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之源——论古希腊罗马时期自然法思想的历史演进

自然法发源于古希腊。古希腊的哲学家通过对世界本原的哲学思考,发现万物遵循普遍的规律,由此提出了自然法的概念,并发现了自然法与人定法的对立与统一,说明了人定法是由自然法所派生。希腊化时期,斯多葛派进一步发展了自然法思想,并确立了它的普遍有效性;最后经过罗马时期西塞罗和罗马法学家的阐述,使其转化成了实在的法律原则。其中所包含的基本观点对后世人权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超越中西的自然法之镜——自然法思想新论

本文把人类对理想法、应然法的追求看作是自然法之源,因而认为西方自然法和东方自然法均为这个源头的两大支流,而不独西方才有自然法。基于以上认识,提出对西方自然法学流派的新划分——国权主义自然法与民权主义自然法,并分别对各自代表人物的自然法思想进行了概述。而对中国自然法思想划分为墨家、道家和儒家自然法三个流派并分别作了论述。最后比较了中西自然法思想之差异,论述了中西自然法思想分别对后世的影响。     

新自然法学与人权理论

本文阐述了自然法复兴的根本原因,探讨了"法的自然法"、"多元文化主义的自然法"和"新仁学"等现代自然法形态与人权理论的关系.作者认为,在新自然法学的框架内,西方和东方的人权概念和范畴并不存在对立和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正是新自然法学对现代人权理论的最大贡献.     

试论自然法思想在罗马法发展中的作用

罗马法之所以能跨越时空的限制,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是与其中所蕴涵的自然法思想密不可分的。正是在自然法思想的指引下,罗马法才得以克服其自身的种种限制,步入良好而快速的发展轨道,并逐渐臻于完善。     

论自然法对民法的影响

在人类法哲学的发展史上,自然法历经了古代自然法、古典自然法以及现代自然法的复兴等几个历史阶段.自然法的每次变迁,都深刻影响着人类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其中,它对于民法的影响尤为重要.自然法中的正义观、平等观、自由观、伦理观等在其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时民法的理念、民法的原则、民法的制度设计及其演变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这种影响仍然在继续.     

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视阈下的中国人权保障

立足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的视角,从四个方面对中国人权保障特色进行了理论解构,从主体、权利内容、经济基础、民主法治保障四个方面对该特色的实践发展做了总结。     

依法治国与人权保障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如何加强人权保障进行了全面部署。依法治国是人权得以实现和落实的重要保障。人权保障是依法治国推进程度的价值衡量标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方面整体推进,全面贯彻四中全会提出的人权保障的要求,促进法治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依法治国视野下人权保障的重心在于落实和加强人权的司法保障。要着力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人权保障方面的突出问题,严防冤假错案,充分发挥好司法机关在人权司法保障中的作用。     

古罗马时期自然法思想的历史演变分析

古罗马时期自然法思想的历史演变可以划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早期的自然法思想发展,基本上是处于对古希腊时期(包括希腊化时期)所确立的自然法传统的认识与了解这一阶段;中期通过西塞罗的努力,自然法的古典形态——自然主义自然法发展到了其顶峰,并深刻地影响古罗马的政治、法律思想及其实践;而在晚期,自然法的自然主义色彩不断淡化,为后来中世纪自然法的神学转向奠定了基础。     

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权保障

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胜利后,人权的保障逐渐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随着《世界人权宣言》等一系列国际人权公约的制定和实施、新自由主义的盛行以及全球化的冲击,人权的国际保护成为可能.由于人性的弱点、文化的多元性和差异性、霸权主义和集权主义的长期存在,我们在承认人权普遍性的同时,必须充分认识人权的特殊性.在自然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的三者关系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权得以实现的一条法律路径,即自然权利通过法律的保障转化为人实际享有的权利.当然,权利的实现还有其他的路径,如道德、政策和宗教等,但法律的保障无疑是社会生活中人权得以实现的最重要的路径.只有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全球公共交往参与者的协商、交涉,通过寻求“世界法”和国内法的相互承认,才能使人权的国际保护成为现实.     

民间规范与人权保障

民间规范与法治建设中的人权保障有着必要的关联。不论是法定的还是理念与理论设计的人权,都可能因脱离主体交往行为的实际而在实践中受到牵制,一国法制建设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回应国民在交往行为中的人权要求。民间规范自身在一定程度上表达着不同人群的权利要求,在一定意义上,国家法不应是民间法合法与否的标准和判据,而民间法才应是国家法合法与否的标准与判据。借助司法可以把民间规范中的人权内容及其保障方式吸纳到国家体制中,其优势在于,在小传统的内容转换为大传统的认可时,司法的具体性、中立性、判断性和被动性、独立性和权威性、程序性和最终性等特征,在整体上发挥着可能优势。     

人权法的失衡与平衡(英文)

在公共治理场域中生成和行动的人权法,应当是能够促成和谐人权保障关系的平衡法,它在机制上表现为人权保障目标与制度安排的匹配性,在内容上反映为公民权利设定的合乎理性,在形式上表现为人权法规范体系的协调一致,在行动上体现为人权保障过程基于商谈形成共识,在结果上表现为人权保障绩效的最大化。由于不同人权之间往往存在着张力,加上人权保障具有跨部门法性,再加上国际人权法依赖于国内法转化或衔接等原因,因此人权法容易失衡,制约着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目标的全面实现。要解决人权法失衡问题,应当选择开放性的公私商谈模式、遵循理性的衡量标准对人权入法进行审慎权衡。     

Human Rights Abuse in Aspects of Child Protection Practice?

This article examines some aspects of child protection practice in various Australian states. It does so from a parent's perspective through the framework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1948) and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1990). Australia was a signatory to both the Declaration and Convention at their point of inception. Of particular interest are articles 5 and 12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and articles 5 and 9(3) of the Convention. The tentativ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states cited in this article are from time to time in breach of these articles. The potential Australian Charter of Rights offers a way forward as a guide to development of legislation and service systems that will ensure the rights of children and parents while maintaining child wellbeing as a top priority.     

自然法的古今之变:《自然社会》的思想史评析

从自然法到自然权利的范式突变是西方社会思想史和政治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政治社会乃是自然社会,即符合人的自然性（人性）的社会,这一由亚里士多德首先系统阐述并主导着西方古代和中世纪政治思想的主流学说,到早期现代受到全面颠覆。政治社会被理解为人为脱离自然状态而通过社会契约建构而成的人造物。李猛的《自然社会》一书是对上述问题的系统讨论。该书不乏有创造性综合的见解。但本文侧重于指出其中的几点不足,包括未能发现古罗马人的自由概念与主体权利概念之间的相似之处,以及未能发现平等而不是权利对现代观念的构成性影响等等。笔者以为造成这些缺陷原因在于李猛放弃了他擅长的社会理论方法,而纯粹从观念史的角度来思考伦理和政治问题。     

论人权国际法保护的逻辑基础——以米尔恩“低限人权说”展开

米尔恩的人权哲学认为,人权并不是西方竭力宣扬的理想标准概念,而是最低限度道德标准所要求尊重的一些基本权利。虽然人类生活具有多样性,但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是共有的,因此是普遍意义上的人权。米尔恩＂低限人权说＂的积极意义在于,其有效协调了＂主权优于人权＂和＂人权优于主权＂的争论,为不同文明圈关于人权国际保护的对话提供理论平台。唯有各国完善人权保障法律体系,尤其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才能承载人权国际保护重任。     

当前中国领事保护机制的发展及人权推动因素

当前中国在领事保护上确立了宣传、预警、协调应急、社会配合和业务负责六大机制,推动和完善了中国领事保护机制,使其与国际更为接轨。     

论人权的道德基础

人类社会的道德原则是由普遍道德与特殊道德结合而成。试图阐述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的人权亦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在人权理论与实践中 ,应当重视道德所起的作用 ,即道德具有逻辑的优先性 ,人权在本质上是道德权利而非法定权利。人权的差异性是由人权的道德基础决定的。     

论孟德斯鸠自然法观的内部张力

孟德斯鸠的自然法观横跨了古代与近现代自然法学的立场,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先验理性正义,又包括近代勃兴的自然主义正义。两种论证进路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而孟德斯鸠试图在其中保持一种张力,一方面是因为其对价值论证之吊诡的无奈,另一方面则是基于他对人之复杂本性的深刻洞察。     

生命与伦理:齐美尔生命哲学基础上的个体法则

以其早年对货币经济下的个体处境及两种个体主义的思考为背景，晚年的齐美尔在生命哲学的基础上集中阐述了有关伦理准则的个体法则。西方的主导伦理思想视伦理为普遍法则对个体行动的约束，普遍法则的合法性建立在一种二元对立的、机械的、理性的、目的论的视角之上。个体法则却以作为应该的个体生命为源泉，打破了以康德为代表的西方伦理思想中的各种视角局限，同时回应了齐美尔早年有关货币经济、文化悲剧和个体主义的思考，提供了一种与功利主义、利己主义等不同的个体主义话语。     

论弱势群体人权保护的宪法价值

弱势群体最重要的法学特征是其基本权利得不到实现,尤其是生存权、劳动权和平等权。宪法对弱势群体基本人权的特殊关爱和保护是宪法核心价值和终极目标的应有之义,体现了宪法公平、平等、正义的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