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族婚姻观念变化

文章从士庶之间严格的婚姻界限、新旧门户之间的婚姻关系和帝王婚姻关系等三个方面,探讨了魏晋时期随着士族经济和政治地位的迅速崛起而在婚姻观念方面发生的明显变化。     

唐太宗新旧思想观念的矛盾

近几年来,史学界对唐太宗的研究较前深入了一步。我们认为,在肯定唐太宗的进步作用时,还应分析唐太宗的思想特点。唐太宗所处的历史时代的基本特点是:旧的土族门阀制度已经崩溃,腐朽的士族势力不断衰落,庶族地主的势力不断增长,但士族的势力仍大于庶族的势力。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代,而又出身于关陇士族高门的唐太宗,其头脑中既有旧的门阀观念,又有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思想;而在主观上,他本人力图克服旧观念的束缚,按     

论韓柳哲学思想的斗爭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社会诸矛盾的斗争日趋激烈。除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这一主要矛盾之外,在统治阶级内部进一步展开了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其中李唐王室与藩镇割据势力的斗争,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焦点。围绕这一矛盾,展开了世族地主与庶族地主的斗争,庶族地主与宦官集团的斗争。世族地主从维护其政治经济特权出发,时而站在王室一边,时而与藩镇勾结。庶族地主集团为了争取政治上的出路和经济上的发展,主张削平藩镇,取消世族地主特权,加强王室权力。这样一些不同集团之间的斗争,到     

士族门阀政治与九品中正制

士族集团形成于东汉 ,并于东汉后期作为第三种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庶族阶层的代表曹操终其一生对士族豪强实行抑制与打击的政策 ,但迫于形势 ,又不得不同时实行拉拢政策。正是由于曹氏集团对士族集团的拉拢与妥协 ,九品中正制得以创设 ,从而 ,为士族门阀制度的确立铺平了道路。     

从“东床快婿”探析门第婚姻背后的政治原因

"东床快婿"指东晋成帝时期郗鉴为女择王导从子王羲之为婿的故事。东晋门阀政治背景下,郗鉴与王导联姻的原因很多。首先,郗王同属于北方南下世家大族,郗鉴曾拒绝与同乡庶族交友,更不会与庶族结亲。王导曾求与南方吴郡士族联姻被拒。在此背景下,郗王结亲属于北方南下世家大族的强强联合。其次,王敦再叛,郗鉴率流民群南下,与明帝密谋平定了王敦之乱,随后晋升朝廷要位,与王导关系缓和,郗氏与王氏联姻有了可能。再次,成帝冲幼,王导、郗鉴等七人受明帝遗诏辅政治,除郗鉴外,王导与其他五人关系紧张。最后,成帝时期,庾氏坐大,庾、王矛盾激化,庾亮、陶侃想要废黜王导,郗鉴从中阻拦,此时郗王结亲有利于平衡东晋政局。门第婚姻对门阀士族的发展具有双重影响,既维系了门阀士族阶层的稳定,又因其排外性削弱了这个阶层的力量。     

《颜氏家训》中南北朝士族风俗文化现象探析

《颜氏家训》一书记载了大量萧梁、北齐时期士族阶层的风俗事象,其风俗演变的特征有着显著的南北差异:南方士风呈现女性化、病态化,弥漫着阴柔、迂诞浮华之风;北方则尚武之风盛行,士风雄健豪放。中原士族部分地接受了鲜卑族的文化及习俗,鲜卑化倾向已成为中原风俗演变的主流。此外,南北士族在语言、称谓、婚姻、嫡庶、游艺等方面的习俗也有诸多差异。南北朝时期,尤其在江南,玄学、佛教、道教兴盛,儒学地位日益削弱,引起士族阶层在宗教、信仰、祭祀等方面的习俗发生了巨大变化。南北士族的生活特征和精神面貌不同,反映了南北士族的发展不同步,当南朝士族走向衰亡之际,北朝士族却显示出了较强的生命力。     

三国婚姻重视门第说商兑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动的历史时期.该时期的两晋南北朝时,中国历史舞台上活跃着一个特殊的统治阶层——士族.士族为了巩固自己的特权地位,严格士庶之分,在婚姻上最讲门第,所以前人在论及魏晋南北朝的婚姻时,几乎有一个相同的看法,即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视门阀的社会,婚姻最重视门第.日本人山川丽认为“魏晋南北朝时代在婚姻方面又最重视门阀等级.”瞿宣颖也强调“魏晋之际社会重视门第,故论婚姻必求高门,否则不为人所齿数也.”今人孙晓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婚娶重门第是婚姻生活的一个重要问题.”李晖在《古代婚恋杂谈》一书中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所发展,但并未进行理论概括,此外还有许多同类观点,不再—一罗列.如果说两晋南北朝社会上重视门阀等级内婚,我则完全同意.但上述看法似乎又告诉我们,三国时期在婚姻上也极重视门阀等级内婚,对于这一点,我则不敢苟同.通过对历史事实的研究,我认为,三国时期的婚姻并非极重视门第,门阀等级内婚仅仅处于萌芽阶段.魏晋南北朝婚姻极重视门第的提     

刘裕门第考

刘裕是南朝的第一个君主,中国历史上以统治大权完全由高级士族垄断著称的东晋王朝,就是被他推翻的。刘裕代表的是哪一种社会势力?刘裕代晋体现了什么历史规律?为了有助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本文试图探讨一下刘裕的出身、门第。赵翼说:“江左诸帝乃皆出自素族。宋武本丹徒京口里人,少时伐荻新洲,又尝负刁逵社钱被执,其寒贱可知也。”他所谓的素族,与“世族”对举,指的是庶族。从此说者至今史学界不乏其人。陈寅恪先生很早提出另一看法,主刘裕为“次等士族”,虽未专门论证,我以为是比较符合历史真实的,只不过如把“次等士族”改为“低级士族”,或许更准确一些。     

论曹操智囊团的形成及其历史作用

公元208年,曹操平定荆州,举行封赏宴会,擢拔荊州人士。王粲向曹操祝酒,颂扬他统一北方。王粲说: 方令袁绍起河北,仗大众,志兼天下,然好贤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规。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车即缮其甲卒,收其豪杰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汉,引其贤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此三王之举也。东汉地主阶级分为两个阶层,庶族地主多武将,士族地主多智士。东汉选举被士族地主所垄断,他们在政治上的号召力具有压倒的优势。士族在当时正处于上升发展阶段,亦为多     

从两汉社会的发展看士族门阀产生的根源

<正> 众所周知,士族门阀这一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萌生于东汉,形成于魏晋,至唐末方在历史舞台上消失,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七、八个世纪之久;士族门阀政治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上的基本特点,对社会诸方面起着重大影响。但是,士族门阀产生的根源何在,史学界却很少有人全面论及。我们认为,土族门阀是在两汉社会发展过程中孕育出来的。本文试就这一问题做以粗浅探讨。     

西晋士族的婚姻网络与交游活动——以太原士族为中心的考察

汉魏时期就为士族大姓的太原王氏宗族在西晋时期达到巅峰,由地方大姓上升为全国性的巨姓强宗,其中婚姻交结和士族间交游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因此形成了典型的交游网络。从太原士族这个缩影也可以洞察西晋时期整个士族阶层的发展动向:婚姻是士族交往的主要方式,士族的通婚范围随着时代的推移产生微妙而深远的变化,婚姻选择层面突破了同郡同州的地域限制,甚至扩展到皇族,显示出士族通过通婚实现权力伸张的政治诉求和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的利益追求。西晋时期士族的交游方式也呈现多样化、网络化趋势;同郡士人点题扶持、评论之风不减汉末清议;同郡甚至同宗士族之间不只相互合作,同时相互斗争;士人交游活动的范围扩大,甚至打破了民族限制,反映了当时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和社会关系的网络化。     

农村夫妻关系与家庭结构的变动

以湖北省J县J村为个案,以J村的离婚现象为具体分析对象,采用半结构与无结构访谈法,描述了农村离婚现象在J村的具体样态,就农村离婚现象的具体样态展开分析,对农村夫妻关系、婚姻市场、伦理、家庭结构变迁进行讨论。研究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打工大潮的兴起,婚姻市场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原有的小区域婚姻圈被全国婚姻圈所取代．而妇女在这种婚姻市场中占据了优势地位,这种结构性的变动反映在家庭结构的变动上就是大量离婚现象的出现。伴随越来越多的离婚现象的发生且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和理解,人们的家庭观念与伦理开始发生变化．核心家庭本位的观念也逐步为个体本位的观念所取代,而这种观念与伦理的变化又反过来再生产出家庭结构的变动,从而进一步加速了农村的离婚和夫妻关系的解体。     

两晋之际的南北成见——对陈寅恪先生“南北界限说”的补充

永嘉南渡,北来士族避乱江南。在此退后一步即为茫茫大海之地,北来士族面对异族进踞之中原,只能同江南士族携手。关于东晋的立国基础,陈寅恪先生认为,“北来士族与江东士族协力所建”。“南北界限比起夷夏界限,又微不足道了。”但南北成见在两晋之际并没有迅速消融,他们之间的分分合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地主世家和豪族形成的历史考察

在一部分史学著作中,把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主世家和豪族混同起来,称为“世家豪族”,或者视豪族为身分性地主,甚至将豪族同门阀加以联系,曰“豪强门阀”.这是值得商确的.地主世家和豪族,虽然从共性而言都是宗法封建性大地主,但以二者存在的个性而论则是地主阶级内部两个不同的阶层.这种区分之所以必要,不只是为了弄清阶层概念,更重要的是对这一时期的阶级结构、阶层关系和门阀统治以科学的分析,以及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封建性统治的发展和历史影响进行估量.本文对地主世家和豪族形成的历史略作考察,目的就是希望有助于这种分析和估量.     

陶侃与平定苏峻之乱

陶侃,字士行,出身吴地寒门,在东晋初年屡建功勋。特别是平定苏峻之乱,对挽救、巩固东晋政权起了很大作用,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粗浅探讨,以求教于史学界同仁。一公元四世纪初,司马睿建立的偏安江南的东晋政权矛盾重重。在外部是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对峙,即民族矛盾;内部存在着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南北士族地主之间的矛盾,寒门地主与士族地主之间的矛盾,中央与方镇、君与臣之间的矛盾,其中中央与方镇的矛盾对东晋初年的政局影响尤大。东晋是既有外患,更有内忧。     

东晋南朝家族的分化与士族的衰落研究——以琅玡王氏为中心

士族的衰落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既要从宏观上考察,更要从微观上细究。从总体上来看,东晋,特别是南朝,侨姓士族的衰落是一种普遍现象,这是当时政治、经济、社会变革的结果。然而士族内部的分化与瓦解也是其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所谓士族内部的分化与瓦解是指士族各族之间,同族不同房支之间,同一房支不同家庭之间升降互有不同,衰落也有早晚之异,不能以郡望统而论之。     

唐宋词的历史文化阐释论纲

中唐至两宋是“庶族地主文化构型”逐渐崛起、终至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时期,词即是此新兴庶族地主文化的产物,并在兴起之初便很快走上了狭深的发展道路。而随着唐宋时期儒家思想的开始失坠,几至沦废替陵以及独尊地位的重新确立,词则走过了一段从兴起、繁盛到经过一番改造、修缮终至重获更大发展的曲折历程。     

试论国际婚姻的跨境阶级效果与性别化阶级结构——以韩国的国际婚姻为例

通过使用“跨境阶级效果”与“性别化阶级结构”新概念来剖析韩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趋增加的国际婚姻现象,就会发现：第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指数与该国男性和欠发达国家女性的国际婚姻比率成正比,而该国女性和欠发达国家男性的婚姻比率甚小。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国际婚姻过程中,跨境阶级效果与婚姻性别观念深层介入于此的缘故。第二,婚后女方随男方居住韩国时,因韩国保护本国男性国民为先的国籍政策,外国女性常受到家庭和社会文化上的阶级排斥,形成性别化阶级结构。     

近代华北农村家庭规模问题

本文认为近代华北农村家庭规模虽有缩小的趋势,但变化幅度不大。变化的原因不是农村工业化的结果,而是家庭土地占有关系缩小所致。家庭结构以主干家庭和直系家庭为主要形式,核心家庭居次要地位。传统学者以“大家庭”作为中国社会主要的家庭类型是有充分依据的,它符合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实际情况。文章从近代华北农村家庭的家庭周期、婚姻习俗、生育制度、居住模式等方面论证了这种结构类型产生的社会原因,认为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的各种风俗、制度关系密切,不能简单的以统计数据的大小确定它是“大家庭”还是“小家庭”。     

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社会背景探析

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虽然是一场文化运动,但是其目的并非单纯为改变当时的文风、文体,其更主要的用意在于以变革文风为契机,对魏晋以来的士族门阀制度、佛老大行其道而儒教衰落、中央集权不稳固等社会弊端进行革新,同时也是新兴庶族集团争取自身利益实现人生价值的举措。因此韩柳古文运动的背景除了古文文体自身发展的趋势之外,更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是中唐国家中兴、统一思想、加强中央集权、以及庶族地主集团争取既得利益的需要。通过对这一运动背景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说中唐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是依托于政治革新的,是中唐政治革新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