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和语言的启示——衡山南岳350个村子高密度的地理语言学研究

地理语言学从空间上描写和解释语言的分布和发展,研究前景广阔.通过对350个村子进行高密度地毯式调查,笔者提出了不少理论问题,例如县城做汉语方言代表地点的局限性,分区和分类、共性和个性、任意性和理据性等辩证关系.     

衡山文化遗产的特点与价值

南岳衡山自古以来就有“文明奥区”之称,这是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分不开的。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南岳衡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从宗教角度来看,从南岳衡山走出去的南派禅宗则是中国佛教的典型代表;从中国古代书院的角度来看,南岳的书院不仅在中国是首屈一指,更重要的是肇始了湖湘文化;从建筑艺术的角度来看,南岳古庙则是江南古代建筑的杰出典范;从碑刻的历史价值与摩崖石刻艺术的角度来看,南岳的禹碑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的“贝希斯敦铭文”。     

南岳衡山体育旅游之可行性分析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和调查法,运用统计学原理,对南岳衡山体育旅游的前景进行分析,提出南岳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要以产业市场发展为导向,以资源为依据,并完善体育+旅游模式,建立新的开发模式,充分挖掘体育与旅游两大产业优势,全方位,多角度实施对南岳衡山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     

南岳衡山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的测算与调控

南岳衡山为五岳名山,秀美的自然生态景观与博大精深的人文资源交相辉映,是全国知名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本文结合南岳实际并参考相关标准,通过分析与定量力求接近其旅游环境容量的真实值,率先对南岳生态旅游环境容量进行测算,并将其生态旅游环境日容量定义为境内水资源日环境容量,同时从游客流量、线路统筹及环境再生的调控角度出发提出南岳生态旅游环境容量调控对策。     

南岳衡山的徐霞客旅游品牌建设探索——纪念徐霞客旅行考察衡山375周年

为彰显徐霞客精神,南岳衡山应以＂中国旅游日＂设定为契机,对南岳衡山的＂徐霞客旅游品牌＂开发建设进行研究。为不断提升和发展南岳衡山旅游品牌,还必须加强对徐霞客及其《游衡山日记》的研究,而且应进行政府主导和实施＂五个一＂工程。     

再论人性的渊源——兼与沧南先生商榷

人和动物有共同的属性,但人的生存和动物的生存不一样,人类有"希望",动物没有"希望"。劳动是生存的手段,人的根本属性应根据劳动的目的来定义。关于生存、尊严、名誉、亲情、合群、自由、发展的人性分析与唯物史观内在一致。人性是习得的,并且是变化的。     

论李秀成的投降——兼与钟文典等同志商榷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杰出的领袖之一,他从圣兵到统帅,出生入死,身经百战,为太平天国革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但是,李秀成也犯下了不可原谅的奇耻大错,曾经向敌人投降。因此,史学界对他的评价历来就有争论,争论的焦点,当然不是他的功绩,而是他的投降问题。史学界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投降,一种称之为乞降。看来乞降比投降的罪错要来得轻些,因为乞降好象还没有“降”,而投降则是已经降了。但不管怎样,问题的实质还是一个降字。从李秀成在自述中的表现来看,应该是属于投降,说是乞降的人,可能是对李秀成有所偏爱。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我们不应为勇者讳。     

地级市地位论--兼与撤地强县论商榷

本文阐述了地级市作为一级行政机构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提出了地级市是中国最重要的区域经济单元的观点.通过完善地区级城市的功能,在自身得到发展的同时,将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通过弱化雀和县级政府,强化市、镇政府来逐步减少行政层级,以达到政府精简高效,为老百姓减轻负担之目的.为推动或加快地区级城市的经济发展,必须加强产业聚集力,建立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为城市居民和本地区的农村居民提供良好的服务.报告还提出了若干完善地区级城市功能的政策措施.     

关于陈宧若干问题的历史考实——兼与彭勃等同志商榷

许多可靠的史料表明:陈宧没有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没有担任过云南讲武堂堂长和新军云南第十九镇统制;晚年未做汉奸,也非1943年逝世于南京。     

论审美中介——兼与劳承万、胡经之等同志商榷

审美中介概念是近年来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近几年来在美感问题研究上的专著和文章,对审美中介的理解,主要有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劳动力所有制”论能够成立吗——与王保庆等同志商榷

是否存在劳动力所有制,是我国学术界长期争论至今尚未取得一致认识的问题。我仅就近期王保庆、李光远、倪学鑫等同志的文章,谈点自己的认识。一王保庆同志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里,所有制应该是生产条件的所有制。他引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段话作为依据,肯定了两     

再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范畴——兼与邹永图等同志再商榷

政法制度、设施是属于社会意识范畴,还是属于社会存在范畴?这个问题历来存在不同的看法。过去的一些哲学教材,往往把它划入社会意识的范畴。现在有的同志又把它们划入社会存在的范畴。邹永图同志就是持这种看法的。(《对“社会存在”范畴的一些理解》,《学术研究》1980年第5期;《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范畴初探》,《哲学研究》1981年第10期,以下简称《初探》;《对“社会存在”范畴的再理解》,《学术研究》1981年第5期,以下简称《再理解》)但我不赞成把政法制度看成社会存在,仍觉得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我认为,要弄清这个问题,需要解决好以下三个关系:     

湘语与地方文化的研究——以衡山方言的小称变调为例

语言与地方文化关系密切,方言往往是鉴别地方文化的重要标志。湘语多点方言有"高变调"的现象,其功能有二:一是表小、喜爱和亲昵,也就是"小称变调";二是"BA"式状态形容词中的"B"变读"高调"表程度加深。本文以衡山方言为例,对二者的表现和关系进行探讨和解释,以便进一步了解湘语的特点及其对地方文化的标示作用。     

陈白沙哲学本体论的再认识——兼与章沛先生商榷

<正> 章沛先生在他所著《陈白沙哲学思想研究》一书中,提出“白沙的自然道论,是朴素唯物哲学本体论”观点,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我觉得陈白沙哲学本体论,就其体系而言,是比较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本体论.本人不惴浅陋,就此谈点个人看法,以就教于章沛先生及诸行家学者.     

略论生产力的性质——兼与孙叔平等同志商榷

生产力是人们生产物质资料的、改造自然的能力,它是劳动者、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的有机的具体的结合。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不仅标志着人类社会控制和征服自然界的程度,而且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借以建立和发展的必要物质前提。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是以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来区别的。社会生产方式又是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生产力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各个社会形态的共有规律。因而,考察生产力的性质,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目前我国经济学界对于什么是生产力的性质、什么决定生产力的性质等问题,还有着一些不同的看法,本文打算就这方面的问题作一些探讨。不当之处,请同志们指教。     

再论蒙古、突厥之图腾崇拜——兼与那木吉拉商榷

2004年夏季,名为《狼图腾》的小说宣称:“蒙古民族是世界上最虔诚信奉狼图腾的游牧民族。”此后,不断有专家、学者重弹这样的论调,极力鼓吹“狼的精神”。其实,蒙古先民是以“鹿”为图腾,“狼”并不是蒙古民族的图腾。况且,各民族的图腾并不代表该民族的性格和强弱。大量的民族学资料表明,图腾崇拜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先民们用来作图腾的往往是最卑微的动物。图腾乃是氏族、婚姻集团的标志,它首先是每个氏族把自己和其他氏族区分开来的符号。     

劳务价值论不科学——兼与王慎之同志等商榷

最近不少同志提出了劳务价值论,说它是劳动价值论的必要补充。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为了单纯地研究问题,需要作两项假定。第一、现在在服务业的名目下有一些物质资料生产部门,例如,建筑业、运输业、通讯等等,这些部门的劳动当然创造价值,无须讨论。要讨论的是教育、科学、医疗、体育和娱乐等等服务,是否能创造价值。第二、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资本的各种具体形式都在进行增殖运动,生产     

再论刘永福——兼与丁名楠同志商榷

一 如何正确评价黑旗军领袖刘永福?这是中法战争史研究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解放以来,在许多专著和文章中,都说刘永福为了官爵,投降清朝,背叛了农民起义军。前不久,丁名楠同志的《关于中法战争几个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以下简称《关》文),就把刘看作是与清合流(即同流合污之谓)之人,说刘是为个人谋生路、仰慕名器、为清政府引诱而最后成为清朝一名听驱使、受摆布的奴仆。解放以来的这种说法,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后果:     

论冯友兰功利境界与道德境界之贯通——兼与陈晓平先生商榷

冯友兰功利境界与道德境界的本质区别在于两种境界中人的义利观与群己观不同,但义利观与群己观的不同并不妨碍两种境界的贯通。从义利观看,义与利并不截然对立,而是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为谁之利＂就是两种境界相贯通的可能性所在。从群己观看,虽然两种境界中人的群已观不同,甚至对立,但这并不影响人生境界由功利境界向道德境界的提升,人生境界的提升过程实质上就是个人的社会化过程。     

也论道德与幸福——兼与程秀波商榷

道德与幸福的关系,是伦理学理论与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一直令人注目。程秀波的《道德与幸福》一文提出了一些颇有特色的观点,令人思索(见《新华文摘》,1992年第3期,原刊(《中州学刊》1992年第1期,以下称该文为《程文》)。《程文》认为个人道德生活不应当包含对幸福的追求,道德对于社会是手段,对于个人是目的;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存在着强化个人算计的可能,等等。笔者对此不敢苟同,特作文与之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