短了书籍编选的周期,提高了张溥等复社领袖的学术地位,扩大了复社的学术影响。然而,复社成员学术活动中的合作以文化发展中的地域差异为基础,不可避免地带来争夺话语权的矛盾,不会形成统一的学风和治学特色。     

《吊屈原赋》先唐注释研究

贾谊《吊屈原赋》是汉赋名篇,历代注释甚多。早在汉魏六朝时期,就有胡广、服虔、应劭、郑氏、李奇、邓展、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韦昭、晋灼、臣瓒、徐广等14名注释家为其作注,这些注释文字主要保存在《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和《文选》李善注的征引中。早期注释或注音,或释词,或解句,或校勘,促进了《吊屈原赋》的解读和传播。     

诗学渊源对梅尧臣诗歌艺术个性的影响

在梅尧臣诗歌艺术个性为老健古硬而非平淡的论述前提下,分析研究了梅诗能突破唐音、独立宋调,从诗学渊源上讲,在于他选择师法的对象与前人不同,更在于他对每个对象的取舍吸收之处、取舍吸收的时间与数量也与他人不同。重点论述了梅尧臣对韩愈、杜甫的特别师法,提及了对陶渊明、韦应物、阮籍、贾岛、孟郊和《诗经》的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