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框架下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相关问题思考——基于河西走廊各民族移民定居后的发展实践

生态文明建设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实现的目标。在生态文明建设总目标之下,少数民族社会传统发展模式不同程度地呈现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河西走廊在中西方文化互通历史上形成多民族交流交往和交融的重要场域,同时也是中国北方重要的多元生态聚合区域,资源丰富性、经济后发性与生态脆弱性并存。在生态文明建设框架下对河西走廊民族社会发展相关问题展开深入分析与思考,是厘清生态文明与发展要求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推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重要路径。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文明意蕴

社会发展观与社会文明观具有必然的本质的联系.从社会系统结构、社会文明结构、社会评价结构内在统一的视觉看,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文明意蕴和本质要求在于：在物质层面上,正确处理人与物的关系,坚持生产力尺度,建设物质文明;在精神层面上,正确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坚持人的发展尺度,建设精神文明;在制度层面上,正确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坚持制度尺度,建设制度文明;在生态层面上,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坚持环境尺度,建设生态文明.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渊源、核心内涵及时代价值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积极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并取得了重大成果，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是在这一实践中所取得的重大思想理论成果。这一思想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作为直接的理论来源，是同中国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结合，是建立在历代共产党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实践基础之上的重大成果。这一思想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生等多个方面，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思想体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为世界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极大的时代价值。     

制度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基本走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以制度文明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观.邓小平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制度建设思想,以民主法治为重点的政治制度建设思想,奠定了我国制度文明的基础.江泽民与胡锦涛的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思想发展了邓小平的文明观,强调了制度安排的配套和制度结构的合理.在和谐社会制度建设中,制度的规范性、有效性、可操作性是重点,同时要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政治效益,这是社会和谐、国家持久发展的保证.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关照的两类基础性问题

生态文明建设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我们的社会应当以何种方式运行的价值判断。一个生态文明的社会是我们所期望的社会的一种发展形态。要实现这样一种社会发展形态,需要在实践上处理好两类基础性的问题,这两类基础性问题共同构成了生态文明实践及实现程度的基础。第一类基础性问题是关于社会的生态化发展的生态学基础问题。社会的生态化发展意味着生态学的思想、原理或规律应当是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必须遵循的科学前提,它构成了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定性和内在尺度。第二类基础性问题是在现实的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各种反生态的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问题,对这类问题的明确有助于我们发现现实的社会与生态学的科学规定性之间存在的差距。这类问题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正常运行构成了程度不同的消极影响。此外,对于第二类基础性问题的提出依赖于我们对第一类基础性问题认识和把握的程度,也即第一类基础性问题构成了我们判断第二类基础性问题的参照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美丽中国建设的原创性贡献

美丽中国建设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时代意义的重大实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下,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作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美丽中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目标,开创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牢固生态基础,擘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图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筹美丽中国建设全局,提出和践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厚植美丽中国建设理论根基,坚持和发展“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唯物史观,激发美丽中国建设的历史主动精神；创新和应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理”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坚持系统观念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开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境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的生态价值观、生态生产力观、生态民生观、绿色发展观,打通了美丽中国建设“两山”生态价值转换通道、拓宽了美丽中国建设的生产力实践空间、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激发了美丽中国建设新动能、拓展了绿色化低碳化高质量发展新空间,充分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魅力和实践伟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与实践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代领导集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为指导,根据不同时期国内外形势,探索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并进行了积极实践。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历史过程,从植树造林到环境保护为基本国策、从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到可持续发展、从可持续发展到科学发展、从科学发展再到绿色发展。本文从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位、建设内容、途径方式三个方面重点阐述了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发展与实践所取得的成就。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系的学理性阐释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融科学性、整体性与逻辑性于一体的思想体系,推进这一思想体系的学理性研究,揭示其结构体系与发展方式,对深入理解和全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具有重大意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着完整严谨的“原点—原则—原理”的学理性结构。基于“社会人”假设的“人民性”是这一思想的“原点”,围绕人民的主体地位,明确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若干“原则”,在“原点”“原则”的基础上,构建起“原理”体系。结合时代发展,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强大力量。     

构建和谐社会与建设社会文明

社会文明是社会和谐的表现和直接结果.社会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一起组成社会整体文明系统.社会文明的基本内涵包括社会关系文明、社会行为文明、社会制度文明、社会结构文明等.建设社会文明与构建和谐社会是内在统一的,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我们要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推进社会文明建设.     

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人民情怀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显著的人民情怀特质,蕴含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文明建设为人民,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渴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凝聚人民智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有利于增强人民的理论自信,有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有利于满足人民高水平环保要求,有利于促进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与多边合作。     

探赜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

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以及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而来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想。遵循其生态整体观的独特理论旨趣,它批判了资本主义对生态环境的残酷迫害,赞扬了中国道家思想中包含的生态文明理念与中国领导人的积极生态文明实践,从而指出了当今中国才是最有可能实现生态文明的地方。     

论胡锦涛的社会保障思想

胡锦涛社会保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在社会保障的发展前提、适度发展原则、价值取向以及实践理性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理论的基本精神,又对时代发展作出了科学回应,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充分体现了科学性、实践性、时代性与创新性的高度统一。     

论邓小平的社会工程思想

邓小平在探索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过程中形成了系统完整的社会工程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模式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完成了社会工程的目标设计问题;通过社会改革的路径选择、方法设计和操作逻辑等实践探索,回答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及完成了社会工程的过程设计问题。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设计和过程设计构成了邓小平社会工程思想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动力机制及其演变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创造的实际需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因和重要推动力量;各种有效驱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构造要素的有机组合,事实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动力机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动力机制经历了由社会创造结构论——社会创造主体论——社会创造功能论的历史演变。     

胡锦涛社会公正思想刍议

胡锦涛社会公正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公正思想,吸取了古今中外众多哲学家、政治家关于社会公正的研究成果,具体表现在许多大政方针之中,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新农村建设以及和谐世界构想。胡锦涛社会公正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既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客观需要。     

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社会的文化透视

五四时期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纷繁庞杂的文化思潮的比较和选择中脱颖而出,成功地融入当时的中国社会,其中文化要素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是中国文化的弱宗教性及其包容性为马克思主义的成功融入提供了前提性思想条件;二是得益于马克思主义本身适应了当时中国秩序与文化的双重需求;三是归因于当时世界文明新趋向与中俄两国历史文化相似性的推动。     

杨昌济“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中的“合冶”思想述论

20世纪初,面对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趋势,杨昌济开始了融合中西文明,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尝试,提出了“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的“合冶”思想。杨昌济的“合冶”思想是以王夫之哲学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旁及朱子百家、宋明理学和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来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一哲学体系主要包括,融合中西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本体论”;引进西方哲学中的“自我实现”说,来诠释王夫之哲学中的“造命论”;引进培根认识论中实验科学,来改造王夫之哲学的“知行观”;比较中印哲学,吸取佛学精华等具体内容。杨昌济提出的对东西两洋之文明的“舍冶”思想及具体的重建工作,为青年毛泽东形成“先中后西,先内后外”、对中西文化有选择吸收的文化观,并为他后来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供了思想借鉴和思想起点,也是毛泽东后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源泉。     

毛泽东邓小平社会管理思想之比较

毛泽东和邓小平社会管理思想是历史环境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时代产物,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代表了历史发展的两个进程。在管理哲学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坚持与发展,深刻揭示了我国社会管理活动的性质和规律;在管理理论上,通过对社会管理基本构成要素的界定,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管理的科学内涵;在管理实践上,通过对不同历史条件下社会管理模式和社会管理体制的选择与践行,探究了中国特色社会管理方式。正确认识和把握毛泽东和邓小平社会管理思想之间的关系,对于新时期社会管理工作的加强与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工程

社会工程的特点是其所建构的是某种社会模式或社会关系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社会工程具有科学指导与价值导向作用,社会工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又具有重要的影响。为了推动社会工程实践的健康发展,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社会工程的指导作用。     

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动力思想述论

邓小平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时,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全面的阐述,形成了系统的理论观点,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强大精神动力的新命题。学习、研究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动力思想的基本内容,充分发挥精神动力作用,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高综合国力,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