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静的顿河》与哥萨克

哥萨克这个名字在俄苏文学中并不少见。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果戈里的《塔拉斯·布尔巴》、列·托尔斯泰的《哥萨克》、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等名著都描写过哥萨克,但第一次真实、全面、深入而生动地描绘哥萨克的,却是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在这部作品里,作者以现实为基础,塑造了一系列虚构人物;同时也以历史资料为依据,描绘了许多革命的和反革命的真实历史人物。全书以哥萨克中农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个人生活     

为中华民族源流史研究笔耕不辍——访历史地理学专家何光岳

何光岳,1939年生,湖南岳阳县人。少年丧父,家庭贫苦。小学毕业后一直自学历史、地理及古典文学。1978年调至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古代史。已出版《南蛮源流史》、《百越源流史》、《楚源流史》、《楚灭国考》、《夏源流史》、《炎黄源流史》、《中原古国源流史》等多部专著及二百余篇论文。1986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并担任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炎黄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为了加深了解其中华民族源流史研究的学术成果,笔者对何光岳先生就此主题作了访谈。     

对湖湘学派的全面总结

湖南教育出版社近年连续出版了《张栻与湖湘学派研究》和《湖湘学派源流》二本专著(以下简称《张栻》、《源流》)。这是宋明理学研究中可喜的成果。笔者读罢全书,仿佛一颗明珠从理学的浩瀚典籍中,从近世学者多已忘却的历史中,重新被采撷出来。虽然首先采撷这颗明珠的不能完全归之二书作者,诚如《张栻》作者在前言中说的:“我的恩师侯外庐先生在《宋明理学史》中,首先在学术界把张栻及其湖湘学派列为理学中重要的学派,并对其学术上的地位和贡献,作了独到的论述。”亦如《源流》所述:“湖湘学派那些不受注意的思想却在海外新儒家那里得到了强烈的共鸣。”(第425页)但是,摆在学术界面前的这两本著作,却是研究张栻、湖湘学派的全面系统之作。     

关于刘体智、罗振玉、明义士三家旧藏甲骨现状的说明

1937年,我写过一篇《甲骨文材料之统计》,登在天津《益世报》《人文周刊》第13期,转载在开明书店出版胡愈之先生主编的《月报》第1卷第5期。1944年,我在成都出版《甲骨学商史论丛》一书,又写过一篇《甲骨文发现之历史及其材料之统计》。这书在后方印数不多,但后来在台湾、香港都有翻印。解放后,很兴奋,1951年根据新的情况,我又写了《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一书,几年之间,一连印了3版。     

关于方伯谦的籍贯和生年

方伯谦是甲午中日战争中的重要人物,他死于1894年9月24日,这是铁的事实。但是,关于他的生年却有不同的说法,值得探讨。 1982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词典》说:“方伯谦(?—1894)福建人。字益堂……”1988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辞典》说:“方伯谦(?—1894),字益堂,福建人……”都不知道方伯谦的生年,籍贯也不具体。1984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中有戚其章先生写的《方伯谦传》说:“方伯谦(1852——1894),字益堂,福建侯官人……”不知何据。1987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近代中国百年史辞典》中“方伯谦”条可能根据戚其章先生的意见,写道:“方伯谦(1852——1894),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字益堂……”生年和籍贯都十分明确。     

《美利坚政制之源》序

欣悉满运龙博士的专著《美利坚政制之源》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我感到很高兴,也很欣慰。该书是运龙当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他的导师杰克·格林教授是当代美国最杰出的美国早期史权威之一。为写作这篇高质量的博士学位论文,运龙用了近八年的时间,博览群书,融会贯通,终于成就了这篇颇有学术创新的优秀之作。在我看来,本书有以下突出的特点：第一,作者立足于跨大西洋的宏观历史视野,     

20世纪初期鲁迅的文化思想

192 6年鲁迅在《坟·题记》中说 ,他之所以把那些形式上截然不同的文章编在一起是“因为偶尔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这些文章是指写于 190 3年的《中国地质略论》、《斯巴达之魂》、《说钅日》,写于19 0 7年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写于 190 8年的《破恶声论》等。对这些时隔很久的文章鲁迅有些疑惑 :“这是我做的么 ?”但又确认“似乎也确是我做的”。 1934年在《集外集·序言》中再一次谈到这些文章的写作时他说 :“连我自己也诧异那时我的幼稚 ,……倘在这几年 ,大概不至于…     

陈敦德纪实作品宏观审视

三年前,著名作家古华曾在一篇专稿中写道;“陈敦德同志是全国知名的电影剧作家,亦是我的好朋友。1978年以来,根据他创作的剧本(包括与人合作改编)拍摄的电影已有七、八部之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法庭内外》、《老板哥与电妹子》还曾分别获得文化部的优秀故事片奖。”其实,陈敦德不仅在电影王国里默默地辛勤耕耘并取得成功,而且他的小说创作亦佳作迭出。1987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的中篇小说集《女工牛仔》,其中《九万牛山》、《女工牛仔》分别在颇有影响的《收获》、《青年文学》杂志上头条发     

王绍曾先生与目录版本学研究

王绍曾先生一生从事的学术工作有若干方面,成果丰富,主要成就是目录学,而无论是在目录学,还是在版本学、校勘学领域,先生的成果都主要在史部。王先生1930年入上海商务印书馆随张元济先生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1932年至无锡国专图书馆后作《二十四史版本沿革考》,理清了"正史"版本源流,1963年经高亨先生推荐调入山东大学图书馆,1978年编出《山东大学古籍善本书目初稿》。20世纪80年代以后,王先生焕发了学术青春,相继出版了《山东文献书目》、《近代出版家张元济》等专著,而《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最能代表先生的目录学成果,堪称史志目录编纂史和清代文献目录编纂史上的里程碑。     

“困而学之”得骊珠——简介罗尔纲《困学丛书》

“困学”一词,始见于《论语》。孔子在《季氏篇》说:人应该“学而知之”。他对于“困而学之”者给予肯定,而批评“困而不学”的人。这和《论语·述而篇》所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等论述,都是孔子论学习修养的主要精神。三年前,罗尔纲先生梓行了治史专著《困学集》。最近又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困学丛书》。两部书都以“困学”命名,不同之处是后者的容量较大。作者在     

秦汉“都亭”考略

(一)要明白秦汉“都亭”的含义,有必要先从这时的“亭”的含义与性质说起。关于秦汉时期的“亭”,今人王毓铨先生在《历史研究》1954年第二期,写了《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系统说》一文,认为秦汉时期的“亭”,并非《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所说“大率十里一亭”和“十亭一乡”的“亭”之属于地方行政机构的名称;所谓“十里一亭”的“里”,不是指“乡里”组织的里,而是指十里的距离。因此,“亭”不是介于“乡”与“里”之间的一级行政机构。至于“十亭一乡”的话,则是在把“亭”当作地方行政系统的一级机构的基础上按照十进制推演出来的说法,故同东汉人应劭在其《风俗通》中所说的“国家制度,大率十里一乡”的话矛盾。这就是王先生的汉代的亭与乡里不同系统说的梗概。那么,汉代的“亭”是什么性质的结构呢?王先生根据《续汉书·百官志》刘昭补注引《汉官仪》说“亭”是“司奸盗”的机构及《晋书·贺循传》说汉代的“亭”有“防禁切密”的职能等,从而认为汉代的“亭”主要是监督劳动人民以巩固其统治的机构。这就是王先生的汉代的“亭”与“乡”“里”不同性质说。我在阅读秦汉史籍时,往往以王先生之说验之,深感其说不诬。及1975年云梦秦简出土后,由于简文中几次提到秦时在城市中设有“亭”,则“亭”显然非十个“乡里”组织之“里”设置一个;且简文中谓“亭”有“亭校长”、“求盗”等     

也谈《清华简·楚居》与楚族之渊源

《楚居》是出土文献中一篇有关楚国历史的最重要的文献。两年多来,学术界已有多位学者撰写文章加以探讨,这些文章的内容集中在一个焦点上,即有关楚族起源的问题。笔者读了这两年来发表的有关《楚居》与楚族族源的论文后,颇觉意外,同样根据一篇出土文献,学者们作出的解释却五花八门,大体有淅川说、关中说、湖北说与中原说诸种。这固然因《楚居》中所涉及的古地名可能和今日学者们考释的地名在文字的记录上差别较大外,应当也和学者们在楚族源流及迁徙过程认知的不同有关。笔者通过对《楚居》及相关信史资料对比考辨,认同黄灵庚先生的"楚族起源于中原"说。     

桂剧的源流与形成——与胡仲实同志商榷

胡仲实同志的《桂剧源流考》(见本刊1980年第三期,以下简称《源流》)认为,“桂剧之萌芽,当在嘉靖前后,发韧于弋阳腔之‘错(杂)用乡语’,是距今约四百余年的事。”关于桂剧的产生、演变及其发展的历史,从四十年代以来,就有不同的说法,各抒己见,众说纷纭。本文对桂剧的源流与形成,也发表一些管见,以就教于胡仲实同志和对桂剧历史有研究的行家们。关于广西有戏之始桂剧是广西的主要地方剧种,但不能说广西自有戏剧活动,就产生了桂剧。《源流》认为戏曲传入广西和桂林有戏之始,“当系明代洪武年间,或稍晚一点,但也不会迟于永乐以后。最早的戏班应是靖江王府内的宫廷乐伎”。其理由是:据《明书》,洪武三年,朱守谦为靖江王,国桂林,“赐冠禄如郡王,官属如亲王”。明代亲王府的官属,有“典乐”一人,负责管理王府乐队。因此,就认为这支乐队“除演奏雅乐,以备礼仪外,还兼演奏俗乐,这俗乐中就包括有戏曲。”他又据李开先《小山乐府序》:“洪武初,亲王之国,     

学术文化视野中的“出版”——2006年8月24日在安徽出版集团的演讲

先是《出版大崩溃》,后又有《出版大冒险》,都是日本人写的,据说很轰动。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柳斌杰给中译本写序,说前者是“病情诊断”,后者乃“治病良方”。我不知道日本的“良方”能否对中国的症,但中国的出版业有病,这一点很多人都承认。只是病根在哪里,问题有多大,能否药到病     

试论何光岳的史学研究

何光岳只有小学文化,已出版了《中华民族源流史》、《中华姓氏源流史》系列著作,达2058万字,对中华文化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现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湖南省十大优秀社会科学专家。     

冯友兰先生《贞元六书》的历史意义

冯友兰先生于三十年代之初出版了《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对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六年间又撰写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合称贞元六书》,意图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当时中国正处在抗日战争至抗战胜利的时期。所谓“贞元”意谓“贞”下起“元”即旧时代的结束与新时代的开始,意谓抗战建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冯先生在几本书的序言中表示了他的用意。他说:“贞元者,纪时也。当我国家族复兴之际,所谓贞下起元之时也。”(《新世训·自序》,又说:“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新原人·     

评杨海明教授著《唐宋词与人生》

1997年,杨海明教授应邀来我所任教的学校讲演,题目就是《唐宋词与人生》。作为讲演的主持人,我在小结的时候说:从多少读过若干篇唐宋词的人,到像我这样读得比较多的大学教师,我们都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那就是唐宋词对我们的人生(特别是情感方面)有着一种无形的浸染作用。但是我们或者说不出来,或者虽然说了,但没能说得清楚,像杨海明教授说得这样动情,这样有理论深度,而且描述得如此全面,我还是第一次接触到。2002年5月,杨海明的新著《唐宋词与人生》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读后的感受,自然要比听讲演更进一步。关于文学与人生,一般认为,文…     

论七等生的小说创作

“人家都知道我叫七等生,其实我的本名是刘武雄。”(《七等生小传》) 七等生,台湾通霄人,一九三九年生。一九六二年开始创作。他以写小说为主,也不乏诗歌、散文创作。他先后出版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僵局》、《来到小镇的亚玆别》、《我爱黑眼珠》、《隐遁者》,中篇小说集《放生鼠》、《沙河悲歌》、《离城记》,长篇小说《削瘦的灵魂》、《城之迷》、《耶苏的艺术》,综合集《白马》、《情与思》等。一九七七年远行出版社出版七等生小全集,共十册。七等生的两篇小说     

《严复评传》序

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第一个入站研究人员,原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欧阳哲生,继完成《新文化的源流与趋向》及《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二书之后,最近又完成了《严复评传》(收入《国学大师丛书》,将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嘱我为之作序。读后深感此书所勾勒之严复形象,精神面貌之完整、清晰,确有先出诸著不及之处,给人诸多启迪。同时,对严复思想的研究现状,亦引起一些想法,借此机会,抒发一二。 我认为,目前学术界对严复思想的研究已形成一个“模式”,即把他的思想发展道路看成是一个“S”形:早年“全盘肯定西学,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晚年,从一个极端走到另     

崔述的疑古考信与史学研究——与王元化先生论学

王先生道席: 承先生于崔述研究问题惠予赐复,受益匪浅。先生提到的蛤笑文已见到。《东方杂志》第七期上还有属名(艹狸)照的《崔东壁学术发微》一文。先生来教谓三宅米吉的话成为五四后胡适、顾颉刚出版崔述遗书之诱因说,极是。胡适的确知道崔述遗书有那珂通世点校本,尽管后来他得到的是畿辅丛书本。那珂通世对崔述有兴趣的原因,冈崎文夫的说法似值得重视,我去年在日本看到藤井良雄的《崔述的文学思想》,仍持此意见。不过现在在日本很少有人研究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