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治理:收入分配改革思维新发展

新时期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同时也要同政府转型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管理变革实践紧密结合,其中治理理论框架引入是突破当前分配领域制度建构和政策设计困境的有效途径。通过论证收入分配制度内涵与公共治理运行框架具备较强程度逻辑关联的前提下,尝试从两大系统各自的功能、原则和目标模糊对应性分析的维度,初步搭建起公共治理格局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理论轮廓和实践框架。在此基础上以中国特色"五位一体"社会管理格局创新为依据,提出了社会治理新框架下的收入分配改革新路径。     

改革后中国社会转型的政治逻辑

改革后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治因素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国家的退出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了"第一推动力".社会的顺利转型,需要享有一定自主性的国家发挥积极作用,包括提供社会价值和运行规则,规制利益诉求,维护社会结构稳定.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结构与过程,构成现代国家的治理基础,当前和谐社会的建构,不仅要求政治层面的变化,还要求加快推动社会发展,以配合现代治理模式的运行.中国社会转型的政治逻辑在于,国家治理转型需要现代社会提供基础,社会的良性发展又要求国家提供政治动力和保障.国家与社会的现代化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嵌入的.     

加快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及其着力点

加快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紧迫性.收入分配不公在于缺少把"蛋糕"分好的合理的分配机制: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居民收入、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劳动力工资水平偏低;机会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机制是导致分配不公问题的根源;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和分配不公难以发挥再分配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着力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应当是解决机会不平等的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充分发挥再分配在体制转型阶段促进社会公平分配的作用;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完善对公权的监督机制.     

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的依据和思路

推进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新时期基层党建工作转型升级的需要,是化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的需要,是整合基层社会治理优势资源的需要,是发挥基层党组织凝聚民心的需要.加快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需要实现治理理念从重管理向重服务转变,工作方式从传统向现代转变,权力分配从高度集权向适度分权转变,工作作风从人治向法治转变,评价标准从领导满意向群众满意转变.     

治理转型中我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培育

实践证明 ,中国已进入治理转型期 ,新治理理念的引入将会对中国的政府改革与实践产生重大作用。建国至今 ,中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经历了政府‘管制’、政府‘解制’、传统行政管理恢复、现代公共行政改革与公共治理萌芽 4个阶段。在当代中国 ,地方政府必须培育其社会治理能力 ,才能应对治理转型的挑战     

新户籍制度改革与我国户籍制度的功能转型

新户籍制度改革的着力点不在于将户籍与各种社会福利剥离开来,而是赋予常住人口依据居住证享有更多社会福利的资格,事实上强化了户籍制度的社会治理功能。通过"社会治理论"的视角来理解新型户籍制度的功能可以看出:我国户籍制度功能转型的主要内容是从以工业化为目标的社会管制制度,转变成一种以新型城镇化为导向的社会治理制度;新户籍制度的主要功能是在城镇化的时代重建社会秩序、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具体体现在引导人口流动、完善地方社会福利分配和支撑地方社会治理等方面。     

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底层逻辑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下正经历着快速的数字化转型,在此背景下,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的关系是亟需研究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在中观层面,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有着三个重要的底层逻辑：促进连通性,推动开放与参与;实现数据化,增进智慧与安全;直面复杂性,应对风险与挑战。它们是数字技术给社会治理带来的增量变化,也是社会治理体系中其他传统要素难以提供的。这三个底层逻辑体现着数字技术对于社会治理的独特工具性价值。未来,更加深入地分析数字技术在社会治理应用中的支撑条件和非预期后果,是值得努力的研究方向。     

论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转换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深受传统权力本位逻辑影响的中国乡村治理在鸦片战争后的中西文化交互作用下陷入转型困境。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治理逻辑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逐步进入现代转型,并取得了突出治理绩效。由于时空境遇的新变化和新特征,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需有效应对传统因素和现代理论的双重考验,以开放视野和辩证思维分析乡村治理现代转型的核心问题,及时回应时代变迁和群众关切,切实将中国乡村治理的理性逻辑落定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坐标系中。     

以社会治理为导向推进社会组织发展

多元主体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是西方发达国家现代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产物。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只有当社会组织得到充分发展,具备承担主体的实力和能力,多元主体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才有可能实现。社会治理是我国党和政府适应社会发展趋势而主动选择的改革新思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为我国社会治理转型创造了条件,但与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应以社会治理改革思路为导向,大力发展社会组织。通过加强法制建设、独立性建设,确保社会组织的主体性地位;通过推进政社分开,谋求社会组织发展的主体空间;通过加强社会自治,发挥社会组织的主体作用。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现代国家治理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社会管理是在我国社会发育滞后于市场发展、发展时间短、发育水平参差不齐等背景下的现实抉择。虽然经过近十年的社会管理理论创新与实践,我国形成了各具地域特色的社会管理模式,同时在推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的结构性前提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但是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国政府依然面临诸多挑战。在这种背景下,推动国家治理手段由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转型,顺应了我国新时期的新特点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因此,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是对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矛盾的准确把握与及时纾解,是现代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路径。     

我国社会矛盾化解思路的转向

当前转型时期,我国各种社会问题突出、社会矛盾凸显、社会关系紧张,为从根本上缓解社会矛盾冲突对于社会秩序的破坏、消除潜在的矛盾激化因素,有必要对我国社会矛盾化解的思路的转向进行研究探索.我国社会矛盾化解思路从整体上可以归结为从“管理”思路转向“治理”思路.通过对比分析传统管理思路与新的治理思路的差异,确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改革的目标定位,以提高整个社会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能力,由此实现利益关系趋于均衡的社会.     

学业负担的社会治理论纲

学业负担问题的长期存在与社会治理孱弱密切相关，推进学业负担治理的深化，有必要发挥社会治理的价值，提升社会治理的效能。检视学业负担问题的沉疴和现实发现，社会认知偏谬的底层逻辑、价值期待盲区的过程逻辑和社会规约失序的竞争逻辑共同构成了学业负担社会治理的出场逻辑。由此研判，提出学业负担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集中体现在以学以成人重塑社会认知、以成己为要矫正家长期待和以人尽其才引导社会规约的成人、成己、成才三个维度上。深化学业负担社会治理需要在久久为功的社会治理理念、多管齐下的社会治理方式和刚柔相济的社会治理思维的整体统摄下，着力推进治理的制度化、协同化和弹性化，最终促成学业负担社会善治格局的形成。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转型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转型是中国乡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手段和重要标志。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制度化转型的实质是立足于中国乡村传统的现代治理制度的建立,是传统规则向现代规则的转化,是由带有浓厚血缘关系、宗法关系、政治关系、群体自发关系的制度形式向使社会成员具有独立意识、参与意识、发展意识和群体自觉意识的刚性规则的转型。中国乡村社会治理制度化转型的根本路径是培育社会公民的自觉意识和各种形式的互助组织,强化议事和决策程序,建立合法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

随着公共事务愈益复杂多变,社会治理创新已成为改革的关键内容。对社会治理创新的解析不应囿于传统体制改革的中观层面或是机制应用的微观层面,而应将其内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宏观层面来考察。当下的转型危机使国家治理面临诸多挑战,也成为社会治理发展的契机。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在法制保障、民主参与、政府职能转变、制度建构等维度上寻求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能够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不竭的动力。     

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转型。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及政治结构出现了实质性的分化:乡村利益格局日益趋向多元化,教育及文化的发展,使农民的意识从“身份取向”向“权利取向”转变,并自发形成了以自主治理为特征的乡村社区团体。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构成了未来我国新型乡村治理关系的基础。     

适应风险社会的治理文明:观念、制度与技术

新冠肺炎疫情给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治理体系带来了系统性的冲击。这些冲击超越了财富分配逻辑与传统科层管理思维,并以跨越民主和威权对立的方式赋予政治分野新的内涵。建构适应风险社会的治理文明,需要在风险生产、演化及其防控的意义上重新审视治理体系中的观念、制度与技术。作为现代化的自反性后果,风险的系统效应也推动了公共性的跨边界生长,使得发展与安全相伴相生,以"一体两面"的关系推动着治理理念的演进。在总体安全框架下实现有效制度供给,需要真正建构起迅速回应风险社会治理需求的整体性应急管理体系。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进展,如何实现技术理性与政治逻辑的良性互构,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高度关注的议题。     

社会福利治理的现代化转向——基于布兰德社会生态转型的视角分析

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社会福利治理也必须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转变。当前时代背景下的社会生态转型既是一种研究"社会—自然"关系的理论框架,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发展形态,更是实现社会福利治理现代化转向的背景和契机。社会福利治理要求超越传统社会福利供需互动的简单过程,公平、效率与生态是今后社会福利治理的重要原则。随着人类社会对生态价值的不断追求,生态的意蕴得到扩展,社会生态已经成为超越纯粹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等多个社会符号的概念。在中国的社会生态转型语境下,经济发展新常态、社会政策转型、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等是其集中体现,这给国家治理现代背景下的中国社会福利治理带来理念转型、方式创新、主体活力、生态善治等诸多挑战。要在社会福利治理理念上融入新的社会生态观;借助法律、社会政策、网络舆情、社会组织及市场效率等多种力量来完善社会福利治理的现代化机制体系;实现规范性社会福利治理能力和人文性社会福利治理能力的双向提升,使社会福利治理朝着生态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联动治理：市域社会治理的逻辑与路径

新时代提出的市域社会治理理念是对传统社会治理结构和机制的变革与重塑,具有治理结构方面的特殊性,表现为纵向治理层级的多维性、横向治理主体的多样性以及空间治理样态的非均衡性。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域社会治理结构特点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前提。由于我国地方实践的联动治理与市域社会治理的运行逻辑具有契合性,结合X市市域社会治理的实践案例,运用联动治理理论对市域社会治理的内在机理进行阐释。文章认为,市域联动治理包括对横向层级的统筹联动、上下层级的联带联动以及空间地域内的整合联动,反映了以市级层面为内驱的主导式联动和以空间地域为外驱的网络化联动的双重机理。市域联动治理的内在逻辑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可行路径,有利于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     

走向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良性互动——以计划生育管理机制改革为例

在"弱市场、弱社会"和"强政府"的初始条件下,能否实现治理,一直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了新一轮的计划生育管理机制改革.改革初步显示了国家、市场和社会三方面的协作趋势,体现了从"统治"转向"治理",从"善政"转向"善治"的方向.这证明在并不理想的起始点上,依旧存在实现治理的可能.但目前改革还尚未深入,改革中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种工具的运用和发展还极不平衡.计划生育管理机制改革的未来走向,可为治理理论的实践提供独特的场域.     

和谐社会视野中德治对法治的“超越”——兼论社会治理范式的当代转型

德治对传统法治的“超越”,是在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型的全球大背景下,我国社会治理范式的历史性飞跃。这种“超越”,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在实践中的尝试,它以和谐社会理念为现实基础,以人的道德存在为其存在论依据。作为一次现实行动,这种社会治理范式的转型,需要以德治建设为逻辑起点,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社会德治模式的基础上,在德法辩证统一的层面上实现德治对法治的当代“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