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认识

根据修订后的新刑法第九十三条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有关规定 ,结合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 ,国家机关人员应包括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工作人员和“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国家工作人员两部分 ,其本质特征就在于“从事公务” ,因此 ,“利用职务之便”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客观构成的本质要件 ,也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与普通犯罪的根本区别所在。     

基层组织工作人员涉农职务犯罪的法律适用

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的涉农职务犯罪主体应该包括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村党支部工作人员和村经济合作社工作人员。基于＂从事公务＂的标准,可以区别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工作人员构成贪污贿赂类犯罪还是其他类型犯罪,并进一步解决管辖冲突。     

国家工作人员概念之再诠释

国家工作人员是刑法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其本质特征是从事公务,其范围的划定应以行为人是否从事公务而定。     

“委派”人员职务犯罪的司法适用

追究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委派人员的刑事责任首先要界定其范围,可以从形式和实质要件两方面确定委派人员的适格性,形式要件指委派人员接受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委任,实质要件指委派人员从事公务,委派和从事公务是委派人员的根本属性,司法实践中认定是否从事公务对于判断委派人员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具有重要意义。     

对期权受贿概念与特征的重新解读

期权受贿是期权腐败在刑法学上的反映,期权腐败是期权受贿在犯罪学上的根源。我国学者关于期权腐败的概念的研究有四种不同的层次。通过对“期权”涵义的再解读,期权腐败包括职前腐败与职后腐败两种情况。通过对期权腐败行为的具体分析认为期权受贿指将要担任国家工作人员或其他从事公务的人,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在担任国家工作人员或者从事该项公务后,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或者曾经担任国家工作人员或其他从事公务的人,担任公职或者从事公务期间,受他人请托,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其离职或者结束公务之后向请托人索取、非法收受财物的行为。其在主体及客观方面具有显著的特殊性。     

刑法第93条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问题探讨

本文分四个方面探讨了刑法第93条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问题:一是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二是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三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四是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认定问题探析

国有企业改制后的国有控股公司、企业以及国有参股公司、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在身份上如何认定,始终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一般情况下,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认定,可以从所在公司、企业的性质、委派的主体以及是否从事公务三个方面判断。但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使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在处理国有控股公司、企业以及国有参股公司、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问题时已明显滞后,建议通过扩大委派主体的范围、取消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差别来实现刑法的平等保护,以解决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认定上的难题。     

村官职务犯罪现状、成因分析及对策

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公务活动的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村官)职务犯罪成高发趋势,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极易引发群体上访.要从根本上解决村官职务犯罪问题,应当从加快新农村建设、加大大学生村官下乡力度等方面人手,实行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刑法上“公务”含义的若干问题研究

刑法理论及司法实务对刑法上公务的含义迄今仍存在一些争议,刑法上公务的含义应当限制在刑法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内。在中国刑事立法中,集体事务不属于现行刑法中的公务;国有企业内国家公务的范围,原则上被国有企业聘为高管层的人员从事的高管工作属于国家公务;直接从事生产、运输、勤杂服务劳动的工人岗位的工作不属于国家公务;对于邮政工作人员实施的现行刑法第253条第2款的行为,应当分别情况处理。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职务犯罪问题研究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是团结带领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骨干力量,但是最近几年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情况日趋严重并呈上升趋势。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文化水平不高、法制观念淡薄、民主意识薄弱、群众意识不强等特点容易导致其实施职务犯罪。我们应当提高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素质,以达到预防和减少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实施职务犯罪的目的。     

论贪污罪的特征

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或者其他受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盗窃、骗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目前贪污罪发案较多,危害较大,必须严厉打击。本文拟就贪污罪的特征发表一些浅见。一、贪污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或者其他受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由此可以把贪污罪的主体分为三类。     

论贪污贿赂犯罪中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之限定

我国刑法将国有单位的工作人员不加区分地认为是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将国有单位区分为从事经营性质的单位与从事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性质的单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经营性质单位的人员的职务活动应为业务活动,不应纳入贪污贿赂犯罪的调查范围.     

论职务犯罪的概念和本质

本文首先分析了职务犯罪的特征,论述了有关职务犯罪的概念;详细地分析了职务犯罪与经济犯罪的异同,认为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都具有职务犯罪与经济犯罪的双重性质,贿赂罪属于职务犯罪,而不属经济犯罪;随后探讨了职务犯罪的本质问题,论述了传统的职务犯罪的客体——“侵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已不能反映职务犯罪的本质,职务犯罪的本质应当是“侵犯国家管理公务的职能和声誉”。     

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本质论

在刑法规定渎职罪主体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前提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渎职罪主体的适用问题做出了扩大性的立法解释,这实质上是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外延做了广义的解释.外延的变化必然影响到内涵的界定,关于渎职罪主体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本质论也需刷新,即应坚持以具备资格为前提,以拥有职责和职权为基础,以职务名义从事国家管理、公共管理和社会管理等公务为核心的三位一体的"新公务论".     

论职务犯罪的概念和本质

本文首先分析了职务犯罪的特征,论述了有关职务犯罪的概念;详细地分析了职务犯罪与经济犯罪的异同,认为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都具有职务犯罪与经济犯罪的双重性质,贿赂罪属于职务犯罪,而不属经济把罪;随后探讨了职务犯罪的本质问题,论述了传统的职务犯罪的客体——“侵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已不能反映职务犯罪的本质,职务犯罪的本质应当是“侵犯国家管理公务的职能和声誉”。     

职务犯罪的共犯形态论

职务犯罪是困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腐败现象最极端的表现,而职务犯罪中的共同犯罪社会危害性更大。本文提出职务犯罪中共同犯罪的概念及其特征,进而将职务犯罪中的共同犯罪划分为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构成的共同犯罪和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构成的共同犯罪两种类型,并指出职务犯罪中的共同犯罪人按“国家工作人员所构成的职务犯罪性质定罪处罚”的处断原则。     

套取基于业务活动而经手的单位财物之定性研究

套取基于业务活动而经手的单位财物之行为应定性为职务侵占罪。确定罪名应依据实行行为中的手段行为而非处分赃物的行为，对财物是否本单位财物应做实质上的理解，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不宜做随意的扩大解释。     

论贪污罪主体的适用

犯罪主体（即犯罪的构成要件之一）是指实施犯罪并且承担刑事责任的人。贪污犯罪的主体是犯罪主体中的一种特殊主体。立法规定必须是同家工作人员。根据刑法第83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是指一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1982年3月8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规定：“本决定所称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在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各级行政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军队、国营企业、国家事业机构工作的人员，以及其他各种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关于规定追究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刑事责任的…     

村级职务犯罪刑事规制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村级自治权力结构表现出经济改革驱动、党的统一领导、与政府关联密切等特征,其中发生的腐败现象也具有复杂性.因此采取广义视角即包括国家公务和非国家公务的职务概念研究村级职务犯罪.村级职务犯罪刑事规制的困境包括:职务认定和罪名定性存在模糊和混乱、本罪及关联犯罪的规制存在空白和漏洞、刑事处理中存在相对失衡等.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村级职务犯罪刑事规制的协调统一原则、惩罚和预防并重原则以及健全乡村治理体系与实现程序法治原则.完善村级职务犯罪刑事规制的对策包括:进一步规范对村级职务犯罪的司法适用;完善刑事立法及相关罪刑体系;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完善村民自治等.     

记者受贿与索贿的定性问题探讨

记者的采访或报道具有公务特点,应当归入＂国有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因而记者可以成为受贿罪主体。在司法实践中,有不少记者索贿案件是按敲诈勒索罪定罪判刑的。当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记者,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向被批评报道的单位索取财物,更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但是对冒充记者而索贿的,则可以界定为敲诈勒索罪。＂非国有事业单位＂与＂企业法人＂中的记者受贿、索贿,应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