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牟子精神并创议两广共建“珠江-西江佛禅民俗文化带”

基于梧州“岭南古代佛城”的文化定位和弘扬“牟子精神”,创议两广共建“珠江—西江佛禅民俗文化带”。“珠江—西江经济带”的佛禅及民俗文化资源相通的特色突出明显,以构建文化带的方式串接起来,可以促进珠江—西江水系地区及辐射地区,乃至海内外的佛禅及民俗文化的交流合作,并从文化和民间友好交流上对接与促进“珠江—西江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谢朓山水景物诗的美学特征和艺术匠心

谢緿的山水景物诗,以写真的风格、生动的气韵和优美的意境“清发”于六朝文坛;以突出的美学建构和艺术匠心创作了纯熟的充满艺术情思的诗篇,卓然于中国山水景物诗之林,开唐代诗风之先。     

“珠江-西江佛禅民俗文化带”的建构与开发

建构“珠江—西江佛禅民俗文化带”,应将苍梧的牟子“佛”文化,与肇庆、云浮甚或北江韶关的六祖“禅”贯通,并将西江流域的龙母、三界神、北帝、洪圣等水文化和民俗文化进行对接。因此,要开发“珠江—西江佛禅民俗文化带”,必须以禅学和龙母信仰以及其他民俗文化为切入点,重新审视珠江—西江佛禅民俗文化,合理利用和整合佛禅民俗文化资源。     

谢脁山水景物诗的美学特征和艺术匠心

谢脁的山水景物诗，以写真的风格、生动的气韵和优美的意境“清发”于六朝文坛；以突出的美学建构和艺术匠心创作了纯熟的充满艺术情思的诗篇，卓然于中国山水景物诗之林，开唐代诗风之先。     

论儒学体系中的“乐”范畴

论儒学体系中的“乐”范畴李春青中国古代知识阶层极为重视对个体精神境界的建构。中国古代主流文化中有相当部分可以称为“境界文化”。概而言之，道家的境界是“虚”与“静”，佛禅的境界是“空”而“寂”，儒家的境界是‘“诚”与“乐”。在这里我们只来梳理一下儒家思...     

金诗中的佛禅意蕴

作为佛家修证、觉悟门径的禅定和体现禅宗理论、实践的禅法对金诗创作产生了显著影响。金诗中的佛禅意蕴突出地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用诗作体悟、宣达对佛禅思想的理解,反映了当时儒者、士大夫把握佛禅哲学意识的水平;援借、化用来自佛禅典籍的事、语,丰富了作品的底蕴,深化了对玄道妙谛的感悟;通过对禅修生活、环境和高僧禅师形象以及相关的山水物态的摹写刻画,传递出主体从方外人生中获得与佛禅相投契的乐趣,展示了文人精神生活的一个特定的侧面。     

从柳宗元、欧阳修的山水游记看其审美趣味的差异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共二十余篇,欧阳修共十余篇。这些作品堪称中国山水文学的两个里程碑,其共同特点和继承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也为研究者所公认,似乎都是描写游山玩水的乐趣,抒发对自然美景的眷恋之情。但细比较起来,两者艺术上却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又充分体现了柳、欧二人审美趣味的不同,而此重要课题反长时被忽略。本文拟从三个方面略加论述,以就方家。 首先,造景的“小”与“大”,说明柳、欧审美趣味有崇 “优”与尚“壮”之分。同是写山水之乐,但柳、欧选取的欢乐对象颇不相同。柳宗元选取的景物尽管千姿百态,千差万别,却拥有一个共同特点:小巧、清幽;而欧阳修所选取的却多是“广大之景”。在柳氏笔下,这些不大的景物同时处在一个寂廖的小范围之     

王维山水田园诗源于禅宗吗?

在以往的研究中,不少学者、专家认为,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创作于他的晚年厌倦了官场政治生活消极遁世隐居之时,因而将这类诗与佛禅紧密联系起来。说这些诗宣扬隐士生活和佛教禅宗;更有甚者,一厢情愿地把禅宗理论与王维的山水田园诗进行“对号入座”式分析评论。这些说法。高校有关教材甚至新近发行的《唐诗鉴赏词典》都予以沿袭,其影响之广泛值得我们给予足够的重视。其实,王维的大多数山水田园诗集中创作于他的青中年早期(三十岁前后),诗所反映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总体倾向及其主要受什么影响的问题很有必要重新研究。     

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建构性力量,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性视野、进步史观、主体观等方面高度契合,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提供了思维通道。提出“两个结合”,强调“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色,是党的理论创新的原创性贡献。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是广义的历史、文化与文明观的解放,其意义在于：建立自塑的历史、文化与文明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性、结构性、建构性元素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塑造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一步树立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文明自信,确立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主体性;再次确立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世界地位。     

汉语言的法文化透视——以成语与熟语为中心

汉语成语和熟语浓缩了大量文化信息 ,在于其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对成语与熟语进行文化分析 ,有助于把握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质及理解当今的法律文化传统。如“诛故贳误” ,强调有心与无意 ,反映了中国人对待故意和过失的态度 ,是为动机论 ;“罪大恶极” ,强调罪中之恶、罪中之过 ,反映了中国人习惯于道德评价的倾向 ,是为过恶论 ;“报仇雪恨 (冤、耻 )” ,强调仇之中的恨、冤、耻等心理感受 ,反映了中国人的报复心理 ,是为报应论 ;“悔 (改 )过自新” ,强调自悔、自改 ,反映了中国人对于过错纠正的自力主义 ,是为自新论 ;“债多不愁” ,强调信用的根本缺乏 ,反映了中国人对待债的根本态度 ,是为“信用论” ;“求亲告友” ,强调人际关系的范围 ,反映中国人解决困难时的心理指向 ,是为人际资源论。它们都集中反映了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和文化特征     

论柳宗元在对山水的审美感悟与艺术表达中的自叙性

柳宗元在谪贬永州以后,常“闷即出游”,“无远不至”,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文,他藉此将自己的骚怨情感和对生命的悲剧感悟,融合到了对南楚山水景物的审美与描写之中,在“自我”情感的支配和影响之下,使其笔下的山水风物,流露出一种浓郁的主体自叙性色彩。     

析王维山水诗中的取景艺术

“诗中有画”这是北宋苏轼对盛唐诗人王维诗歌艺术特色的总结和概括。王维究竟用什么手法写成“诗中有画”的效果,笔者试式王维山水田园诗里,运用光线、取景范围的变化和构图的精巧与趣味性这三个方面来探讨诗人的取景艺术。运用光线光线是表现物体立体感、空间感和色彩美所必须具备的重要条件。在光线照射上,景物     

山水精神与“游子文学”

历来的中国知识分子较西方的知识分子更重山水精神。这与中国文化传统中把山水作为人格修养或寓心明道的象征有关。孔夫子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说影响甚远;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观念,以生命自由与自然的和谐为美的人生也是许多人的精神寓所,特别是文学艺术家们。而作为游子,飘泊异域,羁旅于山长水阔间,对山水精神的体悟自然更逼近生存本质。游子文学中的山水精神表现,应是重要的文学现象,故有探究之必要。中国文学向有寄情山水的传统,东鲁春风、南华秋水以降,至唐人元结而柳宗元,山水文章渐臻成熟。柳宗元…     

从《山居赋》看佛教对谢客山水诗的影响

谢灵运的山水诗分为出任永嘉郡守期间和隐居始宁期间两个不同的时期,对这两个时期的山水诗不能笼统看待。出任永嘉郡守期间,由于谢灵运对政治颇感兴趣,以宣泄政治郁闷为创作动机,因此此期的山水诗多表现出与东晋玄言诗相近似的山水加玄言的一般特征。隐居始宁期间则不同,从作于此期的《山居赋》及自注看,佛教信仰已在谢灵运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他思想中已形成了颇具佛教特色的观物态度和文体观念。受佛教观物态度的影响,此期的山水诗多注重对景物所蕴含的以佛教为主之灵趣的感悟,很少以至不再出现玄理之句;受佛教经典诗文互通的文体观念的影响,此期的山水诗多以赋体为之,为千变万化的山水景物觅得了新的描写手法,并为元嘉诗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当然,用“寓目辄书”的赋体手法描写景物,也导致了谢灵运山水诗的“繁芜之累”。     

“两个结合”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论断,也是这一思想继续发展创新的方法论基础。“两个结合”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双向互动”“两元一体”,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汇聚中华文明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两个结合”注重“内外融通”,坚持和优化中国特色,强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自我主张”,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向世界展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崭新形象。坚持“两个结合”,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叙事,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也是解答时代之问的行动指南。     

日月之光:孔子儒学

儒学是我们的母体文化,与我们每人筋骨相连;现在强调传承儒学精华,是时代的召唤、社会的需要、民众的期盼;儒学以“以仁为本、以礼为序、以中为度、以和为贵”为核心价值观;并追寻“以乐为美”的“乐道”人生观;儒学铸造了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的特性,形成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特色文化;儒学在新时期必须溶入现代,创建具有中国精神与民族灵魂为特征的现代儒学;并要努力构建“民众儒学”、“实践儒学”,使其通俗化、鲜活化,与孔子进行心灵交流,净化灵魂.     

特色文化城市与中国城市化的战略转型

特色文化城市是文化城市的一个基本类型,也是我国当下文化城市建设的重点形态.在“特色文化城市研究”的框架和视域下,把原本主要属于城市规划学的“城市特色”和属于城市文化学的“文化城市”结合起来,一方面,对“城市特色”和“城市文化功能”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主要矛盾与关键问题,另一方面,城市特色重建是修复中国城市文化功能的重要抓手,而城市文化功能的健康成长则有助于从根本上推动中国城市发展方式转型,以城市文化功能修复和城市特色重建为现实切入点,还有助于探索和发现一条真正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型城市化新路.     

佛禅与刘禹锡的人情诗性

刘禹锡以“诗豪”见著唐代后期诗坛 ,① 纵观其人情诗性的发展生成 ,佛禅的影响既厚且大。从前期唐诗的“士宦禅隐”到后期唐诗的“贬官禅悦” ,刘禹锡是后者的典型代表 ,皆因其对佛禅命意深切独特的颖悟与理解 ;世界呈示的“恒在性” ,使诗人悟到“悟不因人 ,在心而已” ,佛禅之于时空的超越 ,旨在见性归心 ,有此依傍 ,诗人笔下的物事就获得永恒的生命力 ;透辟的佛理加上对现实清醒的认识 ,使刘诗渐渐起了议论因素 ,这是一个不可小视的变化 ,“似议非议 ,有论无论” ,唐诗发展到刘禹锡时代显露出唐、宋诗缓慢过渡的种种征兆     

山水与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蕴涵沉积于山水之中,由山水为载体而引发的文化现象比比皆是,构成了一道道亮丽的文化景观。中国文化具有某种程度的内向封闭性,强调群体观念、向心观念和中庸观念,都与人们在长期实践中与山水形成各种对象关系密切关联,凝聚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的智慧、力量和情感。     

佛禅事典与苏轼诗

宋代佛教发展的总体走向是世俗化与大众化,文学化亦即诗化为重要实现路径;文士热衷习佛参禅且以才学为诗,苏轼可谓杰出代表。苏轼的才力提升与学识积累,颇得佛禅之助益;苏诗多摄化佛禅事典而为作,改变了言志缘情、描摹山水的诗歌传统,拓展了诗歌创作新境域,是为宗教助推文学新变、文学助推宗教传播的典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