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瑶山石牌制度析

金秀瑶族自治县位于广西中部偏东。北面与荔浦、鹿寨县为界、东面与蒙山县相邻,南部与平南、桂平、武宣县交接,西面与象州县毗连。境内崇山峻岭,林深繁茂,故亦称大瑶山。大瑶山境域,历代均为封建统治者“分而治之”。东、西、南部分在唐代永隆以前,分属龚(今平南)、蒙(今蒙山)、象(今象州)三州。永隆以后至五代时属思唐州(《唐书》地理志)。宋初属思明州(《太平寰宇记》)。后井入平南县(《奥地广志》)。北部(今金秀、三角)则为荔浦县及修仁县所管。明代为大藤峡地区范围,清朝初年,整个大瑶山境域进一步分割,分属于沿山周围各州县管辖,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国民党反动派在金秀设立警备区署,一九四二年以后改组为金秀设治局。但大瑶山在行政上仍分属周围修     

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几个问题

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是获取研究资料的最基本途径,是当代民族学研究的基础.了解和把握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发展历程、当代意义,探究与关注民族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创新及其伦理问题,有助于保证田野调查质量,有助于民族学学术规范化和民族学学科的蓬勃发展.     

金秀大瑶山瑶族“点火把”婚俗

对偶婚是一种以感情为主的不稳定、不牢固的婚姻关系。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它有不同表现形式。建国前,金秀大瑶山五个瑶族集团都有婚外情现象,而以茶山瑶、坳瑶和花蓝瑶较为突出,主要形式有“点火把”、“爬楼”和“找同年”。所谓“点火把”,是公开的婚外性自由,男女婚后度完蜜月即可以另找情人,妻子可以公开约情夫到家中留宿。因为情夫夜间是点着火把来的,故名“点火把”。这是公开的情人关系。金秀大瑶山茶山瑶的“点火把”与云南省宁蒗县永宁一带的纳西族的阿注婚有很大的区别。     

“大瑶山”调查与费孝通文化思想——纪念费孝通先生“大瑶山”调查八十周年暨逝世十周年

<正>1935年金秋,一对风华正茂的青年学者,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前往遥远的广西大瑶山做社会调查,这就是在中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界广为人知的费孝通与王同惠的故事。当他们完成花篮瑶、坳瑶的调查后,12月16日从居住的下古陈村向茶山瑶地区转移时,却发生了一死一伤的悲剧。大瑶山的不幸遭遇,成了费孝通人生中一个"打不醒的噩梦"。王同惠的壮烈牺牲,留给费孝通终身的痛楚,也促使费孝通坚定不移地     

中国民族研究的识异与求同

中国古代文献关于不同民族的记载,其由来非常古远.以近代学科形态出现.则1902年梁任公《新史学》、1906年《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及1922年《中国历史研究法》已越来越明确民族史在中国史学中的地位.民族学自19世纪中叶在欧美形成学科,1903年,林纾、魏易即将德国哈伯兰(Michael Haberlandt)的民族学由英译本译成中文,书名《人种学》,交北京大学堂书局出版.中国正式使用民族学的名称从1926年蔡子民先生发表《说民族学》到现在也有70年.当前,在中国大陆,将研究民族问题诸学科,统称为民族研究,已成为一个包括民族史、民族学、民族语言学、民族问题理论、民族经济等诸多学科的学术部门.     

应用的民族学与人类学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几千年来,中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了辉煌的中国文明,并使之绵延不绝;同时,中国也是一个具有丰厚的民族学与人类学遗产的国家,漫长历史过程中的资料积累以及中国的传统学术,今天仍然强烈地影响着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建设。但是,民族学与人类学作为近代科学,终归是在上个世纪中叶的欧洲产生并逐步得以确立的,当本世纪初,民族学与人类学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学、民俗学等现代社会科学作为“舶来品”传入中国时,她们便作为向西方寻找真理并用以改造中国社会的尝试的一部分,而被载入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史册之中。民族学与人类学作为应用科学,在其引入中国之后迄今约6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与它们的实际应用息息相关。民族学与人类学在中国的遭遇与发展,也都只能从它们的实际应用的轨迹之中去求得理解。     

巴蜀文化的一些特色——第一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结束致辞

2011年8月18日至8月27日,由蒋经国学术交流基金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共同主办、四川大学合办(历史文化学院承办)的第一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巴蜀文化在四川成都举行。这是一项由台北中研院黄进兴院士、四川大学罗志田教授和中研院史语所李孝悌教授共同主持的学术计划,旨在透过实际的田野考察和文献解读,使学员对巴蜀地域所表现的中国文化有现场的体认,并促进两岸青年文史学人深入而密集的知识交流与激荡。研习营师资阵容以中研院史语所和四川大学为主,并请到成都蔡氏中医馆、美国堪萨斯大学、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襄助,讲座内容丰富,学员的实地田野考察从远古的三星堆文化到当代的成都茶馆,晚间则有专职助教指导研读相关的文献资料并展开讨论。这里刊发的是罗志田教授在最后综合讨论中的发言。     

中国民族学学会学科建设研讨会在延边召开

中国民族学学会于1991年7月5日至9日,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召开学科建设研讨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教授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与会学者围绕如何搞好民族学学科建设这一中心议题,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关于民族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任务。民族学界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主张“大民族学”(或称“广义民族学”),认为凡有关民族方面的研究都属于民族学,有的同志主张“小民族学” (或称“狭义民族学”)。在这次会议上,有的同志认为,在国家尚未正式将民族学列为一级学科之前,要把民族学研究领域扩大到“广义民族学”的范围,是不会被某些同志接受的。为此,建议此次会议不必讨论大小民族学问题,而暂时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提出的研究范围,来讨论民族学体系。     

王亥时期商族的婚姻形态

通过对古文献的考察 ,参之以民族学材料 ,可以得知王亥时期商族的婚姻形态处于对偶婚的居妇家制向一夫一妻制———父系外婚制的过渡阶段     

民族学——民族发展繁荣之学

<正> “民族”这个词是1899年梁启超从日文引进的,再过4年,即1903年,林纾、魏易将英人罗维(R·H·Lowie)的ETHNOGRAPHY译成汉文,是西方民族学传入中国之始;到1926年,蔡元培先生发表《说民族学》,首次定名为“民族学”,距“民族”一词的传入不过27年。辛亥革命后,民族一词被广泛运用,成为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旗帜,民族学作为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边缘学科,开始跻入社会科学。这段历史说明了一个事实:民族一词和民族学是在同一时期传入中国的。1929年,杨贤江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译成汉文在上海出版,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从此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共产党的     

孙中山与上海关系新论

孙中山相关研究成果多、起点高、难度大。但或许因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战斗几乎都发生在以广州为中心的南中国地区,学界对上海这个通商大埠之于孙中山关系的研究一直以来乏人问津。以上海为入口,走进孙中山的世界,从城市史研究的角度重新审视孙中山,审视这一对近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一人一城之间的关系模式,实属必要。     

20世纪前半期杨成志西南民族研究述论

西南民族调查与研究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学术的一大热点,杨成志从1928年的滇川调查开始,致力于西南民族研究,两度出洋留学考察,博采欧美学术,并以中山大学为依托,训练出一批研究西南民族的杰出人才,中山大学因而成为西南民族研究的重镇,杨成志也成为西南民族调查与研究的先驱。     

孙中山行政法思想研究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行政法文化建设的第一人。他以其"民权"理论为基础,主张民权与政府权力的平衡,明确提出法治政府建设理论,强调治吏,重视行政监察制度。他在多方面行政法理论问题所作的探索,对中国近现代行政法制度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     

孙中山对共产国际“土地革命”战略的态度析论

以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为基础,共产国际为中国革命制定了以"分配土地"来发动农民参加革命的"土地革命"的战略设想。在国共合作背景下,一再敦促孙中山国民党以最激进的方式贯彻土地法令。孙中山拒绝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坚持以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改良方案来解决中国的农民土地问题。孙中山还认为共产国际的立即分配土地的指示在策略上有欠妥当,不符合中国实际,因而难以成功。同时,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不赞同剥夺财产,不赞成用马克思主义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三代共产党领导人论孙中山

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首的三代共产党领导人 ,都把自己看作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 ,认为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是联系海峡两岸及海内外华人的强大精神纽带 ,是推动 2 0世纪中国发生巨变的历史伟人。三代共产党人对孙中山的评价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尊重历史的辨证法 ,也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继承发展孙中山事业的不同历史内涵     

知行两相难:史禄国云南调查事件探析

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在中国早期人类学史上充当了要角。1928年,他奉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派,率队赴云南调查罗罗。这是中国首次有组织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但史禄国惧险,仅留在昆明作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调查,其表现引起中山大学同人的不满与质问,从而放弃了对他的聘作,因此他改为由中央研究院单独聘任。此事牵涉的并非仅仅是人事纠葛问题,更揭示了民国学人当时对诸如民俗学、人类学等新学科的认识存在个体差异。尽管许多学人的治学观念已有所转变,但在具体实行时,仍然难以摆脱自身固有知识的牵绊,导致学术认知与实作两难的境况。     

孙中山土地观渊源探析

约翰·穆勒和亨利·乔治的土地税思想是孙中山"平均地权"土地观的直接来源。约翰.穆勒和亨利.乔治认为造成社会分化和经济畸形的主要原因是土地私有和土地市场投机炒作。他们提出用征收土地税的方法来实现土地收益权的公有化,进而达到遏制土地市场炒作以实现经济健康发展的目的。探析约翰·穆勒和亨利·乔治的土地税思想,对于深入理解孙中山的土地观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我国当前规范土地市场也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论孙中山晚年农民土地思想——以共产国际和苏共的解密档案为中心

苏联解体后解密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孙中山的农民土地思想,是研究孙中山农民土地思想的重要视角。档案显示:孙中山晚年认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基础,但农民尚没有很好的组织和力量,难以对抗地主民团。孙中山也完全不同意共产国际提出的"分配地主土地给农民"的激进土地革命政策,而是坚持以税收和赎买来消除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中的不公正现象。     

论孙中山与重庆辛亥革命的关系

孙中山的思想对重庆辛亥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加快了重庆革命青年的成长进程。在孙中山的指导下,重庆的资产阶级革命蓬勃开展。辛亥革命在重庆的实践表明,孙中山对重庆革命党人的影响深远,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简论戴季陶的治边思想

戴季陶长期重视和关注边疆问题,曾亲身参与一系列的边疆治理活动,对边疆问题提出了不少具有启发意义的见解。他从中国国情和自身经历出发,根据边疆的情况和国民党统治的需要,将孙中山思想加以改造并糅合到自己主张里,从而形成了较具特色的治边思想。其治边思想内涵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军事等各方面内容。同时,其治边主张考虑到中国国情与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将中国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及边疆现状与其治边策略相结合,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此外,戴季陶还十分注意总结历史经验,在吸取历代王朝治边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治边主张,使其治边思想根植于深厚的历史基础之上。