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高丽对宋的朝贡贸易

宋朝与高丽通交的时期堪称中朝两国历史上最为和睦的阶段。双方外交往来政治属性较弱,其中一个阶段基本上完全以经济、文化交流为主。高丽对宋频繁开展了朝贡贸易。丽宋朝贡贸易的航路和基本方式及交流的物种等,归纳了高丽共68次来宋朝朝贡的具体情况。     

贝加尔湖地区文化艺术与交流刍议

中俄双方有着广泛的互信和合作,在全球化的经济大潮中,作为世界政治经济的重要国家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中俄文化艺术的交流是两国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贝加尔湖地区与我国北方相邻,了解这一地区的文化艺术,加强交流与合作,有利于双方长久利益。     

中国东北文化与俄罗斯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历史上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的经济文化交流是广泛而深远的,当代中国及中国东北文化与俄罗斯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应当加强。对东北而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已迫在眉睫,加强与俄罗斯的经济、文化交流已得到中国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中俄两国东部边疆地带的文化交流对双方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交流与借鉴:宋与高丽枢密院之比较研究

唐末掌管皇命出纳、诏旨宣谕的枢密院,经过五代、宋的发展,成为掌管中国军政的最高机关。宋代枢密院的体制对邻邦高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高丽和中国宋代有着深厚的友谊,在文化和政治制度方面,高丽借鉴宋朝很多,其中,也借鉴和发展了宋代的枢密制度。但是,对于两国的枢密院目前尚缺有机结合的比较研究。因此从宋和高丽两国枢密院的设立目标、组织机构、职能等方面,来分析宋代对高丽产生的具体影响,对于深入研究中韩政治文化交流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金与高丽宗藩关系演变的历史学考察

中古时期东北亚的国际关系主要是通过朝贡体系确立宗藩关系.女真族建国前和金初依附于高丽,随着女真族的社会发展和势力扩张,特别是在伐辽灭北宋过程中,金丽之间的宗藩关系逐渐发生变化,二者的宗藩关系相持了一段时间.金灭辽和北宋奠定了中原统治地位,此后,金丽宗藩关系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金凭借其强大的实力,继承了辽与高丽的宗藩关系,高丽反向金称臣纳贡依附于金.金丽宗藩关系的变化,根本原因在于双方国力的消长.     

“异苔知己在，画里接芳邻”——朝鲜诗人李尚迪与晚清仪克中的交游

朝鲜诗人李尚迪与道光时期诗人仪克中相识于1831年,两人有相同的学门背景和志趣爱好,通过诗歌与书画交流,两人建立了深厚友情,为中朝两国的文人交流叙写了一段历史佳话.     

魏燕战争以后的北魏与高丽

北燕被北魏灭亡后,高丽接纳了原北燕国主,北魏太武帝朝与高丽的关系一度紧张。此后,双方的关系经历了25年的空白时期。直到文成帝朝,高丽才两番往北魏派遣贡使,但是双方关系依旧冷漠。从献文帝朝起,高丽向北魏遣使进贡的次数显著增多。献文帝当太上皇以后的延兴年间,北魏也对高丽做出积极的回报。由于频繁的使节交往,更因为北魏遵循不介入高丽与百济间矛盾的原则,双方关系的主流一直沿着缓和的轨道发展,这为后来孝文帝朝与高丽的关系进入友好期作了铺垫。不过,延兴末年北魏文明太后要求和亲,却被高丽拒绝,这说明双方关系仍需磨合。     

元代来华高丽僧人考述

本文对元代高丽国来华僧人的构成类别及其留居中国期间的活动经历作了详细的考察。指出元代是继隋唐之后朝鲜僧人进入中国的又一个高峰期。元朝与高丽两国间异常密切的宗藩关系和蒙元统治者对高丽僧人所提供的宗教服务的特殊需求,是导致大量高丽僧入华的原因所在。而元丽两国僧人能够频繁自由的交往,对元丽佛教文化交流的繁荣是至关重要的。     

论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文化交流

宋朝与高丽朝之间的海上航路,是中韩两国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发展,宋丽海上航线先后经过由山东半岛的登州(今山东蓬莱)至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航线变迁为宋明州(今浙江宁波)到高丽的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航线.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体现了两国物质贸易的繁盛,也承载着两国人文往来和精神文化的交流.     

城池修筑与宋辽外交

澶渊之盟中宋辽两国就边境城池的修筑达成了一些协议,但是由于辽统治者南下掠夺的本性不会改变,所以北宋时期,双方围绕北宋在河北和河东地区城池的修筑活动,进行了多次的交涉,从这些交涉中可以看出北宋在盟约问题上的灵活性。     

宋丽使节往来与文化交流

使节往来,是古代东亚国家之间外交关系的重要内容.进入宋代,宋朝和高丽朝廷更加重视所派使节的文学素养和品德情操,所以双方使节在圆满完成政治使命的同时,还以渊博的学识和独特的个人魅力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高丽使节还担负着考察和引进宋朝典章制度的任务,他们不仅留心宋朝的政治制度,而且还把大量典籍带回本国,从而促进了文化交流.另外,双方使节在公务之余还撰写了有关对方典章文物和风俗民情的著述,也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研究资料.     

试论13世纪后期忽必烈对丽、日政策及其反应

忽必烈对高丽、日本关系,一方面采取蒙古人传统的高压政策,另一方面也运用汉人儒家的天下秩序观来规范与上述二者的关系。日本却以维护它的国际地位,希望与元平起平坐;高丽则试图在二者之间扮演一种调节者的角色,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得也与元联合,对日与元统一行动。     

闽学与湖湘学

闽学与湖湘学都是二程洛学在南宋的流衍与发展。两个理学流派从各自初创时起 ,便有着极其密切而友好的学术关系 ,他们互相切磋 ,彼此诱发 ,推动各自的发展 ,也促进了南宋理学的繁荣。但到了朱子时代 ,两个学派关系之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讲友变成了论敌。尤其在张南轩过世以后 ,闽学以老大的姿态凌驾于湖湘学之上 ,遏制了湖湘学派的发展并相当程度地造成了中国学术发展的损失。     

社会、心理与传统的文化整合——论宋代理学与文学的联结基础

理学与文学各有自身的发展轨迹,但是,在理学发生的宋代,统治者以“崇文抑武”为国策,笼络知识分子,广开科举,大倡尊孔读经,使儒学复兴成为宋代文化繁荣的核心体现。作为宋学核心的理学,其基本精神自然渗透于包括文学在内的意识形态各个领域。而时代性的人文文化氛围和理性思辨精神对宋代文人心理的浸润,进而铸就宋代文学的根本的文化性格。同时,传统儒家思想的表达,无不借助于文学的形式,儒家是先秦诸子中与文学关系最为密切的,因此,作为新儒学形态的宋代理学,在表达方式上也难以割断与传统儒学的联系。     

宋代传统民俗文化中娱乐体育的商品化

宋时期城市的繁盛,素为研究者注目。从体育的角度去看,其体育的发达也堪称是中古代城市之冠。本文从商品经济与体育市场化的关系入手,展示了宋代市民体育娱乐活动的市场形态与商业化经营。体育娱乐市场的新兴在中国体育史上具有阶段性意义。     

宋代节日词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宋代节日词研究以《全宋词》中节日题材作品为对象,对宋代节日词的创作情况、文本特征和发展动态作出系统而深入地探讨,考察节日词的文学风貌和审美特质,揭示其中所蕴涵的两宋社会生活和文化形态等深层次意义。当前宋代节日词研究多停留于较为零散、感性的层面之上,亦或以民俗文化、都市文化的先验视角凌于对节日词作本身的探讨之上。有鉴于此,有必要在对现有成果进行梳理,以推动宋代节日词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     

以人为本与宋代法律思想的演变

作为宋代法律思想的基本理念,以人为本是贯穿有宋一代始终的生命线。随着宋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深刻变迁,宋代法律思想也与时俱进：从宋初的体恤民情、重视吏治,中经王安石变法开始利义均重、积极以法律来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到南宋时期既注重保护商人的合法利益又注意适应社会发展。宋代法律思想的演变对当前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与进行法治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南宋自然科学家社会地位的弱化及其独立人格的形成

南宋自然科学的整体发展水平高于北宋有多种原因,如南宋科学家的特殊现实生活条件、南宋皇权的没落及其科学家独立人格形成对南宋科学发展的影响等,特别是在外患内忧的历史时期,南宋科学家尝试用振兴科学的方式来挽救国家的危亡,这种努力的历史价值是应当肯定的.     

唐宋茶道大行之原因分析

唐宋茶道,萌芽于魏晋六朝,成于唐中叶,盛于宋代。在鉴茶、选水、赏器、取火、炙茶、碾末、烧水、煎茶、酌茶、品饮等方面,唐宋时期逐渐形成和建立了一系列的程序、礼法、规则。唐宋时期,茶道大行,究其原因,社会经济条件是其物质基础,茶之药用价值的进一步发现及养生理念促进了茶道嬗变,唐宋文人的品格特征引导茶道发展,饮食文化的贵族化特征使茶道趋于精致。在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的影响下,唐宋大行茶道的出现绝非历史的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