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熊安生的礼记学及其经学史意义（上）

熊安生是继王肃之后,在南北朝时期的礼学传承和《礼记》疏解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学家,身居北朝,与南朝的皇侃以“三礼学”并鸣。唐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对熊安生《礼记义疏》的文句有相当程度的选取和保留,并有所评判。熊安生对《礼记》的解说和诠释,既显现出对郑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又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色,而且很多内容成为孔颖达《礼记正义》不能不加的引述和必要的参考依据。那么,诸如沿袭郑注而有所引申、提出不同于郑义的解说、称引纬书及其郑玄注以为己说、称引其他经书与典籍以解义等方面,就成为熊安生礼记学的突出特点。另外从孔颖达《礼记正义》当中大量的评议以及后世学者的关注和评价,也可以看到熊安生礼记学的经学史价值所在。     

《礼记》来源新论

对《礼记》的来源,目前学术界的看法仍不一致:或日戴圣纂辑,或谓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或言成书于西汉,或云成书于东汉。且具体说法又各个不同,迄今无定论。文章通过对相关史料及学人们观点的梳理分析,认为孟卿已有一基本传本,至后仓该本已基本定型,小戴的《礼记》,即来自后仓之《礼记》。     

王肃的礼记学及其后世影响

王肃作为继东汉卢植和郑玄之后出现的礼学家,以其《礼记注》和《圣证论》中与郑玄有所不同的礼学观点,从而成为独自名家的一派,其礼记学著述及学说的传播与传承,对后世礼学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从集中在诸多礼学问题上王肃与郑玄的认识和理解的不同,以及历经唐宋元明清乃至近代的后世学者对王肃礼记学的各种观点的肯定与否,既呈现出传统经典学术传承中的时代性异同与特点,也表明在唐人标树的“礼是郑学”之外,还有值得后人关注和探析的别样的礼学观点及其学术价值意义所在。     

《左传》、《礼记》“礼制”合异考

"春秋三传"惟《左传》最善于"礼"。《左传》中记录了大量行于春秋时期的礼制实例,故前人研究先秦礼制,多将其与礼书互证。《礼记》作为"三礼"之一,亦包含了纷繁复杂的先秦礼制。通过对《左传》与《礼记》中"礼制"的合异探析及举例论证,可以帮助我们明确哪些礼制是属于春秋时期或更早之前的周礼,哪些又是随着时代发展而改变的"变礼",甚至于是后儒"整齐划一""增饰附益"的理想礼制。     

《礼记》成语中的礼文化试探

《礼记》是一部阐发礼义的妙语集萃,语言精练,其中许多经典语句已转化为成语。《礼记》中的成语虽在其篇目中分布不均,但其数量可观,《礼记》中蕴藏的礼文化通过成语这一特殊载体得以延续至今。通过《礼记》中这些体现礼文化的成语,我们既能了解先人对礼的认识,以及先人在生活中对礼的践行,也能汲取其中的精神力量,丰富精神生活。     

北朝熊安生的礼记学及其经学史意义（下）

熊安生是继王肃之后,在南北朝时期的礼学传承和《礼记》疏解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学家,身居北朝,与南朝的皇侃以“三礼学”并鸣。唐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对熊安生《礼记义疏》的文句有相当程度的选取和保留,并有所评判。熊安生对《礼记》的解说和诠释,既显现出对郑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又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色,而且很多内容成为孔颖达《礼记正义》不能不加以引述和必要的参考依据。那么,诸如沿袭郑注而有所引申、提出不同于郑义的解说、称引纬书及其郑玄注以为己说、称引其他经书与典籍以解义等方面,就成为熊安生礼记学的突出特点。另外从孔颖达《礼记正义》当中大量的评议以及后世学者的关注和评价,也可以看到熊安生礼记学的经学史价值所在。     

《大戴礼记补注》的解经方法与思想价值

清代学者孔广森的《大戴礼记补注》,是清代《大戴礼记》最重要的新疏之一。其解经方法集中在广收异本、校勘文字,读破假借、释义简明,考辨史实、详解制度等三方面,为《大戴礼记》提供了简明易读的读本。其思想成就则体现在"缘情制礼,上下不援"的礼制观、"外内合一,勿虑难治"的修养观、"进贤退不肖,损益因时"的治国观、"阴阳化成,质疑灾异"的自然观四方面,特别是开启了清代礼学"以礼代理"转折的先河。     

朱熹《家礼》祠堂礼制的宗法制思想

朱熹《家礼》祠堂礼制的宗法制思想突出,要义有三:第一,祭祖制度.《家礼》祭至高祖的四时祭法以及冬至、立春、季秋三祭的规定,与程颐的观点一致.《家礼》大宗与小宗的祭祀秩序及宗族结构,与《礼记》别子宗法类似.第二,宗子之法."大夫不夺宗"可为《家礼》坚持选立嫡长子的宗子法提供理论支撑.受科举制影响,张载、程颐认为选立宗子更应偏重贤能、仕宦,并以"诸侯夺宗,圣庶夺嫡"作为礼制依据.宗子法的不同是其他人与《家礼》设想的宗族稳定社会秩序的不同作用方式的体现.第三,支子的祭祀权利.以王懋竑《家礼考误》为线索,《家礼》比《礼记》在重宗的前提下扩大了支子在代数、场所两个方面的祭祀权利.     

《礼记·学记》中歧义断句的语法视角考证

《礼记·学记》中的“大学之教”部分,各家在断句和注解方面都存在歧见。对于任何文献而言,其语言必定刻有其所处时代的烙印,对其作语言层面的分析不能离开其所处历史时期的语言面貌。据此,以《礼记》、《孟子》和《春秋繁露》为语料,结合《礼记·学记》的内容和篇章结构特点对该句作出重新标注,可使各家的对错得失得到一个较为公正的评判。     

论孔颖达的《丧服》制度礼文诠释

唐代以后,《丧服》制度及其礼文诠释进入一个集成式发展阶段,颇具超越前代、重构新局的宏大气概,孔颖达《礼记正义》便极具代表性.考察《曾子问》《丧服小记》诸篇相关诠释可见,孔颖达《礼记正义》继承并发展了两汉魏晋南北朝《丧服》学诠释的众多成就,无论是诠释涉略面、诠释理路、诠释体式的选择,还是对此前各家经文诠释纷争见解的选择,都彰显出礼文诠释的独到之处.在《丧服》制度及其礼文的诠释过程中,孔颖达持有自己的诠释出发点和《丧服》制度弘旨观;在疏通申解《丧服》制度礼文及其郑《注》的过程中,他又继承延续并创新性地发展了前人诠释焦点、诠释方法等方面成果,形成一整套独具个性化的诠释理念、诠释方法与诠释特色,对唐代乃至此后《丧服》学的诠释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宋均生平著述考论

~~宋均生平著述考论@李梅训$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山东济南,250014~~~~~~~~     

魏晋经学的演变

儒家经学在魏晋时期发生演变,而其传统地位在黄河流域仍得以继续.汉魏之际,汉学衰而郑学盛;魏晋之际,王学出而郑学衰.魏石经的刊刻,是魏晋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随着西晋王朝的覆亡,王学亦为后人所弃,但儒学传统仍在中原地区继续传承.     

郑玄《尚书》训诂的谶纬化

郑玄是汉学的总结性人物,其《尚书》训诂,是东汉《尚书》学之代表。郑玄《尚书》训诂,融古文、今文、谶纬于一体,是两汉《尚书》学谶纬化范围扩大的最好例证。通过郑玄,我们可以知道,古今文《尚书》学的对立并不妨碍双方对谶纬的吸收,谶纬在郑玄手中变成整合古今文《尚书》学的桥梁。     

丝绸之路陇右南道甘肃东段的形成与变迁—丝绸之路陇右南道研究之一

丝绸之路陇右南道形成于春秋时期,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获得初步发展。西汉时期,在原有西行道路的基础上,开辟了一条经张川、秦安、静宁、通渭、定西、榆中至兰州西固渡黄河通青海或河西的官道,称为陇右南道东段北线。东汉以后,随着行政中心南移、沿线人口减少和自然环境的劣化以及畜牧经济的发展,北线逐渐衰落,而经清水、天水、甘谷、陇西、渭源、临洮、临夏入青海的南线秦州路逐渐成为西行主干道。至唐代、北宋,陇右南道甘肃东段南线更加繁荣。但由于受区域政治形势的影响,唐代陇右南道东段北线与南线个别路段走向发生了改变。北宋以后,陇右南道秦州路趋于衰落,逐渐被由关中西入平凉,翻越六盘山至隆德、静宁、会宁,再翻越华家岭,经定西至兰州的新线路取代。     

晋宋齐涪陵郡废置及属州考

西晋仍置涪陵郡后,由于涪陵郡本身置废不一和诸家史地志书记述不清,晋宋齐时期涪陵郡废置与属州问题成了后人不太清楚的问题,以至于后来学者认为三峡地区的涪陵郡在西晋后期因被少数民族首领控制而废罢,到南北朝的齐朝时才复置;西晋到齐,涪陵郡都属于梁州。这是不正确的。实际情况是东晋、南宋仍设置涪陵郡,西晋后期到齐朝,涪陵郡均属于益州     

《汉武故事》作者与成书时代辨析

自唐代始，班固、王俭为《汉武故事》作者两说并行，然两说均难以成立。自宋以来，刘弇等据《故事》中“今上元延”之语断定其作者为西汉成帝时人，此说亦非；盖“今上元延”之谓乃《故事》抄引前人著作原文的遗迹。从《故事》中“汉有六七之厄”、“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和潘岳《西征赋》化引《故事》典故等情况综合分析，《故事》的成书时代应在东汉献帝时期，其作者是一位看到汉家气数已尽、对汉家江山仍有些许留恋的文人，而非亲曹派的文人。     

魏了翁《周礼折衷》经学特点探析

《周礼》是宋人争议颇多的一部经典。本文主要分析宋末大儒魏了翁《周礼折衷》的经学特点:魏了翁对《周礼》抱持尊重的态度,认为此书本完整,传世本的残缺是流传过程中造成的,而《周礼》见疑于后世的主要原因在于汉儒解经的分歧与失误;对代表汉唐《周礼》学权威的郑玄《周礼注》,魏了翁既肯定其学术价值,又进行了有的放矢地批驳;对于宋代《周礼》学代表作王安石的《周官新义》,魏了翁一方面肯定其学术价值,另一方面则批评王安石阿附郑《注》,未能领会《周礼》所蕴先王政治精髓,导致变法误国。这些特点展示了魏了翁的《周礼》学观点。       

略述郑玄校勘《三礼》所遵循的原则

《三礼》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异文。东汉末年的郑玄在为《三礼》作注的同时,也对这些异文作了校勘和取舍。其取舍异文主要遵循以下几项原则,即：字义贴切的原则,习用易晓的原则,合理的原则,符合规范的原则,不轻改字的原则（在《仪礼》中则为存古字的原则）。郑玄校注《三礼》的目的,是为使经义得到准确表述,而又明白易晓,且于每一字之取舍,既考虑其用之于此是否合理,又考虑其字是否符合规范,同时竭力保存古字古义,以期尽量恢复礼书初本之面貌。因此经过郑玄校注的《三礼》能够成为当时最好的本子,且一直流传至今,而其校勘《三礼》所遵循原则,也可为今人从事古籍整理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论《诗经·王风》的地域、时代与诗旨

自汉代《毛诗》及郑玄起至现当代多数学者 ,均确认《王风》为王城洛阳一带东周时期的诗歌。本文则肯定《王风》为王畿之诗 ,创作时期为西周宣王至东周平王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