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钓鱼岛主权“搁置争议”的国际法评述

中日邦交开始,中日两国领导人就钓鱼岛争端达成“搁置争议”的口头约定,对此事实和效力日本政府始终故意模糊处理.论证“搁置争议”的客观存在才是对日本政府主张的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不存在争议之谎言的有力回击,也是揭示日本非法命名钓鱼岛附属岛屿的重要的法律依据.中日邦交以来日本始终拒绝“共同开发”模式来化解钓鱼岛争端.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政府加紧实施独占钓鱼岛的步骤,借亚太紧张局势,大有加剧背离“搁置争议”框架的动向.如何判定“搁置争议”的效力,以国际法为视角,正确把握“搁置争议”与“共同开发”的辩证关系至关重要.     

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及其评析

中、日两国对钓鱼岛主权归属一直争议不断。日本官方从国际法、地缘位置、历史原因等方面提出对钓鱼岛的主权申索,并认为其在钓鱼岛问题上一直采取和平、友好、协作的态度。对此,不仅中国政府依据国际法反驳日本政府的不实之词,日本民间学者也持有异议,认为钓鱼岛主权应属中国。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国家,从国际法的角度和平解决钓鱼岛问题是两国国民的共同诉求,但是合作不等于妥协,为维护领土完整,中国不能放弃使用武力解决钓鱼岛问题的权利。     

钓鱼岛主权证据的国际法分析

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始于19世纪70年代。根据钓鱼岛的地理位置和地质属性以及发现和先占国际法规则,中国取得钓鱼岛主权的证据具有国际法效力;而日本通过美日条约和实际控制要求钓鱼岛主权的行为缺少国际法依据,违法了国际法的规定,因此钓鱼岛的主权应归属中国。     

寸土片石，绝不放弃——1972年的全球保钓运动评述

自2012年4月以来,日本极右势力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掀起“购岛”风波后,日本政府推波助澜,加入了“命名”“竞买”以至2013年12月26日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悍然参拜靖国神社;议员“钓鱼”、政客“慰灵”……时至今日,随着日本政府一步步的试探和挑衅,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交锋也逐渐升级,钓鱼岛已经成为中日两国最敏感、最棘手的问题,而造成这一问题之根本正是四十年前的1972年5月15日那天埋下的“祸根”。也正是由此,四十年前的1972年,我官方民间、大陆台湾、海内海外、学生民众为抗议美日私相授受我钓鱼岛挺身而出,呐喊抗议,汇成了一股强大的全球保钓浪潮。今天日本在我钓鱼岛问题上咄咄逼人、动作频频的时候,本文对钓鱼岛事件的前因后果及保钓运动的缘起、发展做一梳理、评述,回顾这段历史或能给我们一些启迪。     

论“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近年来，一些国家主张“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是，这些国家并未明确“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所指“规则”系指“国际法”并据此阐述其关于国际秩序的规则观。事实上，这些国家实施的一系列法律实践表明，其很大程度上追求的是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区域国际法凌驾于普遍国际法以及将国际法泛政治化的规则观。这种规则观损害了国际法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违背了完善全球治理和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时代要求。为纠正这些国家经由主张“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追求的规则观，中国主张“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体现的规则观是，确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和核心的国际法是调整国际关系的权威规则体系，同时不排除不违反国际法的其他规则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     

WTO协议在我国国内适用的问题

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和条约法的基本原理方面进行阐述和分析,分别就各国处理国际条约在国内适用问题的方法,我国处理国际条约在国内适用的实践,以及WTO协议在我国的适用问题展开论述,试图通过“转化”、或“纳入”及效力等级的分析从国际法、国内法理论方面解释这一难题,为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一点新思路。     

日本媒体涉华报道的传播视阈——以《朝日新闻》2010年1月至9月报道为例

2010年9月钓鱼岛“撞船”事件给中日关系走向蒙上了神秘“面纱”,媒体此时发挥了微妙作用。从2010年开年至“撞船”事发前后《朝日新闻》的涉华报道可以发现,日本政府是国际传播的强势主体,报道的题材选择和倾向性选择受两国关系中的利益和文化主导,同时也受传播规律的引导,这种传播还能反作用于两国关系。     

日本右翼一再掀起“翻案”逆流的原因和危害

1945年年 8月日本投降后 ,日本众议院于同年 12月通过《关于战争责任的决议》 ,确认日本“违反国际法规 ,犯下了残虐行为的刑事犯罪”。但战后 5 5年来日本右翼一再挑起教科书事件、刘连仁事件、参拜靖国神社事件、满州建国碑事件等翻案事件 ,特别是 80年代初日本政府制定“政治总决算路线”后 ,出现了日本政界、企业界和知识界的右翼势力相勾结 ,更加猖狂地组织团体 ,发表谈话 ,集会游行 ,出版书刊 ,拍摄影视 ,公开掩饰战争罪行 ,美化侵略历史 ,歪曲战争性质 ,不断挑起事端 ,极大地伤害了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感情 ,给日本人民、中国人民和世界…     

全球化背景下罗尔斯正义理论在国际社会的适用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在国际社会的可适用性一直广受争议,争论的焦点是国际层面适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的“正义环境”即“国际社会”是否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国际法的发展已证明一个不甚成熟但长足发展的“国际社会”正在形成,即国际层面已初步具备适用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正义环境”。而且,晚近全球化的发展也显示这种适用的必要性。不过,在具体的适用中,对合理的“适用模式”及相关问题的探讨是必要的。     

日本政府钓鱼岛事件对策的演变及其原因

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的钓鱼岛事件对策,虽基本立场未有微动,但在具体方式上却经历了从政治处理、政治和司法二元处理到司法处理的转换。这种转换之所以可视为有其必然性,主要在于日方对钓鱼岛事件在对华关系格局中的定位和成为决定事件处理方针制约要素的日本政治及国际政治的状况已发生重大变化。     

日本拒绝中国民间索偿的法律问题探讨

近年来,日本当局公然歪曲历史事实,漠视国际法准则,断然驳回因日本侵华战争导致的中国民间受害者向日本政府索偿的诉讼请求。日本当局的否决结果,在国际法上引起了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文欲对日索偿的法律分类及性质、个人在国际法上的请求权、民间索偿的法律途径及诉讼时效等问题做一法理探讨。     

国际法视角下的中日钓鱼岛领土主权纷争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和利用钓鱼岛,而且对钓鱼岛进行了适度有效的管辖。日本趁中日甲午战争之际窃取中国钓鱼岛的行为,不构成先占,是非法的、无效的。二战期间,日本由于发动侵略战争而承担国家责任。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基础上,同盟国最高司令部作出的第677号指令,限定了日本领土的范围不包括北纬30度以南的琉球和钓鱼岛等一切岛屿。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政府再度重申"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8条的立场"。《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以及《中日联合声明》,不仅是构成对日本主权限制的基本文件,也是中国享有钓鱼岛主权的法律依据。     

日本拒绝中国民间索偿的法律问题探讨

近年来,日本当局公然歪曲历史事实,漠视国际法准则,断然驳回因日本侵华战争导致的中国民间受害者向日本政府索偿的诉讼请求.日本当局的否决结果,在国际法上引起了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文欲对日索偿的法律分类及性质、个人在国际法上的请求权、民间索偿的法律途径及诉讼时效等问题做一法理探讨.     

学术共同体与真学术——兼谈贺卫方先生的学术理念及其代价

近年来,日本当局公然歪曲历史事实,漠视国际法准则,断然驳回因日本侵华战争导致的中国民间受害者向日本政府索偿的诉讼请求.日本当局的否决结果,在国际法上引起了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文欲对日索偿的法律分类及性质、个人在国际法上的请求权、民间索偿的法律途径及诉讼时效等问题做一法理探讨.     

“撞船事件”与日本对华战略

2010年9月7日在钓鱼岛海域发生的中日“撞船事件”令世界瞩目。9月24日,日本那霸地方检察机关又突然宣布释放中方船长,使这场中日冲突骤然暂告一段落。但是,此次事件对中日关系造成了巨大影响,甚至可以说是一场外交危机。而且,此次冲突也留下诸多悬疑：是谁导演了此次事件、幕后有哪些力量在角逐、缘何日方骤然从强硬态度逆转、中日关系今后走势如何？分析表明,“撞船事件”的发生有其必然性,日本政府处理该事件态度的逆转是日本对华战略的必然结果。     

WTO争端解决中"有关国际法规则"的一个解释工具

在WTO争端解决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不能脱离其他国际法而解释和适用WTO协定的规定,而避免"临床隔离"解释WTO协定的一个有效的方法是借助<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c)条.与争端有关的非WTO国际法规则可作为解释WTO义务的工具,在争端解决中考虑有关国际法规则的目的是解释WTO协定的规定,而不是要适用或执行这些国际法规则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不过,这些可考虑的与争端有关的国际法规则应符合"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的要求.使用有关国际法规则解释WTO义务也可能需要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审查非WTO国际法规则,以确定它们是否与争端有关.由于缺乏具体的指导,确定什么样的规则由"有关的"需要逐案确定.     

论“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联合国宪章》第2(4)条阐释

被誉为“当代国际法的基石”的《联合国宪章》第2(4)条 ,其所保护的价值之一是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本文从法理分析和实证考察角度 ,对“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两个术语的解释和适用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产生与发展

现代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发展经历了由慢到快、由简单变复杂、由零散到系统的过程,大概可以分为利用价值保护、内在价值保护和生态系统保护三个发展阶段。总体而言．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发展,离达到满足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未来的发展将呈现下列趋势：发展中国家参与生物多样性领域国际立法与实施的作用不断加强：非国家主体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上的地位不断得到确认和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实施机制见不断建立和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中的责任和赔偿问题有望获得突破性发展。     

当代中国国际法基本理论研究的加强与创新——国际法哲学的本体研究

当代中国的国际法基本理论研究需要、也能够得到加强并实现创新。为此,本体哲学思想可以被引入国际法哲学研究中。目前,在中国法哲学领域内对本体概念的使用,主要包括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直观性地借用,另一种是解释性借用,最后一种则是引用旧有的哲学的本体观。国际法的本体,是关于国际法本质的抽象存在,是一切关于国际法的现象与意识的来源。国际法本体论,是关于国际法本体的理论,是国际法法哲学的最基本组成部分,其只回答“国际法是什么”、“国际法的基本架构如何”以及“国际法如何作用于国际关系”等最为本质的问题。在国际法哲学研究中引入本体与本体论概念,可以凸显构建国际法理论的两大基本元素。将国际法本质问题与非本质问题的研究区分开来,能够更好地透过国际关系现象把握国际法的本质,更好地促进国际问题的解决与国际法的良性发展。     

东京审判确认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证据

东京审判确认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等罪行，根据国际法，具有法律效应。然而，日本有人称之为“胜者惩罚败者”。同时，国内对远东国际法庭的判决依据及诉方所掌握证据的研究尚属空白。本文根据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笔录（英文）等材料，从三方面较系统、简要地进行了阐述。并以此驳斥了日本少数右翼分子否定南京大屠杀、贬低东京审判的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