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刘备形象“似伪”效果原因探析

《三国演义》中刘备形象的内涵是丰富的、多重的,体现了作为人民群众在苦难现实中对于仁德政治和圣君贤相的向往与渴求。罗贯中选择刘备并大力弘扬其"长厚"、"仁义"的品质有着深刻的原因。在正史《三国志》的基础上,作者按照民众期待及个人政治理想,对刘备形象进行加工、润饰。过分的夸张导致了刘备的言行确有许多"似伪"之处,但是达到"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的效果并不是作者的初衷。无论是"欲显刘备长厚"还是最终达到了"似伪"的效果,都与史料的多样化、民众对人物的高期待、作者创作理念的"醇儒"化以及《三国演义》的文体性质这几个原因密不可分。     

爱哭善哭的刘备

爱哭善哭的刘备《三国演义》的作者较好地运用了“哭”来表现刘备的性格和人格。刘备以哭著称。《三国演义》大约写了十次之多。第一、二次是见到赵云，因爱其才，未能为用，分别之际，牵手而位。第三次是因张飞为失刘备眷属，愧不欲生，拔剑自刎之际，被刘备夺下剑来，掷...     

刘备:反讽叙事的不朽典型

《三国演义》一反《三国志》尊曹抑刘的写法，置刘备于小说叙事结构的中心位置，但作品所予他的一些美德如忠义宽仁长厚等却常常因刘备的着意张扬与夸大而不可信。对此，人们很难断定这是小说的成功之处抑或相反。鲁迅显然是持否定意见，他有一经典性评价：“欲显刘备之长厚而近伪”①，并认为是写法上的失误。时贤也大多如此立论，认为由于历史上并未曾有过宽仁长厚的刘备，而作者因要表达其社会政治理想和伦理理想，在缺乏历史材料和现实基础的条件下，过分美化和夸张刘备的仁厚忠义，因而显得苍白。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三国演义》的实际…     

刘备形象侧论

“刘备的江山——哭出来的。”这个歌后语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三国演义》中刘备形象的一个总结．也是对作者塑造人物的艺术方法的生动而又得体的概括。作者确实抓住“哭”这一细节,写活了刘备。在《三国演义》前85回里,作者描写刘备的哭就有近20处之多,里面有真情的哭．有虚曲的哭,也有狡诈的哭。作品通过刘备一次又一次的哭．逐渐地丰满了这个形象。可以说．刘备的哭,哭出了性格,哭活了人物。     

仁君的营造与作者的无奈——刘备论

罗贯中创作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继承了以往民间传说、话本、戏曲与某些史书中早已形成的尊刘贬曹的传统观念,把蜀汉当作全书矛盾的主导方面,把刘、关、张当作小说的中心人物。特别是刘备,作者渲染、夸张,甚至是虚构了他的种种仁德义举,竭力使他的一言一行符合儒家传统道德的审美规范。然而,历史上的刘备毕竟是一位枭雄,毕竟是由一位贩履织席之徒白手起家而夺取了三分之一的天下。他三十多年的浴血奋战经历,远远不是儒家忠义仁爱所能涵盖得了的。罗贯中极力要把刘备推上儒家理想的仁君宝座,于是,作品就出现了一种捉襟见肘的牵强,而刘备这个人物身上则出现了二律背反的特性:作品中处处体现     

谈谈《三国演义》(《中国小说史稿》选登)

《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及其作者《三国演义》是在长期群众创作的基础上由文人作家最后加工成书的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六百年来,它在民间一直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曹操、刘备、关羽,诸葛亮等人物形象,桃园结义、三顾茅庐、草船借箭、空城计等故事,可以说几乎家喻户晓。《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中比较早的杰出的作品,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典历史小说的高度成就,开始了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新阶段。     

“主公”称谓考

“主公”称谓始见于东汉末年历史记录,以《三国志》及裴松之注所引史籍最为集中。就现有资料看,早期“主公”称谓又仅见于《蜀书》及裴注。而《三国志》所见“主公”称谓似乎仅用以指代刘备一人。刘备部属相互言谈称刘备为“主公”,与刘备对话时也往往当面直称“主公”。通过这一现象,有助于理解刘备集团中君臣“相契”的情形。“主公”与“公”之称谓,其意义其实是十分接近的。后世“主公”称谓的使用渐次增多。《三国演义》中“主公”称谓使用频率甚高,指代对象先后凡25人。被尊称为“主公”者,在刘备集团中竟有关羽。《三国演义》中可见“主公”和“主人”对应的例证,而刘备夫人被赵云称作“主母”,也是反映社会称谓体现复杂社会关系的现象。     

试论儒学的人文精神对刘备人格的渗透

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以儒学的人文精神为参照体系来观照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120回毛本)中的人物刘备,把刘备的理想伦理人格的本体理解定位为儒学的人文精神的体现,并以此为研究对象,尝试分析其中蕴含的文化心理及其现实意义。     

“后刘备时代”蜀汉政权政治遗产清理

刘备去世后的蜀汉政权存续时期可称为＂后刘备时代＂。以刘备精神内化作为政治动力、以＂兴复汉室＂作为政治旗帜,体现了＂后刘备时代＂蜀汉政权的基本特征。刘备去世后给蜀汉政权留下了沉重的政治遗产。鉴于刘备在认识和实践上对于规划先霸业政权继而指向王业政权的蜀汉政权开辟道路的最高战略纲领——《隆中对》的理性考量不足,成为蜀汉政权衰势命运走向的直接主观原因。     

漫话《三国演义》中的"桃园弟兄"

金人瑞认为《三国演义》独特的艺术成就是尊蜀汉为正统,三国人才奇绝,指出曹操是奸雄,严诛乱臣贼子,他将《三国演义》和《春秋》等量齐观.《三国演义》贯穿着正统思想,与曹操对立到底,对"爱民如子"的人一意表扬.蜀汉集团为共同的奋斗目标相结合,被称为"桃园弟兄",是为人民所拥护的、正义的、团结的、战斗的、胜利的政治集团.刘、关、张三人自结拜后,历经生死患难,践行桃园誓言,信守桃园大义."桃园弟兄"应增加诸葛亮和赵云,赵云武艺高强且极知大体,怀揣忠信大义,领会人民疾苦.诸葛亮被列为桃园集团核心成员,扮演军师形象,善于"将将"且"忠贞报国".桃园集团战无不胜的主要原因是发挥了集体主义精神.《三国演义》的主题是"桃园"思想,正面人物是"桃园"人物,中心故事是"桃园"故事.桃园故事体现人民的优秀品质、中国文学的传统,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醇儒"化: 刘备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大异其貌之文化成因

历史上的刘备是一个充满王霸气质的“枭雄”,但作为文学形象,刘备则“有德”而平庸,缺乏文学感染力。这个人物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的大异其貌,恰恰是作者在中国古代文化“重伦理”的儒家精神的深刻影响之下不断“醇儒”化的结果。《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成为某种抽象道德观念的化身,极大地损害了作品的艺术真实性。     

论《三国演义》中的空幻意识

《三国演义》描写的是魏蜀吴三国鼎立 ,以魏国胜利、蜀吴失败而告终的历史悲剧。作者罗贯中以刘蜀为汉家正统 ,把道德理想与人格理想都寄托于匡扶汉室的刘蜀集团身上。这种历史道德化的创作动机 ,却遭到了历史法则的无情嘲弄。他的“拥刘反曹”的历史观 ,因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而陷入困惑之中 ;他的道德理想与人格理想 ,也随着传统的价值体系的失落而破灭。小说留给读者的 ,只是“是非成败转头空”的幻灭 ,和“古今多少事都付谈笑中”的慨叹。这就是《三国演义》耐人寻味之处     

从董卓形象的塑造看《三国演义》的评价系统

在东汉政坛上 ,董卓堪称是翻云覆雨 ,炙手可热的一代枭雄 ,而在《三国演义》中 ,他则被塑造成一个被彻底否定的人物形象。由此可以见出 ,《三国演义》的人物塑造体现了作者崇德尚智的价值取向、民族文化的优越意识和儒道合一的美学理想 ,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认识价值的人物评价系统     

蜀汉政权重要官员的地域构成及变化--兼议诸葛亮的"贵和"精神

刘备蜀汉政权的统治基础,由荆州、"东州"和益州土著三大政治集团组成.为巩固政权,刘备和诸葛亮对这三支政治力量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以荆州士人集团为依靠,极力笼络"东州"人士,使二者融为一体,成为政权的组织基础;对益州人士,则笼络利用和戒备打击兼而用之.从而达到有效控制益州的目的.蜀汉政权的具体构成,完全服从于刘备、诸葛亮制定的基本组织原则.作为蜀汉政权组织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诸葛亮在具体的人士安排上,表现出"用士惟诚,国事惟和"的"贵和"的思想和道德准则.这一方针的长期坚持,保证了蜀汉政权长时期的稳定和安宁.     

从桃园结义透视蜀汉的悲剧命运

《三国演义》中蜀汉的败亡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与道德的矛盾冲突造成 ,具体而言 ,就是道德原则代替政治原则 ,蜀汉主要人物身上狭隘的“义”的道德观念严重影响到他们的政治行为。桃园结义事件已暗示出蜀汉最后命运的悲剧性     

人生永恒的真诀——《禅真逸史》

《禅真逸史》作为《金瓶梅》之后诞生的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其性质归类虽多有歧异,但其核心主旨却在借南北朝后期至隋唐之际的社会背景,以虚拟化的手法,曲折反映作者对理想人生的独特见解。主角人物林时茂由儒及佛、由佛及道、再由道而儒、儒而佛道,其经历的人生四个历程,恰构成中国传统封建知识分子一个完整的生命追求历程和心灵演变史。书中对杜伏威、薛举、张善相三个历史人物的改塑,既是服务于作者这一思想理念,更与作者有意融合《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大奇书为一体的创作风格密切相关。其世情描摹的生动真切,更使其书在艺术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三国蜀汉政权国号“汉”考论

三国分魏、蜀、吴,其中魏、吴是国号,但蜀不是国号,而是地域号。《三国志》陈寿开始正式用地域名称"蜀"代称刘备建立政权的国号"汉",以与建都长安的西汉王朝以及建都洛阳的东汉王朝区别,但在行文中仍然保留不少反映蜀汉政权国号"汉"的记载。裴松之的注、《三国演义》也保留一定数量的记载,后人对"汉"作为蜀汉政权国号进行了研讨。     

论《三国演义》的思维方式——兼及《三国演义》的研究方法

本文认为,《三国演义》的创作吸取了三国故事在民间流传过程中所渗透的人民群众的道德理想和程朱理学伦理思想,从而形成了作品以伦理判断为主体的思维方式。从传统的伦理思想出发,《三国演义》通过三国时期各个政治集团之间伦理关系的描写,表达了当时人们对统治者的道德理想。同时,又揭示了伦理理想和封建社会黑暗现实之间的矛盾,并通过悲剧性的结局,以伦理思想为武器对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又对这种武器自身表现出极大的困惑。     

浅论诸葛亮从“隆中对”到北伐战略思想的得失

诸葛亮,这位青年时代栖身于山林的“村夫”,竟能在刘备拜访他的短暂时刻里筹划出一个统一中国的战略决策“隆中对”,不但倾倒了刘备,激发了这位汉室苗嫡图谋霸业的雄心活力,就是在今天,我们还为这一对策的远见喝采不已。诸葛亮由此取得了刘备的信赖,成为主宰刘备集团的中坚人物,而刘备死后,他实际是蜀汉政权的最高驾驭者。     

从蜀人对诸葛亮认识的转变看“郭冲五事”真伪

《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蜀记》载有郭冲所述诸葛亮隐没不闻于世的五事,裴松之认为五事皆为妄说,逐一驳斥。就刑法峻急一事而言,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刘备初入蜀地,诸葛亮使用严刑峻法治蜀,加之连年征战,蜀地人民的确苦不堪言。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执政时期蜀汉政权的统治政策已有所调整,蜀人对诸葛亮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不宜用后来善政的评价否认之前的严苛。蜀人相贺一事也反映出蜀人对蜀汉集团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而非一成不变,同样不宜用后来者的眼光看待。随着蜀汉统治政策的调整,蜀人对蜀汉集团及代表者诸葛亮的认识也在发生着变化,郭冲所述五事之一、四、五恰恰反映了这种变化,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不宜轻易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