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器之道,开天辟地（下）——上古四千年伏羲族历法史

本文为“伏羲学”系列论文之一。作者运用遗传学、考古学、文献学三重讧据,论证了上古华夏区域四大族群的不同文化特征：西部伏羲族是唯一的彩陶族,东部黄帝族、东夷族、南蛮族是三支玉器族。进而根据百年考古出土的大量彩陶纹样,论证了公元前6000年伏羲族在祖地甘肃天水大地湾历法“开天”,伏羲支族在先仰韶一仰韶一龙山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东扩“辟地”,伏羲族历法和彩陶随之东传到东部三支玉器族。龙山末期（公元前2000年）黄帝族南下入主中原,征服伏羲族、东夷族、南蛮族,建立夏朝。     

仰韶玉器与古代中国的神权认同——尹家村遗址出土“玄钺”的历史底蕴

2021年5月18日,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联合咸阳博物院在咸阳共同举办“仰韶玉韵——尹家村遗址出土文物”特展,向公众展示了64年前从尹家村遗址征集的多件珍贵文物。其中15件玉钺的再发现,彰显了仰韶玉器深厚的历史底蕴,打破了过去认为仰韶文化不使用玉器的考古学盲区。以玉钺为典型代表的仰韶玉器,直接影响了石峁文化以及夏、商、周“三代”神权认同机制的形成,其黑色或墨绿色外观以及强光照射下呈现的渐变嫩绿色特征,催生了古人对“玄”的哲理体认和以黑为尊的颜色崇拜。直到秦王朝“服色尚黑”的治国理念中还能看到仰韶玉器影响的余绪。     

重庆文化主源头：来自伏羲族的“蛇”巴

伏羲“蛇身”,而重庆的简称“巴”也是“蛇”,这两条“蛇”有关系吗?本文试以文献学、民俗学、考古学三重证据论证:重庆文化主源头就是蛇巴文化,它源自甘青高原上的一支伏羲文化。     

西安杨官寨遗址考古的文化学再解读（上）--兼论中国当代考古文化学思潮“否定之否定”式发展

只有考古出土物上明确标着黄帝时期“字样”“图样”,或可通过别的旁证确认其为黄帝时期物件,否则,把西安杨官寨遗址与黄帝时期挂钩就是一种“比附”,这种看法并不科学,至少不了解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和阿罗“独裁定理”从形式系统角度对传统考古学局限性的揭示。杨官寨遗址出土的“镂空人面覆盆形器”（“倒扣花盆”）,即史前作为“大巫”的黄帝（或其亲属近臣）之祭器,应属“国宝”级文物;“陶祖”则是史前龙山时期代替仰韶时期过程中“制度化祭祖”的证据,显示出当时男权社会取代女权的进步。作为5000年前的“黄帝故都”,杨官寨遗址发掘近10年,除《考古报告》外,少见有分量的考古研究成果。对此,中国考古学应当直面“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的倡导者苏秉琦、张光直等前辈当时不知杨址等新发现的缺憾,否定“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缺乏“中国文明起源‘花芯’论”补充表述的不足,走向“否定之否定”,确认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中具有“花芯”即文明带头作用。     

古罗马帝国的亡灵与新帝国主义论

一2000多年前,古代罗马国家曾吞并整个地中海地区,势力范围东至两河流域,西至不列颠,南抵北非撒哈拉沙漠,北至多瑙河,地跨欧亚非三大洲,成为古代世界屈指可数的大帝国。但是,“古罗马帝国”却是近代发明的概念,罗马人并不知道“共和国”与“帝国”的区别①。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学家一般地根据政体性质,把古罗马的历史划分为王政时期(约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509年)、共和时期(公元前509年～公元前27年)和帝国时期(公元前27年～公元476年)三个阶段。实际上,所谓“王政”“共和”“帝国”,都是近代西方政治学概念,古罗马人只有“国家”(re…     

大谷运村的特色民俗活动

徽人小柯：歙县大谷运村特色民俗活动有不少,我知道的有社公祭、土地祭。每年立春、立秋后第五个戊日举行,俗称春社、秋社。明嘉靖五年（1526）规定,里社祭祀要备办猪羊祭品,依式书写祭文,由里约正副“率领一里人户致祭”。举祭仪式,须冠带礼生若干人,“五行五献”,“并读抑强扶弱之词”。祭毕举行会饮。村（族）社祭,轮推社首若干人,以族（祠）田、社田之租举行祭祀,或将社属支丁分成若干“分”轮值举祭,负担所费。届时全族（村）男丁齐集社屋焚香燃烛拜祭,     

从《江泽民文选》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从《江泽民文选》可以清晰地看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大体上经历了酝酿（1989年6月-2000年1月）、提出并走向戍熟（2000年2月-2001年7月）和丰富发展（2001年8月-2002年11月）这样三个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的阶段。     

暴风雨中之海燕--希尔德·杜敏《一支玫瑰》诗文分析

德语犹太女诗人希尔德·杜敏（Hilde Domin，1912-2006）1959年出版的诗集《一支玫瑰》（Nur eine Rose als Stütze）是其第二次生命的开篇之作。其题名诗《一支玫瑰》虽篇幅短小，却以强韧、有力的语言展现了身陷纳粹迫害重重危机而不畏惧、不妥协、勇于抗争的“海燕”精神。玫瑰是其第二次生命的唯一支撑、鼎力支柱。“文本自明法”和“认知与阐释相结合”的方法是客观与主观、作者意图、文本形象、阐释者意愿等诸要素充分结合之道，有利于对诗歌进行全面、系统、重点透视剖析。因此，拟结合诗文《一支玫瑰》论证“文本自明法”和“认知与阐释相结合”的方法对诗文分析的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进而刻画杜敏乐观向上、不屈不挠的女性抗争主义者形象。     

柯斯莫《中国前帝国时期的北部边疆》述评

在1999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先秦史》第十三章《中国前帝国时期的北部边疆》中,柯斯莫的以下基本观点值得肯定:一、从欧亚大陆的游牧文化形成于公元前8世纪左右这一大背景来考察中国北方地带的游牧人群出现。二、由于兼营牧羊业和农业的社会群体在中原和游牧区之间充当"缓冲器",所以中国古籍中到公元前4世纪才出现对游牧人的记载。三、中国北方地带是一个众多考古学文化的发生地和多个族团的栖息地。它的游牧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但另一方面,我们对柯斯莫界定的"北方地带"的范围和分期方案有不同的看法,他所臆想的狄人和戎人在北方地带自北向南的大更替、未加具体分析就误判"最早的匈奴式"遗存的做法,以及对战国以前北方地带主体居民为东亚蒙古人种的忽视,都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柯斯莫对外贝加尔和蒙古东部地区的独特文化注意不够,而且只谈自西向东的文化影响是有片面性的。     

洪水引发的思考

近几年来，先是安徽遭洪水洗劫，接着是南宁柳州被淹，今年先是两湖告急，后是河北告急。北濒洞庭的湖南更为不幸，连续三年遇“百年不遇”。不幸中万幸的是，控制湘南、湘东水系的湘江今年显得格外温柔，否则，整个湘中、湘北，乃至湖北武汉的灾情是难以想象的。这些年来，人与水的搏斗证明人是被动的、乏力的。因此，在生产自救、修堤筑坝、捐款赈灾的同时，是不是应该深层次地剖析中国东部的洪患现实，进而科学地构建千年大计的防汛抗洪体系呢？（一）宏观把握洪水态势中国是一个水患堪忧的国度，据水利部统计，从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共…     

三线建设、现代性嵌入与中国体验——以口述史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以自下而上的视角,在国家叙事与个人口述之间,通过建构三线建设发展阶段中的“工地社会”“类军营社会”与“单位社会”三个理想类型分析现代性嵌入过程中新中国工业发展的微观形态,对普通亲历者另类的现代性体验（中国体验）做出深描。相较于西方现代性深深根植于个体化内核而言,三线建设时期中国西南地区的现代性发展带有鲜明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与集体主义色彩。而另类的现代性体验（中国体验）作为一种集体表征,为亲历者认识当时局势、理解国家政策、产生情感共鸣、形塑身份认同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心理模板与认知框架,并直接促成“三线人”共同体的形成。     

北宋时期河北“水长城”考略

翻开河北省的地图,我们可以看到从保定东北到天津的大沽,有一连串湖泊、沼泽的标记,这便是安新、任邱等县的白洋淀,文安县东部的东淀、文安洼,静海县的贾口洼,天津的北大港,沧州的南大港。这些古称“泽国” 的地方,素以洪水泛滥而闻名。至今,农村的老年人,对以往（1917年、1939年、1963年）我省的几次特大洪水,虽然记忆犹新,但说起九百多年前的北宋时代,这里曾经出现过一道长达千里的“水长城”,却鲜为人知。这道“水长城”,在防御契丹南侵和发展生产上,确实产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有必要做一番考证。     

论西部大开发新阶段的战略重点及东中西部关系问题

本文从回顾西部大开发六年所取得的成就,“十一五”时期西部大开发面临的新目标、新任务及四大区域发展格局的形成对西部的影响这三个方面论证西部大开发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并结合陕西省情论述新阶段西部大开发的三个战略要点:重点地带、重点产业和生态环境治理的若干发展问题,进而论述了东、中、西部区域发展的协调机制问题。     

非遗口述史系列之九：仡佬族送年节

仡佬族是我国西南地区一个古老民族,历史上“百濮”“濮”“僚”与其先祖有渊源关系,隋唐后他们以“仡僚”“葛僚”“僚”“仡佬”的称谓出现在史书上。现居攀枝花市盐边县的仡佬族主要分布在永兴镇八爱村,人口约230人。盐边县的“永兴”古称“喇撒田”,于明朝嘉靖年间建立集镇,是茶马古道上一个重要的驿站。居住在该镇新民村（古称“巴鄂”,也称“八爱”）的仡佬族,自称耶倮。“送年节”是耶倮沿袭至今的祭祀神灵、祖宗、崇拜自然、庆祝丰收、辞旧迎新、保佑平安、凝集族人的传统盛典,是盐边仡佬人最重要的节日。2011年6月被列入四川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节孝坊”

“节孝坊”在顺德杏坛镇古郎乡圩坊附近，距百岁坊不远。建于清代嘉庆三年（1798年）。牌坊为四柱三间，三楼式庑殿项建筑，前临小涌，方向东，偏南20度，全高4．25米，底基宽5米，门宽3．3米，柱根有抱鼓石，现存四块。为旌表伍文光妻子林氏，孝奉家姑而立。坊表上额两面刻字，正面中央石匾竖刻“圣旨”二字，其下横批刻“节孝”，两旁石柱分别刻有“钦命广东布政使口口布政司口口处士伍文光妻林氏立”、“嘉庆三年立夏吉日建”字样。背面横批石匾刻“奕世流芳”四字，坊为花岗岩石构筑。1991年5月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徽州木商俞子良的商业经营

徽州俞氏在明代刻本《新安名族志》中的排名,仅次于程、鲍、方、柯之后,名列第五,实为望族。婺源西冲俞氏乃其中之一支．始迁祖为16世俞世崇。其先世原居婺源县市．因“独爱西谷有山水之乐,无车马之喧,有田野之饶,无嚣尘之扰,遂于斯家焉”,于南宋端平年间（1234-1237）始迁至此。     

苍海郡研究

苍海郡是汉武帝在东北亚设置的一个边郡,两年乃罢。该郡的辖区应包括东濊、沃沮（东沃沮和北沃沮）所在领域,即今我国延边地区、牡丹江地区东部、朝鲜江原道和威镜道以及俄国滨海地区。武帝设置此郡,一是为了打通汉朝同东北亚地区的通道．开辟东方丝绸之路;二是为削弱卫氏朝鲜在东北亚的影响．减弱来自朝鲜半岛的压力;三是为了隔断匈奴同卫氏朝鲜的联系,以防匈奴同卫氏朝鲜结为联盟。该郡之设置,使我国图们江流域首次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行政辖区,进一步开拓了通往朝鲜半岛的商路,促进了东北亚地区一些古族古国的发展。     

汉魏西平郡考

今青海东部俊水中游谷地,史称一汉中”,其他左连关陇,右通西域,北至河西走廊,南达川藏,政治军事地位十分重要,历代统治者均视其为战略要地。漫中地区气候温暖,土地肥沃,农业开发历史悠久,是历史上青海最富饶的地区之一。西宁古城雄踞鸡中,四川外控,三水绕城,山峡迂回,万峰环抱,地理形势颇为壮观,自古以来被称为西题重镇。早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李军进击煌中,西逐造羌,遂在今西宁市建有西平亭。宣帝神爵初,后将军赵克国电田煌中,西汉在摸中地区增设郡县,加快了对这一地区的开发…     

历史理论的一个新突破——“陶器时代”：对于史前史三分期学说的重大修正

本刊2011年第4期发表了陈明远著．丈《修正“史前史三分期学说”——在“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之间必须划分出一个“陶器时代”》,2012年第2期又发表了金岷彬、陈明远合粼没有陶器技术就没有青铜器时代》以后,受到海内外一些学者的关注,并收到了相关讨论文章。现将其中田方、梅琳达（Linda Mei）、叶维廉（William Yeap）分别撰写的三篇文章刊登于下,以飨读者。     

1937年以前在俄国沿海州的朝鲜人(三)

:1 91 7年在俄国二月革命形成的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影响下 ,在俄国远东地区的朝鲜族元户人和余户人分化成两个对立的阶级 ,各自建立政治团体。元户人建立的“全俄韩族会” ,倒向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相反 ,在广大余户人和亲布尔什维克派的支持下 ,成立了“在俄韩人会”。十月革命胜利后 ,两派暂时合并 ,但各自保持不同的政见 ,左派主张以工农革命为主的社会主义革命 ,右派则坚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后来左派创立了朝鲜最初的社会主义政党———韩人社会党 ,两派虽一同在国民议会中 ,但推行的路线、方针是对立的。 1 92 0年 1月 ,苏联红军进驻海参崴后 ,朝鲜人反日运动高涨 ,韩人社会党左派骨干 ,筹建义勇军、“独立团”等军事组织。 1 91 9年 -1 92 2年在 4年内战期间 ,远东朝鲜族组织了 48支红色游击队 ,从黑龙江、后贝加尔地区到南乌苏里的波谢特地区打击日军和白军。他们英勇善战 ,屡建战功 ,为解放远东地区作出了巨大牺牲和不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