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向高与东林党

“东林党魁”叶向高之说尚有商榷之必要。万历年间,叶向高在国本之争上确与东林党人保持了一致。但这也是当时大多数官僚士子的意见,不能以此而确定时向高是东林党人,尚需考察两者在其他政务上观点之异同。事实上,入阁前之叶氏与东林党人的政治观点尚多一致,但人周后,随着政治地位的变化,其与东林党人的分歧日趋明显。尤其天启年间,就宦官专权与辽东军事问题,叶向高却极力斡旋于包括东林党在内的各种政治势力之间,成为中庸调和派的代表。虽然在某些问题上他同情东林党人,但就实质而言,他并非一位东林党人,更不是“东林党魁”了。     

唐代宦官来源研究

唐代以前,宦官的主要来源为对特定对象实施宫刑。宫刑废除以后,对特定对象实施宫刑不再成为宦官的主要来源,因此,唐代宦官的来源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从唐初到唐末,进献一直是宦官的重要来源。伴随着宦官权势的兴盛,宦官养子充任宦官亦成为唐代宦官的重要来源,到唐代中后期,宦官养子甚至成为唐代宦官的主要来源方式。除进献、宦官养子等来源方式外,部分中下级文武官员之子充任宦官也是唐代宦官的一种来源。     

“正史”宦者列传的宦官意识略论

司马迁所创立的《佞幸列传》含佞臣、外戚、宦官三者,后代正史在此基础上有合有分,但总的体例类分原则仍循迁制。史臣多从儒家伦理和以史为鉴的理念评定宦官的所作所为,总的倾向是负面的,但也受宦者本身的历史形象和史家所处情势而有所演变,并非一概贬抑。     

清朝未出现宦官乱政现象原因探究

宦官乱政是中国封建时代独具特色的政治现象,明末宦官乱政则是中国封建时代之最典型者,故明清之际的史学家一般都把明朝灭亡归因于宦官乱政。然而,基本延续明朝制度的清朝在其存续的268年间却没有出现宦官乱政的局面,其中的缘由值得思考。清朝之所以未像明朝一样出现宦官擅权的局面,主要是由于清朝最高统治者吸取明朝覆亡的历史教训后对宦官实行了压制政策,皇权政治的依靠对象发生了转变;同时,清朝皇帝的个人素质相对较高也是重要因素。     

中晚唐监察体制与宦官专权

唐代监察体制已日趋成熟和完备 ,形成了一张密布全国的监控百官之网。但安史之乱后监察权力就逐渐被宦官所侵夺、削弱 ,监察官丧失独立奏弹的权力 ,监察体制遭到严重破坏 ,致使中晚唐呈现出宦官专权的危局 ;而宦官专权又加速了监察体制的破坏     

论《樵史通俗演义》对明代党争的评判

晚明时期,朝廷内部日益激烈的党争,成为晚明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中心主题.党争是明朝衰败直至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成书于清顺治年间的《樵史通俗演义》,是以记叙晚明历史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党争是其有意识反映的重要主题.《樵史通俗演义》描述明代党争过程全面而详细,评价党争的态度相对客观而公正.尽管该书在史实叙述中存在着一些偏颇和失实之处,但在反映晚明党争方面堪称是一部全景式的集大成之作.     

唐代后期宦官与皇位继承权之争

唐代后期宦官对皇位继承权的争夺非常激烈。考察玄宗到唐末哀帝的皇位继承形式 ,可以总结出唐末皇位继承之争的特点 :垄断性 ,分阶段性 ,斗争的复杂性。垄断性是由于宦官任枢密、典禁军、掌监军所致 ;分阶段性是由于宦官典掌禁军、出任监军、养子制度在德宗时的制度化使得宦官对唐末皇位继承权的控制在德宗前后有所不同 ;斗争的复杂性是由于宦官在宫中的特殊地位所致     

论明代宦官专权的文化程度因素

本文从文化程度的因素对明代宦官专权进行分析,指出明代宦官的文化程度高对宦官专权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是明代宦官专权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科举制度使官员的思想受到禁锢,死板化,而宦官通过一些途径知识化,思想灵活,且奸诈,使宦官与内阁争权时,有了知识储备,可以相抗衡,甚至压过内阁。     

明代宦官专权原因初探

宦官是中国古代社会极为特殊的一类人群,由宦官发展而来的宦祸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道奇景。历代皆有权宦,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曾言汉、唐、明三朝是宦祸最剧烈的时代,而明朝的宦祸又大于汉、唐。宦官得以构乱,没有权力必不可为。明代宦官缘何获得如此大的权力?这不是一个单一导向性的问题,需从明代政治生态、宦官自身特质等方面来寻找原因。     

试析唐代反宦官斗争的艰巨性——与东汉时期对比分析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最严重的朝代,也是反宦官斗争遭遇挫折最大的时代。与东汉相比,唐代的皇权、相权、官僚集团的凝聚力、外戚力量和学生力量都相对小了很多。唐代中后期严峻的政治形势使皇帝对宦官更加依赖。在宦官专权的形势下,官僚集团、外戚和士子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对宦官也是依赖性大于反抗性。与东汉相比,唐代的宦官掌握政权和军权也更加制度化。这些都导致了唐代中后期反宦官斗争的艰巨性。     

明代宦官监军制度述略

军事关系国家以至民族的生死存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仅就明朝宦官监军制度的原因、表现、影响等方面进行论述，结论是：明朝宦官监军的制度是失败的，它导致了军队战斗力下降及国防败坏，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叶澄衷慈善活动述略

叶澄衷是清末上海实业界颇具影响的重要人物。他在各地经商,积有余资后,广泛参与创办沪甬等地的慈善公益活动,将其商业上的成功转化为具有社会意义的实体。叶澄衷慷慨行善,热心公益,使其赢得生前声望和身后哀荣,也给后人留下了最丰厚的精神财富。     

明代潮州文学述略

宋代以降,儒家主流思想文化重心逐渐南移,政治、经济之轴心也逐渐南移。地处岭东的潮州,正是凭借着中原儒家思想文化南移之风,直接接受封建文明的浸染,使自身的封建文明进程发展至繁荣之巅峰。历经元末明初的社会动荡之后,明代潮州的经济文化终于迎来了难得之发展机遇。外来移民之入潮,带动了潮州本地农业之发展,促进了工商业经济的繁荣,国家政权控制之加强,推进了官师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学校教育和科举之进步,催生了士大夫阶层的形成与逐步壮大;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长期的互相渗透与融合,宗教信仰的多元,共同推进了潮州地域文化之发展与定型。明代之潮州文学,正是在这种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滋润土壤中得到孵化与茁长,从而得以长足发展。     

明洪武、永乐年间治藏政策述略

明洪武和永乐年间分别通过建立都司、卫所这种军政合一地方行政机构和册封法王等宗教首领来行使对西藏地方的行政管理职能,维持中央王朝的统辖。     

明代辽东都司与山东行省关系论析

历史上,由于特殊的地缘因素,辽东与山东一直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明代更是如此,以致于某些著述得出山东与辽东本为一省的结论。通过对辽东与山东之间的经济联系和行政结构的分析,可得出明代辽东和山东之间根本没有行政隶属关系,辽东都司是个独立的行政实体的结论。     

明末徽州大狱与党争

明末天启年间,魏忠贤、客氏为首的阉党集团为了搜刮民财,打压社会清流,制造了不少冤狱,仅与徽州人士有关的就有"黄山大狱""汪文言封疆通贿之狱""吴怀贤圈点杨涟疏之狱"。这三件冤案,虽形式不同,但都涉及东林人士,本质上属于阉党集团与东林党之间的政治斗争。     

明代小说道教因素述略

明代小说包含着许多道教因素。神魔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与道教息息相关,长篇历史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具有浓郁的道教色彩,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话本体小说更是"道化题材"。明代小说中道教影响的意象痕迹和渗透随处可见。道教作为一种本土宗教,原本就与中国百姓的世俗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作为道教信仰、道教情感艺术表达的一种形式———"道化题材"小说,就更是植根于世俗生活的泥土之中。     

明代言官与阁臣关系述论

明代言官与阁臣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和谐到恶化的过程.明前期,言官与阁臣素质较高,双方立公为国,和衷共济.嘉靖时期是二者关系的转折点,言官群体在与阁臣的对抗中,其制衡作用得到充分发挥.隆庆以后,门户日重,言官趋附阁臣,成为权力角逐的先锋.张居正去世后,言路势张,压制阁臣,言路与执政相水火,争斗不已,迄于明亡,晚明时期言官的制衡作用已走向反面.言官和阁臣都是明代皇权强化的产物,二者关系的演变,反映了明代政治逐步浊化的过程,揭示了专制体制下士大夫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叶适与南宋反理学思潮

叶适的学术思想经历了由推崇理学到反对理学的重大转变,其晚年对理学的批判系统而深刻。他否定了理学的儒学正统地位,揭示了理学的本质,指出了理学的虚妄,批判了理学的极端化倾向,驳斥了理学的经义,又以完整的事功学说与理学抗衡。经过叶适的发展,南宋反理学思潮不仅在理论上走向成熟,而且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广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