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的经济学解释

任何历史活动都以个人为本体展开。历史活动中的任何个人 ,都是自我主观价值判断的唯一源泉 ,都根据既有信息和其他条件采取自以为是的博弈策略 ,以便尽可能充分实现自我主观价值。因此 ,一切历史都是博弈史。本文从国家本质、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取向及个人的利益驱动探索了人类的经济行为 ,得出了任何个人的行为 ,都必定符合表示“自我均衡”“行为方程” ,即两个或多个“自我均衡”的交点 ;即为“纳什均衡”。     

中国古代农村度人而税、度地而税的演变与阶级利益的调整

一、度地而税向度人而税的发展据《史记》记载：“自虞、夏时，贡赋备矣。”①说明中国古代的赋税及其制度起源于奴隶制国家的建立。在中国古代，广义上的农村赋税包括贡纳、工商税、徭役、土地税和户口税等。本文只关注按土地或按人头征收的实物或货币这一狭义上的农村赋税。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上，农村赋税制度经历了度地而税和度人而税交替演变的复杂过程。在中国奴隶制时期，按土地征收的税赋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孟子》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②。夏时的贡、商时的助、周时的彻，都是按土地…     

一位智者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领悟--读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

梁漱溟先生所写的《中国文化要义》并不能简单地认作是研究中国文化的著作,它更是一部历史哲学著作。《要义》提出的人类历史发展殊途同归论正暗合着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多线型理论;并据着这种历史观对中国的历史、社会以及文化的变迁进行了自成一家的演绎。在其中,家庭与教化在中国社会结构形成和稳定中起了重大作用,由此而形成“伦理本位”的社会;以及在中国历史上阶级划分的不明显而表现为职业分途的社会阶层特征:中国历史上形成的独特的国家观念;等等观点,既是这位智者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领悟,同时至今仍可为后学者的启迪:只有真正认识了老中国,才能找到建设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专制政治”观念在中国历史认知中的生成与传播——以民国小学历史教科书为例

把秦至清之间的政治体制称为“专制政治”是民国至今许多知识精英认识和分析中国古代政治形态的重要观念,是历史研究中重要的理论分析工具.民国成立后,该观念作为合法、权威历史知识嵌入到历史教科书的文本中,并被广泛学习与传播,逐渐成为普通大众认知、分析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视角和不证自明的知识预设.这种自民国以来建构的观念,不但深深影响了民国民众对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认识,也影响了时下国人对中国历史的正确评价和理性反思.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同沿线国家区域货币合作的博弈分析

文章采用货币效用函数对中国同沿线国家的区域货币合作行为进行货币转换决策分析,并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人民币同沿线其他主要货币三个层面分别展开了区域货币合作的博弈策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同沿线国家开展货币合作具有决策的必然性,但区域货币合作进展的顺利取决于货币转换中网络外部性和货币转换成本的比较。开展区域货币合作对于沿线国家整体是一个占优策略,区域货币合作或将成为越来越多沿线国家的共同选择;在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博弈格局中,中国主动推动策略是支付矩阵的纳什均衡;在人民币同“一带一路”沿线其他主要货币的博弈格局中,存在两个纳什均衡,未来人民币若想成为沿线国家的主导货币还需要进一步增强竞争优势、力争将“斗鸡博弈”格局转向“智猪博弈”格局。     

历史研究的新视野——“近代中国 ‘民众动员’ 的社会观念” 研讨会补记

历史研究的新视野——“近代中国‘民众动员’的社会观念”研讨会补记罗志田最近见到沈松平先生关于“近代中国‘民众动员’的社会观念”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综述（《社会科学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５期），感觉其在对会议的立意方面，似尚言有未尽。记得当时许多与会者在讨论中...     

钱穆的贤能政治论及其政制史研究的典范意义

钱穆先生针对中国近代以来主流学界的“专制政治论”展开了从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哲学等诸多层面的反驳与论证，其中的政治学论述集中于作为政制史研究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以及作为宪制时评集的《政学私言》，其基本目标在于建构一种有别于又可适当兼容西方民主政治的贤能政治学。《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展现了钱穆对一种类似于剑桥学派之“历史情境主义”的方法论自觉，通过区分“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以及确立政制研究的“七步法”而典范体现于该著作关于汉、唐、宋、明、清的政制个案研究，得出了中国古代政治的“非专制论”，并对中国新政治的建构提出若干建议。《政学私言》代表了1945年前后民国制宪过程中相对缺席之儒家立场，从传统政治论角度对五权宪法给予肯定和支持，并从宪制的多重制度层面提出契合于传统政治原理的意见和方案。钱穆的贤能政治学对中国当代政治学及政治制度研究产生了某种典范影响，贝淡宁的“贤能政治论”以社会科学方法推进了钱穆政治学基本命题的当代展开。中国传统政治对当代政治乃至于全球治理的可能贡献，恰恰在于在一个“民主民粹化”的失序时代重建最低限度的“美德—贤能政治”。     

"开卷如芝麻开门"--华林甫著《中国地名学源流》评介

华林甫先生的力著《中国地名学源流》意在证明地名学在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历史与独特的研究成果 ,还意在证明中国历史地名学独特的研究成果能够服务于众多的相关学科。其主要的学术贡献有二 :一是初步建立起中国地名学史的体系 ;二是中国地名变化的历史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变化的一种反映。然其在评介中国地名学著作 ,中国地名学家的学说、学派、学者群方面尚存缺憾。     

也谈“治世也能出好作品”

一、“国家不幸诗家幸”是中国历史特有现象 2007年8月15日屈超耘先生在《文汇报》发表一篇题为《治世也能出好作品》的文章．提到中国历史上可堪注意的一种现象：国家衰乱之时．往往大诗人、大文学家、大思想家群星灿烂,人才辈出;而国家大治或强盛时,思想家便销声匿迹,了无踪影,好诗、好文章无处可寻。     

关于税的概念和主体问题的探讨

一、关子税的概念问题什么是“税”?经济学界众说纷纭,很不一致。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辞海》、《中国税收》和《中国社会主义财政学》中的三种不同观点。这几种观点都值得商榷。《辞海》关于税的定义是:“国家对有纳税义务的组织和个人所征收的货币和实物”     

明万历年间矿税监乱鲁述略

<正> 明朝万历(1573—1620年)年间,神宗朱翊钧派出大批税珰到全国各地横征暴敛,搜刮民财,遣往山东的便是陈增和马堂。本文依据历史记载,拟对陈增、马堂乱鲁史实略加论述,并藉以探讨明亡的内在原因。1 关于神宗派遣矿监税使的原因,传统的观点认为是,当时内外用兵和“两宫”、“三殿”的修建,财政匮乏,计臣束手。其实,更为主要的原因应是,明朝中期以后,商品经济     

孙中山“国父”形象在台湾的历史形塑与记忆解构

孙中山作为国父之历史记忆自国民党在大陆时期已开始建构。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又在台湾地区得到强化。国父作为国家认同之符号,蕴涵着极为重要的政治及文化象征意义。在两蒋时期,国父记忆通过节日仪式、物质空间、历史教材及事迹叙说等方式传播至民众心里,对增强国家认同、凝聚民心、维护国体有重要作用,也是台湾与大陆维系共同历史记忆的重要内容。但在2000年民进党主政后,台独分子图谋消解民众的国父认同,关于国父地位问题爆发激烈争议,显现台独势力希望借助于解构民众的历史记忆来实施去中国化的目的。台湾的国父争议问题,反映出现实政治权争对历史记忆的复杂影响。     

试析“专制政治”观念在民国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生成与传播

"专制政治"是民国时期知识精英认识和分析中国古代政治的重要概念,是历史研究中重要的理论分析视角,也是历史教科书书写中公认的权威知识。民国时期该观念通过小学历史教科书广泛传播,逐渐从精英群体延伸到普通大众,遂成为普通大众认知、分析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视角和不证自明的知识预设。这种诠释不仅深深影响了民国民众对中国历史传统的建构与认知,也影响了时下国人对中国历史的正确评价。     

洪武初年东北亚国际格局的变迁与明代的对策

就传统儒学的国家观念来说,最理想的模式莫过于“王朝与藩国”的政治体系。但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关系上,王朝与诸藩国的远近亲疏并不完全一致。元明之际,对于新建的明朝来说,除了要合理地继承并发扬历史上固有的“王朝与藩国”的体系外,还要处理好因取代元朝而出现的国际格局变迁的再调整,使之更加有利于明初的国家安全。在明初的国际格局诸因素中,东北亚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和政治因素,而对明初的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制定,均起着独特的作用。 明初东北亚国际格局的结构分析 　　在传统的宗藩体系中,以中国为宗主、朝鲜和日本为…     

建国十七年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以《中国文学》(英文版)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选取为例

国家形象的塑造,是对人们认识和评价一个国家及其民众的正面预设的塑造.作为国家政治代表的政府理念、行为以及各种机构团体、社会民众在国家形象的塑造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国家的历史、文化、自然和社会环境等同样具有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重视以文化传播的方式对外塑造与传播国家形象,特别是以英文版《中国文学》为媒介对外翻译介绍中国文学精品,传播中国文化,以展示崭新的国家形象.文章着重分析建国十七年《中国文学》(英文版)对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作品的选取,以及所展示之形象与时代精神,从而展示建国十七年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     

历史的真实还是历史的歪曲?——評刘节先生的所謂“真正把握住历史事实的总和及精义”

刘节先生《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載《学术研究》一九六三年第二期)一文,看来并非真正考虑怎样为无产阶級“当前政治服务”的,它的“精义”在于要同历史唯物主义爭历史的“其实”或“真相”。該文着重說:     

恢复叙事之争：解读《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是杜赞奇先生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在书中，杜赞奇力图解构“线性史观”中民族国家的叙事垄断，并通过撰写“复线历史”来拯救民族国家之外失语的“他者”。在他看来，“拯救历史”的尝试并非要还原历史之真，而是要为人们呈现一个更加丰富、多元化的历史，其意义在于提供一种解读历史的新的方法论。     

史学批评不可能没有"前提假设"

最近，罗厚立（即罗志田）先生在“世纪中国”网站的《世纪周刊》“世纪评论”专栏中发表了《打倒与建立：也说学术打假》一文。文章从近代中国学术史的经验出发，并征引诸如王国维、胡适、陈寅恪、姚名达等著名学者的有关言论，同时结合社会政治领域中”破坏”与”建设”的历史经验，阐述了学术发展史上的一大重要问题：“打倒与建立”或者说“破与立”“破坏”与“建设”的关系。其中一些似是而非的论点，已经引起了学术批评界有关学人的注意，并撰文与其商榷。 罗先生文章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是有关批评者未曾注意的，即学术批评需不…     

晚清中英关于子口税财政归属问题的纠纷

为扩大对华贸易,扫除内地税障碍,英国通过<天津条约>在中国确立了子口税制度.条约规定子口税归属中央财政,致使地方政府的厘金税收受到了损害.引发了子口税与地方财政之间的矛盾,进而对英国在华贸易造成了影响,又引发了中英双方关于子口税财政归属问题的矛盾纠纷.这一问题充分体现了英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强权行为,清政府一再拒绝英国将子口税完全归属地方财政,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的主权,但由于财政税收体制上的混乱也阻碍了国内外贸易的发展.     

国家观视角下中国财政预算的历史演进

公共预算处于国家政治过程中的核心地带。中国传统国家观在论证天下是君主私产的同时,也使税收沦为统治者聚敛财富的工具。通过财政预算的控制来约束政府权力,以议会对预算的决定权来制约行政机关对预算的创制权,是近代财政思想家对于政治生活的设计所做出的理论贡献。现代国家观视角下的公共预算,还应表现在对国家能力的提升,实现其在约束政府权力与提升国家能力之间的合理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