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续〕

(一)关于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和党性问题今年以来,史学界通过对三十年来的历史科学研究中的成就和挫折的总结,不少同志认为,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六年两次“史学革命”效果很坏,如果要革到底,史学就真正变成了“死学”。并且指出当时流行的一些口号本身就是错误的,如“以论带史”的提出,造成历史研究中教条主义倾向和任意曲解马列主义倾向,应该“论从史出”,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大量史料,从中引出带规律性的东西,才     

《清史与近代史论稿》简介

最近重庆出版社出版了江地教授的《清史与近代史论稿》。五十年代初,江地对捻军史领域的拓荒研究,引起中外史学界的重视.连年耕播,已出版有关专著四部.《论稿》则结集了作者明清史、太平天国史、捻军史、农民战争史和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论文。在选题上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其中或注重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的问题,或发掘向为研究者忽视的问题,是《论稿》的一个特色。《论太平天国时期的北方农民起义》首次把其中规模较大、影响全     

漫评史论结合

史家治史,从来就有一个史论关系问题。五十年代有人提出“以论带史”,结果发展成为“以论代史”,历史变成了没有实在内容的空谈。空谈毕竟不是历史,于是出现“论从史出”的主张。最后,一场动乱把“左倾”思想推向顶峰,不但“史”被扫荡净尽,“论”也变成了一片胡言乱语。史学被中断了十年。如     

超越“史”和“论”的二元对置——从当前状况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如何走出困境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在当代语境中激活历史文献——从克罗齐的一个命题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史论关系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从“诠释”走向“激活”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理论史对于理论而言意味着什么?——从《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写作看马克思如何处理史论关系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历史的沉思与沉思的历史——评张燕瑾《中国戏曲史论集》

张燕瑾先生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对中国戏剧史进行“历史的沉思” ,形成了沉思的历史———《中国戏曲史论集》 ,于 1995年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全书共 2 6篇文章 ,是一部研究型的戏剧史著作。我们从学术研究个性、学术研究方法与手段两个角度 ,仔细地审视张燕瑾先生《中国戏曲史论集》 ,就会发现它的特殊贡献。《中国戏曲史论集》第一个具有开拓性的理论价值是 ,作者具有鲜明的戏剧史意识 ,并用这种戏剧史意识去观照中国戏曲史上的问题 ,作出自己的判断 ,成一家之言。张燕瑾先生在《〈中国戏剧史〉序》一文中 ,在分析了剧本为一剧之…     

道与道统:《新五代史》的双重关照——《新五代史》史论与欧阳修的“三论”

受韩愈的影响,欧阳修《新五代史》有道和道统的双重关照.探讨《新五代史》史论与欧阳修的“三论”(“经论”、“史论”和“政论”)关系,可知“经论”体现了欧阳修对道与道统的基本认识,是《新五代史》史论阐发的义理根据;“史论”与《新五代史》史论直接相关,而《新五代史》成书较晚,其史论基本上可代表欧阳修的吏观;“政论”与《新五代史》史论相通,使《新五代史》体现了当世性.《新五代史》折射出欧阳修及其时代的学术和政治,也使欧阳修成为唐宋时期道和道统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人物,这些都超出了五代之外.     

论司马光《通鉴》史论的内容特点

司马光《通鉴》史论寓论于史，是《通鉴》全书的有机　组成部分。它的突出特点是，以“礼治”的思想为核心评论历史是非，以君臣为中心论述致　治之道，以“鉴古”“考今”为目的服务于社会现实，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评述史事。《通鉴　》从纪事到史论都围绕着取鉴“资治”的原则，但史论部分更直接地体现了司马光的思想观　点和撰史目的，是《通鉴》的点晴之笔。     

评《东北现代文学史论》

近年来,“重写文学史”的倾向和对地域文学研究的关注成为我国文学史研究领域的两道声势浩大的洪流。其中,由张毓茂任主编、高翔任副主编的《东北现代文学史论》(沈阳出版社1996年8月版,以下简称《史论》),即以新的结构、方法、资料和观点呈现出独到之处。《史论》选择了一种益于发挥论的优势的疏朗的结构。以论为逻辑起点预设,在内层结构上选择了以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以及文论为内容的版块组合,从而有效地阻断了来自时间序列的对论的干扰,拥有了自由度较大的空间。而后,在外层结构上,选择了依历史时序分期与创作实绩、作家论交织的叙述策略。如果说内层的结构设置有益于论的发挥,那么,外层的结构设置又增加了史的丰富,使得人们能够在史与论的交汇点上发现文学事件、作品的定位。前者奠定了全书结构疏朗有致的风格,后     

“五种生产方式”问题答客问

<正> 问:人类历史的发展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其低级阶段),这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半个多世纪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已成定论,为何你独持异议? 答:从1981年以来,我连续发表了《试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兼评五种生产方式说》、《再评五种生产方式说》、《论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在中国史学界关于社会经济形态问题的讨论中,似乎已“吹皱一池春水”。但我个人这里绝非风源。从50年代后期     

“按图索骥”与“庖丁解牛”——从历史哲学的角度谈船山史学思想的特色

在船山的两部著名史论尤其是《宋论》中,往往“以宋事影射明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人色彩,如“士气论”和“李纲论”等部分,都不徒是分析往事,而是蕴涵有作者本身之历史际遇和心灵体验。对于船山史学的这一特点,笔者认为,应从“思辨历史哲学”和“分析历史哲学”的分际加以考量。从船山的史论中可以看出,船山论史而尤重“设身处地”,是属于“庖丁解牛”而非“按图索骥”,与分析历史哲学有着诸多相通之处。     

关于世界通史的体系问题

(一)“我们需要包括中国史的世界史”不久以前,《光明日报》(1984年3月14日)发表了何兹全先生郑重呼吁《我们需要包括中国史的世界史》一文,对我国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中长期存在的一种无可讳言的缺点进行了分析,认为当前史学界的通病是一般“搞中国史的就不问世界史,搞世界史的很少搞中国史;这里面有辩证法所反对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倾向”,以致所谓     

“大顺农民革命政权”质疑——与顾诚同志商榷

<正> 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中所建政权的性质问题,是史学界长期争论的一项公案。顾诚同志在《论大顺农民革命政权》(《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一辑。引文不注出处者皆见此文)一文中说:“有的同志却根本否定历史上曾经有过农民政权,认为农民战争中建立的政权     

王夫之秦汉史论初探

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是中国传统史论的代表作,其中的秦汉史论集中概括了他对四百年秦汉历史的独特解释与评论,不乏对于历史问题深刻的发现、精辟的见解和史学方法的卓越启示,较典型地反映了王夫之的历史哲学意识和历史评论模式。虽然其中个别警策的论断已为治史者广泛引用,但从整体上估价王夫之的秦汉史论,全面分析继承其合理成果,仍是未曾展开的课题。近来反思史学遗产、弘扬史学优秀传统已日益成为史界共识,本文正是将王夫之的秦汉史论作为传统史学遗产的典型个案,从秦汉断代史和史学论的双重视角作初步审视。秦汉史论是《读通鉴论》这部评史巨著的主体内     

《光绪评传》浅议

<正> 近年史学界通过拨乱反正,对戊戌维新运动的史料和史论方面的研究都有突破性的进展.光绪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引人争议的皇帝,是“百日维新”的主角人物,很有研究价值.孙孝恩同志的《光绪评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是多年来见到的第一本全面研究光绪的专著.书中使用大量资料,     

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

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出现直至建国前后,史学界存在着“农民动力论”,“片面反封建”等倾向。尤其是1958年提出的“史学革命”,进一步搞乱了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问题。60年代初开始的关于“历史主义”的论战,批评了对历史上农民战争领袖的觉悟程度估计过高,对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采取简单否定的偏差,形成了第一次理论突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关于“历史动力”问题的讨论,对以前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占支配地位的“反攻倒算论”予以否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对“让步政策论”的否定的否定,形成第二次理论突破。近年来,一些同志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等传统说法展开讨论,实现了唯物史观对伦理史观的克服和超越,形成第三次理论突破。     

当代儒学研究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反思

当代儒学研究在历史主义价值取向下突出表现为“就史论史”、“以论带史”和“论从史出”三种史论模式。在对儒学的诸种“历史解读”中,历史主义的研究立场并不直接指向儒学理论的原创性生成和发展,“创造性的解释学”依然有其自身限定的问题视界和儒学知识论域。当代儒学研究在解读目的和研究方法论上,应当力图超越简单的“照着讲”和“接着讲”,而是要在“对着讲”的全球文明视阈和现实问题批判中发展当代儒学,以直接“面向问题自身”的理论立场和知识勇气推动当代儒学原创性理论的生成。     

我国关于世界历史的新理论

吴于瑾先生在1990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世界历史”的总论,提出了目前我国世界史学界的新理论: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应分三个形态,即原始无阶级社会、阶级社会(奴隶制、封建制、资木主义制)、高级无阶级社会(社会主义制、共产主义制).传统的“五阶段论”以阶级斗争为主导,把“亚细亚社会”称为原始公社制,把古代社会称为奴隶制.“三形态论”从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出发,认为“亚细亚社会”不专指原始社会,而是指在东方存在的自然经济社会.亚细亚生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