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的画像与不变的“方城”——从《贵妇画像》和《喜福会》中的众生相谈起

本文就《贵妇画像》和《喜福会》这两部作品中的人物刻画描写。并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了反思,既然同是反映不同文化融合这一主题的作品,人物表现为什么如此之大？追根寻源,经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经济落后,文化融合难以进行,经济强大蓬勃,文化融合亦在其中了。     

“趣味”与“利害”——夏夫兹伯里美学思想新析

17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夏夫兹伯里一生著作颇丰,其中诸多概念对后世美学影响深远,如“内在感官”“趣味”以及“无利害性”等等。当我们返回夏夫兹伯里的原作时,恰恰能够重新审视和发掘这些美学史上的重要术语形成之初的状态和其含义,这有助于我们从德国古典美学尤其是康德的视角中解放出来,进而发掘近代美学中一些新的内容。     

曹雪芹高祖曹振彦旗籍新考——从新发现的满文材料谈起

由于新、老满文在入关前的过渡期并未能十分规范,以致汉人姓名的满文书写体在回译成汉字时,往往出现人同名异的状况。经爬梳并比对庞杂的满汉文献后,筛找出一些先前遭学界忽略的曹雪芹高祖曹振彦(被译作"曹谨言"、"曹金颜"、"邵振筵"、"邵祯言")的新资料,发现曹家在崇德朝虽隶属多尔衮所主的镶白旗,但一直是该旗宗室阿济格王府下的汉姓包衣,此一新发现恐将松解曹雪芹祖籍在丰润一说的主要证据。     

开拓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新局——从整理“文话”谈起

中华文化垂五千年,其文学作品可谓洋洋大观;■世所罕有,文学理论往往伴随着文学创作而产生,自从魏晋南北朝,用“文”“笔”两分法,将作品加以概括后,则“文”即韵文,“笔”即散文,介乎韵散之间的曰“骈文”。于是韵文、散文,骈文构成了中国文学体裁分类的三种基型,历千百年不稍变。 从事文学理论的学者,就沿着这三种基型分道扬镳,于是在韵文理论方面,继钟嵘《诗品》之后而有诗话、词话;在散文理论方面,继刘勰《文心雕龙》之后而有文话,在骈文理论方面,继萧统《昭明文选》之后而有评点、选本和四六话;研究辞赋理论的有赋话;小说、戏曲是后起的异军,从事评论的又有小说     

立法期待的隐忧——“小悦悦事件”与搀欹跌倒老人被“讹诈”分析

“小悦悦事件”促使国人重新审视“搀扶跌倒老人被‘讹诈’”的社会后果。路人的见死不救行为普遍存在,但惩罚见死不救将造成自发的救助行为的过度供给。偏离最佳供需均衡点。仅凭借奖金激励,无法增加见义勇为的数量,重奖见义勇为还将引发道德风险,但适度高于救助者损失的奖金,可以实现财富再分配。动用刑罚惩罚讹诈者会造成激励不相容,而讹诈者的年龄和身体健康状况,决定了对其行政处罚并不可取,遏制讹诈的可行措施是,让讹诈者赔偿救助者因讹诈受到的损失。将‘逃逸’作为对肇事者惩罚的加重情节,可以抑制肇事逃逸。在事实不明的情况下,“好人”免责立法不具备适用条件。狂热的立法期待,使得“愤怒”与“狂欢”思维代替了论证和分析。     

个人利益的实现方式——从“囚徒困境”谈起

探讨个人利益的实现方式对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关重要."囚徒困境"告诉人们,要摆脱其困境就应当以辩证的态度对待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合理地实现个人利益,最终达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和谐统一.个人利益的实现方式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实现个人利益;兼顾他人利益,实现个人利益;完善和发展社会利益,实现个人利益;遵守规章制度,实现个人利益.     

说“军吏”——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

“军吏”涵义在先秦时指军队中除士兵之外的各级军官,战国时期层级有所下移,指将军以下的中下级军官。汉代以校尉为将军与军吏的分界线,此外幕府中的各色吏员亦属“军吏”范畴。魏晋南北朝沿袭汉制,也以将领所辖中下级军官和军府属吏为“军吏”,不过,“军吏”与将军并非截然划分,而具有一定的相对性。由于“军吏”范围宽泛,其上下层之地位亦相去悬远。吴简中的“军吏”属于军中下层吏员。他们与其他“吏民”一样被编入基层户籍,在经济上与其他编户齐民一样都有“名田”的权利和赋徭的义务,在政治上同样都有赐爵的权利。“军吏”在吴简中的六种“吏民”中,其待遇、地位等同或略高于普通农民和“卒”,而低于“士”、“复民”和“吏”。吴简中的“军吏”与刘宋时期始兴郡“大田武吏”无必然联系,后者是地方武装性质的“兵”而非“吏”。     

一场欢喜忽悲辛——从“尤娘事件”中见凤姐性格的悲剧色彩

王熙凤是《红楼梦》里塑造的一个令人难忘的不朽的艺术形象.她那以“万绿丛中一点红”的英姿,所显示出的“洒爽风流、典则俊雅”的美丽与“裙衩一二可齐家”“男人万人不及一”的才华,以及她愈奋力抗急愈难以摆脱的悲剧命运,都是十分引人入胜的.“凡鸟偏从未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曹雪芹的这段叛词一开始就预示了凤姐未来之不幸,而其中一个“哭”字,则更为凤姐命运蒙上了一层浓重的悲剧色调.凤姐身为贾府的管家少奶奶,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个地位不能不使她陷入那长辈、平辈、小辈、本家、亲戚和男女奴仆之间的种种纠葛、层层矛盾冲突的旋涡中心,若不具备独到的心计权术机变,一个孙媳妇辈的年轻女子,随时都会被吞噬、被卷没而粉身碎骨.面对这一切,凤姐这位目光四射、手腕灵活的少妇,竟能见风驶船、多方应付,处处闪现她的才智的锋芒.然而,尽管如此,她仍避免不了“冰山之雌凤”终无立锥之地的惨运.她原该有更好一些的命运,而在特定的关系制约下,终于不可能有更好的命运.尤其是在“尤二姐事件”中,作者极生动地刻画出这个聪明、漂亮、能干的“凤辣子”赋予她以吸引读者的极大魔力,同时也渗透着凤姐性格中深隐着的悲剧色彩.有人说凤姐爱笑,我觉得这只是看在现象的表面,若透     

“原作”还是“译作”——从署名柳存仁的一篇文章谈起

本文首先求证了秦贤次编《梁遇春散文集》中的一篇附录文章并非为柳存仁所创作,而应为温源宁所写一篇英文作品的译作,从而辨正了一部具有重要学术研究价值的现代文学史料中的舛误,然后作者特别强调指出,文集编选者在选录文章时应特别注意在考辨方面做足功夫,以确保所选资料的真实可靠,有利于相关研究的顺利进行。     

走向诠释的社会学理论——从“地方性知识”谈起

《地方知识》一书表明了克利福德·格尔茨对传统社会学所追求的那种"无所不包"的普遍理论的拒绝,有关"理解的理解"这么一种带有诠释意味的研究方式进入了社会学视野。自笛卡尔以降,主客二分的叙事模式已然成了社会学研究的主流甚至是唯一的立场。尽管传统社会学理论历经几次变革,但其理论在面对日益多样化的现代社会时仍然显得力所不逮。面对这一困境,存在论立场的诠释学能够给予社会学研究以启发。同样,向着诠释学转向的社会学研究或许可以开放出一条探寻社会意义的新的、多样化的道路。     

“■道”辨——从南朝梁吴承伯起义谈起

在中国历史上,把受宗教迷信影响的起事和暴动,往往称之为“妖贼”、“妖人”或“妖道”,这类事件不绝于书,吴承伯起义只是其中影响很小的一次,但它却被误认为受火祆教影响的一次起义。本文考察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与吴承伯起义相仿的几次暴动,以及火祆教来华的流播状况,认为吴承伯所挟之“道”,不能当作“祆道”,即波斯火教解,而应通“妖”,作“妖道”解;并认为吴承伯起义受到民间道教的影响     

论资本主义系统世界对公共领域的入侵及其后果——从美国“棱镜门”事件谈起

公共领域是作为私人的公众借助于公共媒体公开自由地表达自己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意见和建议的言说平台.作为私人的公众和言论自由是哈贝马斯理想公共领域形成的基本条件.资本主义权力系统和资本系统对现代公共领域的入侵使其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封建化”危机,并造成其公共性“褪色”的困境.此次“棱镜门”事件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权力系统对公众自由表达权利的戕害,不仅暴露了其所谓“言论自由”的非自由本质,而且破坏了西方公共领域“话语民主”的一贯传统.公共领域也由此从理性批判、公开辩论的空间蜕变为一个利益争夺的场所或公众表达个人私密情感和“交换彼此品味与爱好”的私人“会馆”.     

“后革命氛围”下的“全球化”理论批判——从德里达谈起

本文依据福柯的话语权力生成理论 ,较全面评析阿里夫·德里克对“全球化”进程的解读。在此基础上 ,作者指出 :(1 )发展主义是全球化理论的基础和前提 ;(2 )“全球化”是建立在欧美中心基础上的一种乌托邦主义 ;(3 )“全球化”是以牺牲弱小民民族利益为代价的 ,存在求证存在是一种主动迎接挑战的积极姿态。     

如何看待市场行为主体的人性——从“斯密问题”谈起

通过对何为"斯密问题"以及"斯密问题"何以产生原因的分析,可以认为市场主体既不是"经济人",也不是"道德人",而是平等自由的现实的人.     

中共党史研究应如何规范——从“张冠毛戴”谈起

史学首先是史料学。中共党史作为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学科,更需要史料的准确、可靠。但目前党史研究中,有不少研究者不认真阅读资料,闹出了许多张冠李戴的笑话。这种现象警示我们,党史研究需要:(1)严谨踏实,认真阅读资料;(2)尊重史料,不割裂史料,更不能故意歪曲史料;(3)实事求是,诚实注释;(4)正确解读、应用资料。只有这样,党史才能成为信史,党史研究才会有真正的繁荣。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政府治理——从“维稳”到“维权”

基于网络群体性事件可能失范而导致社会混乱,当前政府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治理通常采取维稳模式,结果常常陷入危机应对的窘境中。在转型期间的中国,唯有树立维护权利才能维持稳定的理念,认真对待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权利诉求、界定权利的边界并建立满足其诉求的稳定机制,达成维稳到维权的观念转变,才能真正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促使网络群体性事件成为互联网的正常生态。     

一个史学概念的新见——为“乡土小说”正名

从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政府对爱尔兰的土地、宗教以及政治统治政策做出了一些有益的改革,提出了"废除国教法案"土地法案"以及"大学教育法案",促成了第三个"自治法案"的通过,为20世纪20年代实施爱尔兰南部自治提供了蓝本.     

“走出疑古”的困惑——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误谈起

当下古史年代学研究可行的路径,仍应是在古文献“文本”的基础上多方联络和考证,力求将已有的年代系统调整到能够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水平上。夏商周断代工程不由此途,而将主要精力放到非文字史料的调查和取证上,所得结果大都不可据。工程所提倡的多学科方法带有泛科学化的倾向,由此导致年代学论证上的一系列失误。这些失误表明,作为工程的指导理念,“走出疑古时代”的主张以及“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提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妥当的。     

论沉默权在中国之确立——从一起“口供定罪”谈起

沉默权是当今理论上正热烈探讨的一个问题,对于在我国应否建立沉默权制度,学者们都有不同的看法。本文试图通过对沉默权含义的阐释、沉默权与零口供规则之本质区别以及在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的诉讼价值和笔者对于我国制定沉默权制度的几点思考,来谈谈在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