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国家性：比较政治学中的国家研究

国家是现实政治中的基本行动单位，在现代政治学产生以来的很长时间里还是现实政治的基本分析单元和主导学科研究的核心概念。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国家概念的厌倦情绪中，作为国家概念变量的“国家性”及相关研究成为其后“找回国家”运动的先声，不仅提示了国家间比较以及国家历时分析的理论框架，也在很大程度上使抽象的国家研究日益扩展至实证与经验研究领域，其中的国家构建、民族构建、国家能力等更成为(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问题领域。作为国家概念的经验性指标，“国家性”还具有重要的规范性价值和方法论意义。     

认识“国家利益”需要理清的几个关系

以“民族国家”出现于近代西方为据而认定“国家利益”形成于近代西方的观点,混淆了 “国家”与“民族国家”、“国家利益”与“民族国家利益”的关系。如同民族国家本身只是国家的一种具 体形式,“民族国家”是“国家”的种概念一样,民族国家利益也只是国家利益的一种具体形式,“民族国 家利益”是“国家利益”的种概念,而不是国家利益的全部外延。准确把握“国家利益”概念还需要理清 国家利益意识与国家利益本身、国家利益与国人利益、国家利益与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国家利益与公共 利益、现实的国家利益与理想的国家利益、实际的国家利益与声称的国家利益等等之间的关系。弄清这些 关系,对于准确把握“国家利益”概念,深入研究国家安全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现代国家的民族特性

现代国家是时间进程上的,更是类型学意义上的,最终要落实到一种国家类型上,这种国家类型就是取代王朝国家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民族与国家结合而形成的国家形态,必然具有深刻的民族特性。在价值层面,民族国家的国家伦理具有突出的民族属性,集中表现为“主权在民”原则,即国家政权的建立和运行皆服从和服务于民族的利益。在制度层面,民族国家的权力设置和运行必须体现由全体国民组成的民族的主权者地位,同时也要在国家体制中采取特殊的安排来保障国内各个民族的权益。在治理层面,民族国家治理中的民族取向分别表现为国民取向和族群取向,前者指向国族即国民共同体,后者指向国族的组成单元即族群,在国家治理尤其是国内民族关系较为复杂的国家治理中如何处理两种取向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大而复杂的问题。在行为层面,民族国家的行为受到民族因素制约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且形成了趋势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国家在发展中诉诸民族共同体或民族主义,国家行为表现出了突出的民族特性,国家利用民族因素进行政治结盟,国家基于民族文化塑造世界的未来。民族成为了现代国家底层性或本根性的核心内涵,因此要形成完整的现代国家叙事,民族视角的叙事不可或缺。     

认同的分化与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挑战

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面临的认同分化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在这里作者主要探讨的是横向的阶层分化：首先从认同整合的角度回顾了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公民权”和“人民”两种认同整合机制;其次,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阶层认同分化的角度分析了民族国家面临的政治挑战;最后,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国家以及当代中国在这一问题上面临的双重挑战。     

陈独秀"国家偶像破坏论"新释

“国家偶像破坏论”虽然只是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中的一个言说 ,但它却显示出陈独秀 (也包括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者 )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态度。从具体语境看 ,陈之所以有此论断 ,乃是由于他从关注观念层面的变革转而关注现实政治后 ,现实因素与他所接受的卢梭等“主权在民”民主自由理论共振的结果。陈独秀虽以“理智爱国”著称 ,但他的一些具体言论却超越了近代中国人对民族国家体认上的心理边界 ,从而成为人们争议的对象。     

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民族国家叙事与文化认同

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就是“追求现代”,而达致“现代”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建立现代化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叙事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叙事主体。民族国家叙事的多元性和矛盾性构成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现代性文化认同的复杂形态。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国家观

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是民族问题的核心,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核心。中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是关系中国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新中国的国家结构采取单一制的形式,民族区域自治是新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上述观点构成中国共产党民族一国家观的基本内容。     

从家国到国家：中华帝国的民族国家转向

现代中国是从传统中国转变而来的。传统中国形态的形式结构是帝国,实质结构是家国一体;现代国家的形式结构是民族国家,实质结构应当是民主政治。从家国/帝国结构转向国家/民主机制,是中国国家转型的基本定势。这一转型涉及形式结构的革命性转变,与实质结构的渐进性累积。两者之间并不是自然吻合的关系：形式结构上退场的家国/帝国机制,不经意地对民族国家建构发生逆转性影响。但中国必须落定在民族—民主国家的现代平台上,这是中国的现代处境决定了的国家命运。终止国家的古代惯性与确立现代机制,是中国国家建构的两个相关面向。即便这一转轨不会一帆风顺,但也没有其他进路可以替代,凡是浪漫地设想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其他进路,都不可能真正阻挡、而只会延缓中国的民族/民主国家建构进程。     

中国崛起的关键是加强民族国家建构——阎学通教授专访

尚未完成的民族国家建构 范勇鹏、李彩艳（以下简称“范、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大多有一个民族建构和国家建构相辅相成的阶段。欧洲国家形成之初,都伴随着拉丁方言转变为民族语言、基督教共同体认同转变为民族认同、封建义务转变为中央集权、地方族群一体化为单一民族的过程。     

什么是现代国家?

什么是现代国家?这是现代化问题的研究者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者都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西方主流的现代国家概念主要包含“民族国家”和“宪政民主”这两个要素,但是,“民族国家”概念即使在西方也存在理解上的混乱,在实际运用中面临无法适用于多民族国家的困境。宪政民主虽促进了西方的现代化,但在理论上存在诸多偏颇和误区,在实践中则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和灾难。现代国家的适当定义应该是,与传统国家相比,国家的公共性更强,公民拥有政治参与权,国家机构的制度化和政治权威的合理化程度更高,并有较强能力促进稳定和发展的国家。     

“辱旗即辱国”：北京政府时期“敬旗爱国”的宣传与国民对辱旗的反应

国家象征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符号资源。国旗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象征，具有培育国民国家观念、塑造国家认同、增强国家凝聚力等功用。北京政府时期以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为国旗，政府和社会各界积极构建五色国旗的国家象征意义，论述国旗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宣传“敬旗爱国”，欲使国民认同国旗来认同国家。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敬旗爱国”观念的宣传，国家观念的普及，中国民族主义的持续高涨，“辱旗即辱国”也被更多中国人所认同，五色国旗成为时人表达爱国和国家认同的重要政治符号。北京政府时期“敬旗爱国”的广泛传播和“辱旗即辱国”观念的强化，是时人以国家象征塑造国家认同的体现，也是国家象征作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基本素材的体现。     

恢复叙事之争：解读《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是杜赞奇先生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在书中，杜赞奇力图解构“线性史观”中民族国家的叙事垄断，并通过撰写“复线历史”来拯救民族国家之外失语的“他者”。在他看来，“拯救历史”的尝试并非要还原历史之真，而是要为人们呈现一个更加丰富、多元化的历史，其意义在于提供一种解读历史的新的方法论。     

现代民族—国家结构与中国民族—国家的现代形成

民族—国家及其民族—国家主义是现代世界之中极其复杂而又关系重大的现象,而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现实更是这类现象的盘根错节的典型。但是,当代主流的民族—国家理论不仅以西方的社会和历史为模板,而且也缺乏有效的方法和共同的基础,从而导致它们的内在矛盾,并且只具有区域性的意义。事实上,任何民族—国家都是通过共同的政治核心因素和基本结构的构建并且同时以特定的族类属性得以普遍化而形成的。这种政治核心因素和基本结构为分析和判断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国家的传统民族—国家的性质提供了衡量的标准,而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其实就是这个传统的民族—国家的沉重转型,而非构成。     

国家认同建构：从“五族共和”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民族认同国家的现代国家认同建构内涵看,国家认同建构的核心是民族的认同整合,即如何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或实现各民族的多重身份认同向国家认同的转变发展。在近现代中国国家认同建构的进程中,“五族共和”开启的“国家民族身份建构”与“承认各族身份”的“二重民族构建”催生了国家认同建构的“融合同化”与“平等共治”两条进路。国共两党的民族观念之争使得国家认同建构的两条进路逐渐分野对立：国民党片面强调“国族建构”的“国族同化”进路否认各民族,滑向了大汉族主义的泥沼;共产党强调“各民族解放联合”的“各民族平等自治”进路赢得了各民族对党和国家的认同,但客观上也存在弱化中华民族建设的嫌疑。新时代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嵌合互构”使得近现代以来中国国家认同建构的“两条进路”走向了协调统一。今天,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就是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纽带实现各民族的认同整合,完成从民族认同到国家层面认同的跃升。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国家观三题

民族国家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国家学说的基本概念和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族国家有着丰富且具有历史穿透力的重要论述,许多内容值得深入研究。文章选取了“如何理解民族国家形态的始续”、“如何理解‘多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提法的同用”、“如何理解无产阶级必须取得和巩固民族国家的政权”三个议题进行了分析,并试图总结其中国视角下的当代意义。     

华夏乎国家乎——试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家观念

鸦片战争之后,传统中国的“华夏中心主义”完全被突破,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开始形成,并被近代知识分子逐渐认知和接受．他们在重新为国家寻找新的认同符号的同时,深刻的认识到单凭“文化不能救国”,在中外历史与现实的比照中,逐步将文化上的忠诚转移到对民族和国家的忠诚上来,并进而构建了新的国家学说．而这一国家观念一方面是挽救民族危亡、唤醒民众的舆论工具,另一方面也是近代知识分子企图重新进入到国家权力中心的一种努力和尝试。基于时代背景,它本身也存在着诸多缺失。     

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研究

当今世界一个普遍的国家形态是多个民族共同栖居于同一国家共同体之中,使得多民族国家具有了“民族多元”与“政治一体”的本质属性,也产生了“民族多元”与“政治一体”的内在张力.为了消解此种张力,实现国家稳固、族际融洽和各民族成员福祉的增长,多民族国家必须秉承“求同存异”的价值取向,采取“势差化”的整合路径,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地寻求族际政治整合方式与方法的创新.     

近代日本“民族国家”论

个体的政治地位是决定国家性格的重要因素。近代日本的“国民”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它一方面因缺乏主体性而表现为“臣民”,另一方面又实现了与国家的紧密结合。因为没有本来意义上的国民,近代日本就不能称为“国民国家”,而只能是“民族国家”。     

国家分配论就是国家财政论

本文着重明确一个问题：我国财政主流学说——国家分配论就是关于国家财政的理论或学说,国家分配论亦即国家财政论。之所以可以这么说,是由于国家分配论对于“国家财政”这一范畴的全面把握和深刻分析,以及国家分配论对于财政本质、财政基本属性的独特论断所决定的。同时,本文还对公共财政论与国家分配论(或国家财政论)的关系进行探讨,指出：公共财政也是以政府(国家)为主体的一种分配关系,公共财政论的本质观也是国家分配论,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既有区别又统一。国家分配论是发展的财政理论。当前我国财政理论要在坚持国家分配论的基础上,对各种财政理论,尤其是以公共财政理论为核心的西方财政理论进行整合和发展,建立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理论体系。     

现代国家的构成

对“原初国家”的各种解释往往难以继续适用于现代国家。理解现代政治的兴衰，重要的不是探究现代国家的第一因，而是探究现代国家的构成。在政治学的不同视角下，现代国家的构成模式不同，国家性及其维系纽带也不同。制度视角和结构视角侧重现代国家的外在手段：国家如何站在最高处，垄断包括物理暴力和物质工具在内的外在手段，建立相对于社会分工的政治分工，形成相对于社会组织的权威性、自主性；理性视角和文化视角侧重现代国家的内在理由：国家如何建构权威的中立性，谋求支配的正当性，塑造自身的能动性，以及国家就此遭遇何种挑战，国家为什么并不总能站在最高处。这四种视角共同塑造了现代国家构成的问题域，使之成为理解现代国家及其国家性变迁的出发点。它们彼此之间的融合、竞争和冲突，推动着人们对理想政治秩序的构想与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