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一称语源及含义述评——兼论“吐蕃”源于古突厥语说

“吐蕃”,是唐代中原人对当时在青藏高原上建立的古代藏族政权(即通常所说的“吐蕃王朝”)及其属地、属民的称谓。在初唐的汉文史料中,“吐蕃”有时亦作“土蕃”。对“吐蕃”这一名号的语源及其最初的含义,学术界已经进行了多次探讨,提出了不少宝贵的见解。本文拟借助前人的研究成果及有关史料,对关于这个问题的几种有代     

“霍尔”语源浅议

本文运用语言比较的方法 ,对“霍尔”一词的含义进行了分析 ,认为“霍尔”是指现在的维吾尔族的先民     

“吐蕃”考

一、问题的提出 “吐蕃”是唐朝时期汉文史志中对藏族的称谓。至今国外仍沿用“吐蕃”一词的译音tibet。关于“吐蕃”一词是怎么来的?有人说可能来源于藏语,有人说来源于汉语,有人说来源于突厥语。已故学者牙含章先生说:“唐朝人在‘蕃’字前为什么又加了一个‘吐’字,到现在还弄不清楚。因为从藏文的古今史书中,查不出在‘蕃’字前加‘吐’音的任何     

“干栏”语源小考

“干栏”系侗台语民族传统楼居建筑,汉名“干栏”一词最早出现于西晋张华《博物志》,该书指出西南地区僚人“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从侗台语族的台、侗水、黎、仡央４个语支语言材料比较看,“干栏”一名应系译自原始侗台语*Ｇｒ［］ｎ“房子”（干栏房）一词,是个音译词,最早译自僚人语言“仡央语支”,后来用以泛称这种楼居建筑。     

“夜郎”语源新探

“夜郎”语源新探覃晓航（中央民族大学三系）“夜郎”之名，众人皆知。汉武帝时曾遣使至夜郎，夜郎王问汉使“汉孰与我大？”于是，便铸成了“夜郎自大”的成语。随着此成语的广泛流行，“夜郎”之名遂遐尔闻名。然而，却极少有人知晓“夜郎”一词所负载的语义，因为历代...     

“吐蕃乐舞”:吐蕃文化的代表性符号

形成于吐蕃时期的吐蕃文化,在藏族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吐蕃文化不仅开启了藏文化的历史先河,而且对整个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而作为吐蕃文化的重要组成——吐蕃乐舞,以英集歌、舞、乐及杂艺百技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表现方式,不仅成为承载和表现吐蕃文化的重要载体,更为重要的是,吐蕃乐舞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和艺术风格,已成为吐蕃文化的代表性符号.本文就吐蕃文化的概念及意义;吐蕃文化与吐蕃乐舞的关系;吐蕃时期乐舞艺术的发展及艺术特色;作为吐蕃文化的代表性符号等四个方面展开探讨,以阐明吐蕃乐舞在吐蕃文化中的重要意义与艺术价值.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行人”、“行人部落”

吐蕃统治时期在敦煌设置了主要由落蕃唐人组成的行人部落和丝绵部落,吐蕃文分别写作Rgodkyi sde和Dar pavi sde,二者由驻扎于河西地区的吐蕃中翼擘三(Phyug tsams)千户管辖,也被统称为擘三部落。行人即军士,行人部落系军事部落,主要负责军事行动,规模较大,有上、下二部落。丝绵部落则主要负责农桑生产。公元820年在敦煌成立了阿骨萨(Rgodsar)和悉董萨(Stongsar)两个独立军事部落,取代了行人、丝绵部落。之后又成立了另一个独立军事部落悉宁宗(Snying tshom)部落,这三个部落也总称为行人三部落。     

“吐蕃别馆”正名考

学界目前对唐蕃古道上的重要馆驿“吐蕃别馆”之地理位置基本确定,但对其确切名称尚未深入探究。通过对比解读吕温不同版本出使吐蕃期间的诗文,辨析唐蕃古道赤岭西南道诸驿词汇之特点、考察唐使入蕃事件中关于“列驿”之记载,以及探讨吕温诗作之内在思理等,可以确定“吐蕃别馆”本名为“吐蕃列馆”,即唐蕃古道之“列驿”,而吕温诗文中的“吐蕃别馆”实为“吐蕃列馆”之讹误。     

“吐蕃三律”试析

“吐蕃三律”系指选自《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71号、P·T·1073号和 P·T·1075号三份重要的吐蕃时期的律例文献.其名称分别是:《狩猎伤人赔偿律》(简称《狩猎法》)、《盗窃追赔律》和《纵犬伤人赔偿律》。 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资料佚失,加之语言文字方面的隔阂,使得我们长期以来,对藏族地方法制史的研究难以深入。吐蕃三律的发现,可以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份非常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关于吐蕃史研究中几个“定论”的质疑

在古代藏族史的研究中,吐蕃史的研究占有极其重要的一页。诸前辈学者,在其研究工作中以丰富的知识,精湛的研究,提出了很多有益的见解,使后进者受益良多。限于史料及其它原因,也有若干问题包括一些“定论”确有待商榷之处,一些“成说”有探寻其根源、考证其讹误之必需。本文冒昧提出一些质疑,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误引考证

民族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的基础性概念,经典作家对民族主义的论述并不鲜见。但是,在国内研究民族主义的专著或论文中,某些作者习惯直接或间接引用——“民族主义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是一种对自己民族的偏爱。民族主义可以分为进步与反动两种类型,但从本质上讲,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民族观的核心,因而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逐步消亡。”把这一段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同论述或观点。根据这些作者提供的出处经核查和佐证证明为误引,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应提倡科学严谨的学风,阅读原文是最起码的要求。     

“朵甘思”考略

“朵甘思”一词首见于《元史》,其《地理志》载有“土番朵甘思”,“朵甘思”等地名;《百官志》有“朵甘思招讨使”,“朵甘思田地里管军民都元帅府”等职官。究其词,显然是来自藏语中的“多康”(mdo khams)这一地名。因蒙人读藏文发音常将词中的前、后音明显读出,故mdo khams被元人译作“朵甘思”。明代时遵西番馆译语,依照藏语习惯发音译出,故不再有后音“思”,写作“朵甘”(即“多康”)。但     

西藏西部新发现《吐蕃铁券文书》之“结辛”(■)家族考略

有关吐蕃历史方面的史料,主要有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吐蕃石刻碑文、简牍以及后期的历史典籍等,鲜有其他。近来西藏西部阿里一带发现民间传抄之《吐蕃铁券文书》一份,内容涉及吐蕃赞普赤松德赞为其家臣结辛·赤旺觉布支拉珂家族授予的敕文,以及该敕文后期在其家族的传承情况。敕文虽提及吐蕃赞普达日聂斯、囊日松赞、松赞干布及赤松德赞时期,该家族的历史人物及其相关事迹,然此等事件未见于其他史料,不便随意揣测。     

佛、苯斗争和吐蕃王朝的终结

宗教的祟拜可以强化君主的权力,古老的禁忌可以演化神圣的法律,狂热的情感可以点燃厮杀的战火。文化的碰撞往往会引发权力之争,权力之争往往借助于文化碰撞。文化较量可以诞生光明,可权力较量往往回到黑暗。吐蕃王朝苯、佛文化碰撞的结果也是政治斗争的终结,同样也是一曲布达拉文化的悲歌。     

近代中英关于西藏“宗主权”的交涉

20世纪初,英国以仅承认名义上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和事实上视西藏为“独立国”作为策动西藏独立的策略,持续近50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主权.清朝、中华民国历届中央政府始终坚决反对英国的“宗主权”谬论.中荚交涉西藏“宗主权”的实质是维护中国主权与制造独立的斗争.     

关于达赖喇嘛的封号、地位、职权等的考证

西藏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十三世纪起,西藏地区,一直受中央政权的管辖。它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以至达赖喇嘛的封号、地位和职权,都是由历代朝廷所陆续规定的。这是世界公认的事实。本文仅就有关达赖喇嘛的封号、地位和职权等的由来,提供一些资料。一、达赖喇嘛称号的由来达赖喇嘛的称号,不是自第一世达赖喇嘛开始,也不是藏族自己所定,而最初是由明代顺义王俺答汗(蒙族)赠予三世达赖喇嘛的。宗教源流考说:     

藏医脉诊“冲、甘、恰”实质的探讨

藏医脉诊中“冲、甘、恰”的来源是一个历史悬案。这个复合名词究竟是指医生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的古代名称,还是指脉诊中病人腕部动脉的3个诊脉部位,对此历代多有争论。从藏医古代经典《月王药诊》、《四部医典》开始就已存在“冲、甘、恰”与3个指头混称、定义含混的情况,这是后世争论的根源。在与中医脉诊的“寸、关、尺”的关系问题上学界的看法也有分歧。文章从医学发展史和文献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并从音韵学的角度进行剖析,认为藏医脉诊“冲、甘、恰”是中医脉诊“寸、关、尺”的转音,是指腕部诊脉的3个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