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对“宋初三体”诗创作的影响

历来论者言及陶渊明在宋代的影响,多以梅尧臣始。然细察史料可知:梅尧臣前的宋初六十年,以"宋初三体"为代表之文人,就已开始接受陶渊明之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宋初三体"对陶渊明诗风和人格的不同解读,使宋初诗坛呈现丰富多彩的面貌,这为宋代乃至宋代以后的各朝诗歌稳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体而言:白体诗师法陶渊明之吏隐态度,提倡知足保和、洁身自高的"中隐"态度,在诗作中表现为言行不一;晚唐体学习其洁身自好、情趣高雅的隐士之风,以不恋尘俗的隐士形象追求"小隐"的境界,使心灵与行为合一;西昆体对陶渊明的偶尔标举,主要是一种附庸风雅,其欲兼得仕禄与隐名之投机心态,可称之为"大隐"。     

论我们时代的杂文同鲁迅式杂文的基本区别——兼论准确掌握我们时代的杂文的基调

在我国,杂文的传统源远流长,特别是“五四”以后,杂文经过鲁迅的倡导和身体力行,被公认是一种克敌制胜的有力武器,许多进步作家都曾运用这一武器进行战斗,从而使它深入人心,登上文学殿堂。鲁迅曾说:“我是爱读杂文的一个人,而且知道爱读杂文还不只我一个,因为它‘言之有物’。我还更乐观于杂文的开展,日见其斑烂。”当年鲁迅的预言,在今天已成为活生生的事实。可是,与杂文创作相比,对杂文的研究就显得非常不够,有关杂文创作的许多关键性问题,都缺乏应有的探讨;建国以来杂文的几起几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浙江是鲁迅的故乡,我们有责任继承和发扬鲁迅精神,更好地运用杂文这一武器来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此,本刊开辟“杂文研究”专栏,登载关于杂文的研究论文。我们希望国内杂文家和广大读者多多赐稿,结合现代特别是当代杂文创作的实际,就有关杂文创作的各种现实问题,如什么是杂文、杂文的功能、杂文创作的规律、现代和当代的杂文史等等,进行深入的探讨,其中也包括对现代、当代有影响的杂文家和杂文集的研究和评论。     

五大名窑 宋瓷荣光

正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单单提到这些名字,便足以令人仰望。宋代五大名窑,是中国漫长的陶瓷烧制史上最珍贵的瑰宝。从这些素雅、优美的瓷器中,可以窥见宋代文人社会的品位与气质。     

时代需要杂文——写在《杂文卷》出版之际

杂文,虽然不是“鸿篇巨著”,但也不是文学殿堂里的“小摆设”。从战国开始直至现在,历经两千多年,这短小精悍,文笔犀利,针砭时弊,抑恶扬善的杂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和其它文学“载体”一样,也占有一席之地。鲁迅是现代杂文的鼻祖,开拓了杂文的新领域。他所写的杂文,特別是后期的杂文,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均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二、三十年代和建国以后,杂文家以及一些作家继承     

清代宋诗选本的江南地域性

清代宋诗选本的地域性特征尤为明显，编选、校勘者多为江南人，辑撰、刊刻、流播地也多在江南，这不仅与江南丰裕的经济有关，还与其尚文好诗的诗性文化有关。江南宏富的私家藏书也为清人编撰宋诗选本提供了有力的文献支撑。     

《范石湖集》词语札记

《范石湖集》中有许多宋代出现的新词新义,《汉语大词典》、《宋语言词典》多有收录。但仍有一些用例,可以对《汉语大词典》的例证、释义、收词予以补正。     

宋刻本的价值及其特征

本文从宋刻本的价值及其特征入手,引用大量资料对其价值特征进行了比较详尽的阐述。从而提高了我们对宋刻本价值、特征的认识。     

宋代地方官学发达的原因和意义

宋代以“重儒右文”而号称于世。北宋期间便有庆历、熙丰、崇宁三大兴学运动,南宋虽曰偏安,然文教隆兴,痒序举措与修复则不绝史册,因此可以说,至宋代,中国地方官学已发展到一种新的历史水平。与宋以前的任何朝代相比较,宋代地方官学设学数量多,校舍建筑颇具规模,藏书楼普遍兴建,学生人数增加,教师管理制度初步建立,教学组织形式独具特色,建立了管理地方官学的专门行政机构,以学田为主的宋代地方官学经费来源多途。那么,宋代地方官学为什么会如此发达呢?其意义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论鲁迅杂文的抒情性

鲁迅的杂文不仅以理性的解剖令人深思,而且以感情的抒发荡人心魄。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鲁迅的杂文是抒情的散文诗。当然,这部分地表现为鲁迅的杂文是直接用散文诗的形式出现,但也不全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多数杂文有着浓郁的抒情笔调,渗透到杂文肌体内部的抒情气氛,因而具有内在的抒情美学特征。     

西夏对宋斗争策略刍议

西夏作为西北地区一支带有少数民族色彩的地方割据势力,在同北宋的斗争中逐渐地由弱变强,最终建立了西夏王国,与辽、北宋对峙.这与西夏前期统治者采取的正确的对宋斗争策略是分不开的.本文就这一问题做一概述.     

《宋史·礼志》史源述评

《宋史·礼志》的史源,前人虽多有论说,然均存在程度不一的不足。在《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官私记载与《宋史·礼志》比对分析的基础上,可以看出《宋史·礼志》的史源,很可能是《国史》、宋代官修《会要》《文献通考》等史料价值极高的官私著述。     

论“太史公曰”的春秋笔法

《史记》的“太史公曰”,乃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编者按”,也是十分精采的杂文。司马迁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杂文家。文章研究了“太史公曰”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太史公曰”中无时不在、无文不在的一个活跃着的“我”。写杂文不可无我。“我”,就是个性,就是风格,在“太史公曰”中经常出现的“余”,进一步强化了“曰”。“太史公曰”中的“春秋笔法”,是成熟的“杂文笔法”。司马迁敢于揭发汉代社会的黑暗,敢于批评皇帝,包括当代的汉武帝,用的是微言大义的曲笔,或采取指秦骂汉、指桑骂槐的手法。司马迁的杂文还经常运用“寓论断于序事”的方法,论断从序事获得依据,序事又借助于论断找到指明。司马迁用典操纵在已,运用自如,其组合之精妙,令人叹为观止。“太史公曰”是一把锋利无比的解剖刀,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晴,是一面光洁锃亮的镜子,是一支高吭嘹亮的小号。     

晚宋吕氏家族初探

南宋晚期,形成了以吕文德为首的武将家族——吕氏家族。这个家族包括吕文德及其兄弟、子侄和女婿。这个家族势力强大,多人身居南宋军政要职,握有很大的权力,并且通过朝廷赏赐、兼并土地、侵吞国家财产等方式攫取了大量财富,经济实力十分雄厚。而且这个家族多人长期在京湖地区任职,在该地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这个强盛家族形成的条件和原因是:宋政府的鼓励和提倡;激烈的战争环境;家族诸人较能作战;权相贾似道的支持等。     

大都杂剧的美学特征

“元曲”发展与时代特征如果进一步把它凝缩，从时间上划分可以前期杂剧为代表；从流行区域看，又可以大都杂剧为主体。而前期杂剧实际上是以大都及周边地区的兴盛发达为标志的，所以，大都杂剧体现了“元曲精神” ，……     

南宋孝宗与佛教

帝王对宗教的态度 ,是政教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上 ,南宋孝宗是个有名的尊崇佛教的皇帝 ,但对于宋孝宗如何尊崇佛教 ,较少有人作专门地、深入地分析研究 ,致使有关的认识停留在较浅的水平。本文试图通过对宋孝宗尊崇佛教的言论 ,通过他同佛教徒的交往 ,揭示宋孝宗的内心世界 ,揭示宋孝宗尊崇佛教的特征和实质 ,从一个侧面揭示宋代皇权同儒、释、道三教的关系及形成的格局 ,以推动宋代政教关系的深入研究。     

略论黎简的宗宋倾向及对宋诗派的影响

乾嘉时期的岭南诗人黎简,对道咸年间的宋诗派产生过不为众人知晓的影响。黎简在创作实践上宗法宋诗,其有关创作主张又与宋诗派理论的基本精神近似,这就是他间接影响宋诗派的前提。他通过自身与江浙诗人之间的交叉作用,最终使这种影响成为现实。他上承秀水派的钱载、下启其后贤钱仪吉等。通过这种流派的承传,黎简与宋诗派之间的关联得以发生与凸现,因此,黎简在这一诗体发展演变过程中的这种穿针引线的作用理应得到我们的体认与重视。     

鲁迅、周作人杂文比较论

<正> 在“五四”文学中,鲁迅、周作人兄弟二人被公认为“文坛双星”,享有崇高威望。抛却其他方面,仅就杂文创作而言,二人也都有卓越的贡献。如何评估二人杂文创作的成就?如何看待二人杂文创作的异同?远在鲁迅生前,已经成了中国文坛的热门话题之一。八十年代以来,随着鲁迅研究的空前深入和周作人研究的迅速开展,二周比较又一次为现代文学研究界所重视。众所周知,二周走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这个所谓“二周之谜”,也许可以在他们杂文的比较研究中得到解答。     

《诗经》讽体诗考释

《诗经》中的讽体诗总数约占305篇的1/4左右.这种体裁的诗作,在题材类型上,主要针对被“讽”对象所出现的人事处置失误、家事处置失误和国事处置失误的程度或进行正面引导、或直率劝阻、或强烈批判;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主要采用了夹叙夹议的方法,而在“议”这个层面又突出运用了“讽喻”、“谏诤”、“诘难”和“抨弹”四神表达方式,从而使“讽体诗”呈现出与《诗经》中“赋”、“比”、“兴”、“雅”、“颂”五体明显不同的思想艺术特色.从诗歌文学的发展看,《诗经》“讽体诗”的题材类型和主要艺术手法直接为以《离骚》、《九章》为代表的“楚辞”提供了范式.从讽体诗中得到文学以外的另一个重要信息是:西周王朝的创始者为减少和避免中央最高层出现言行和决策失误,一开始就在体制内设立了“谏官”制度,并建立了相应的政治机构和职位;而《诗经》中的“讽体诗”既为这种制度的确实存在提传了一种文献佐证,同时也以独特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内证了其本身正是这种制度的产物.     

皮场庙的源流

皮场庙建立在两宋都城中,其所祀皮场神在有宋一代不断被加封,官方确认的神迹故事也不断演变,神格不断上升。但皮场神的身份在宋代民间呈现多元化的解释,并在当地有着相当的重要性。宋以后,皮场神信仰衰落,在明代以后与明太祖设立的“剥皮实草”的皮场庙相混淆,其传说也流变为多种版本。在明清地方存在的诸多皮场庙中,除了少数可明确追溯到宋代.其他建立的时间不早于明代,但它们都一致将自身的谱系追溯到宋代,以抬高神格和建构神灵的久远历史。在皮场庙传说的流变中,分裂出了宋代与明代两种传统,而南北方皮场传说的主流也呈现出了显著的差异。     

戏拨琵琶窗下听 换羽移宫无限声——浅析明初政治与朱有杂剧的关系

元明易代,杂剧这种艺术形式由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日趋衰微,而南戏兴起。在杂剧不断萎缩的大背景下,明初藩王剧作家朱有燉以其丰富的杂剧作品独树一帜。他的作品类型明显,与他的经历紧密相关。作为藩王,他有闲情逸致,有经济实力来写赏花庆寿剧。同样作为藩王,残酷的宫廷斗争又使他不得不借杂剧作品韬晦表忠。本文将以朱有燉的《神后山秋狝得驺虞》一剧为例分析明初政治环境如何造就了这位藩王的杂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